商朝人特别信神，文武百官对武丁的话不敢不信，但是朝上之人竟无人知这傅说是何人。他们便问武丁那位贤士相貌如何，武丁便把傅说的长相讲了一遍，手下人赶忙到各地百姓中寻找去了。
不久，有人告诉商王武丁说，在傅岩有个奴隶叫傅说。武丁忙派自己的侍从去察看，果然和武丁说的一摸一样，便给他解开绳索，把他带到了宫中。
武丁听说傅说来了，急忙迎上前去，大声喊道：“不错！这就是我梦见的那位贤士。”
于是派人给傅说脱掉奴隶的衣服，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并当即宣布解除他奴隶的身份，拜他为相。
傅说仅有了三年的时间，就帮助武丁将商朝治理的井井有条，商朝逐渐兴盛起来。
武丁求才，可谓是处心积虑、用心良苦，他用自己的智慧换来了傅说的相助。事实证明，他的苦心是值得的，正是因为有了傅说的帮助，商朝才更快地强大起来，人才在一个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真是太大了。
历史上有些人对于贤者的追求几乎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便是把“人才为本”的理念表现到了极致。
刘备的祖先是西汉的宗室，此后家世没落，到了刘备这一代便以织席做鞋为生。刘备胸怀大志，恰遇东汉末年，各地割据称雄，统一天下成了他最远大的理想。刘备深知，欲称雄于乱世，两样东西必不可少，一是地盘，二是须有能人相助。
起初，刘备没有固定的地盘，没有多少兵马，而是四处奔命，寄人篱下。为了摆脱这种窘境，他四处访求贤才，希望能找个有智谋的人来辅佐自己。
刘备得知诸葛亮是个人才，就很想见到诸葛亮，为表示诚意，他冒着严寒，亲自到隆中去拜请。
第一次恰巧诸葛亮外出。不久，刘备又和关羽、张飞冒着大风雪第二次去请。不料诸葛亮又出外闲游去了。张飞本不愿意再来，见诸葛亮不在家，就催着要回去。刘备只得留下一封信，表达自己对诸葛亮的敬佩和请他出来帮助自己挽救国家危险局面的意思。
过了一些时候，刘备斋戒三日，准备再去请诸葛亮。关羽说诸葛亮也许是徒有一个虚名，未必有真才实学，不用去了。张飞也主张由他一个人去叫，如他不来，就用绳子把他捆来。
刘备把张飞责备了一顿，又第三次访诸葛亮。这次，诸葛亮正在睡觉。刘备不敢惊动他，一直站到诸葛亮自己醒来，才谦恭的向他请教治国之道。
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打动，决定出山辅佐他。在他的茅庐中，他将天下大势，向刘备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并提出了实现统一的战略思想，这就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得到诸葛亮的帮助，势力马上发展起来。
刘备爱惜人才，打天下更是主张人才为本的观点。得到能人相助后，他能始终礼贤下士、放心而用之，这使他往往能够事半功倍，也使蜀国迅速发展成当时的三强之一。
一个有才能的人，对于国家来说可谓是举足轻重，智慧而贤能的良臣能够救国家于危难之中，而那些庸才只会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唐玄宗深明其理，他就是位视人才为财富的贤君。
唐朝时，姚崇文章写得好，在文臣中可谓出类拔萃，玄宗决定拜他为相。
开元元年十月，玄宗正式宣布任命姚崇为宰相，但是姚崇却并不拜谢。到了晚上，姚崇跪拜在玄宗的面前，对玄宗说：“我想建议十件大事，如果陛下对这十件事不能实行，那我也就不敢接受任命。”
接着，姚崇说：“这十件事分别是：一、实行仁政；二、几十年不求边功；三、不许宦官干预政事；四、杜绝非正式的入仕途径；五、确立法纲纪网；六、严禁贿赂风气；七、停止建造寺观宫殿；八、要以礼法对待大臣；九、允许直言谏诤；十、限制后妃、外戚干政。”
姚崇的这十条建议是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一整套施政纲领。玄宗对这些建议大加赞赏，也更坚定了他重用姚崇的决心。在玄宗的支持下，姚崇开始了拨乱反正、振兴唐朝的伟大变革，开启了辉煌的“开元之治”。
玄宗对姚崇极其信任，放手任用。有一次，姚崇为了一件小事而前去向玄宗请示，玄宗却仰视殿顶，充耳不闻。姚崇不知其故，忐忑的退下堂去。
一旁的大臣问玄宗其中的原由，玄宗说：“我委托姚崇处理政事，大事理当共议，小事岂有必要一一相烦。”
姚崇这才明白了玄宗的良苦用心，从此大刀阔斧、当机立断，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他的整治下，朝中充满了开明的风气。玄宗把姚崇的功绩都看在眼里，他深信“以人为本，事半功倍”的道理，因此对姚崇非常的礼待。每次姚崇进宫议政，玄宗总是起立相迎，离开时也是送到殿门。
玄宗对人才的重用最终取得了成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元初期政治逐步清明，“十事要说”逐一得到了实现，由此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历史性篇章。
人才是国家发展的动力，他们或是精于兵法，或是深谙治国之术，又或是擅长社交，他们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为国家和百姓创造着财富。
对于一个国君来说，人才比自己的宝座和江山都重要，没有了人才，一切皆是空，皇位必不长久，江山必不能永固。善于使用人才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人才为本才能事半功倍！
权修第三
[原文]
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一“权修第三”
[译文]
凡是治理人民的，就要使男人没有邪僻的行为，使女人没有淫乱的事情。要使男人不做邪事，必须靠教育。要女人不行淫乱，必须靠训诲。教训形成了风气，刑罚就会减少。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走正道。要求人民走正道，小的邪恶就不能不禁止。因为小邪恶是产生大邪恶的根源，小邪恶不禁止，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礼。要求人民有礼，对小礼就不能不重视。国家不重视小礼，想要老百姓能行大礼，是不可能的。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义。要求人民有义，小义就不可不实行。国家不实行小义，想要老百姓能行大义，是不可能的。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廉。要求人民有廉，对于小廉就不可不加以培植。国家不培植小廉，想要老百姓能行大廉，是不可能的。
凡是治理人民的，都要求人民有耻。要求人民有耻，对于小耻就不可不加以修养。国家不修养小耻，想要老百姓能行大耻，是不可能的。
凡是治理人民，就该要求人民重视小礼，实行小义，培植小廉，养成小耻，禁止小邪，这才是训练人民的办法。使人民能注重小礼，实行小义，培植小廉，养成小耻，禁止小邪，为治理人民的根本。
[实例应用与分析]
管理百姓要从小处着手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为管子对治理人民的分析与策略，说明人们的一切“大”恶与“大”礼皆由“小”而形成，“要求人民走正道，小的邪恶就不能不禁止。因为小邪恶是产生大邪恶的根源，小邪恶不禁止，想要大邪恶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
因而，“凡是治理人民，就该要求人民重视小礼，实行小义，培植小廉，养成小耻，禁止小邪，这才是训练人民的办法”，一切都由小做起，这样也就决定了大局。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管理百姓要从小处着手”。
管子说的对，一切“大”皆由“小”发展而成，小恶能形成大恶，小礼能形成大礼，如果能在治理人民的时候重视“小”，那么，也就决定了大局。官者在管理百姓的时候，要本着这个原则，从小处着手，把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解决了，那么，大的隐患也就消除了。把小事情处理好了，大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
小事情往往能反映出大问题，关键是看一个人做事细不细心。愚公巧谏齐桓公的故事就表现了管仲的细心之处。
齐桓公很喜欢打猎。有一天，他外出打猎时看到一只梅花鹿正在低头吃草，于是就拉弓搭箭向梅花鹿射去，但是没射到，梅花鹿受到惊吓，疯狂逃跑。齐桓公紧追不舍，追着追着，追到一个山谷里。梅花鹿不见了，齐桓公却迷路了。
齐桓公正在着急之时，看见一个老翁走了过来。齐桓公便向他问道：“老人家，这个山谷叫什么名字？”
老翁说：“这个山谷叫做愚公之谷。”
齐桓公觉得很有意思，又问他说：“为什么叫做愚公之谷呢？”
老翁答道：“因为我叫愚公，它是用我的名字来命名的。”
齐桓公不解地问道：“看老人家仪表堂堂，并不愚蠢啊，为什么管自己叫愚公呢？”
老翁微微一笑，给他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原来喂养了一头母牛，母牛生了一头小牛，小牛长大后，我把它卖掉，用这笔钱买了一头小马驹。一个年轻人看我放牧一头母牛，后边还跟着匹马驹，就强词夺理地说那匹马是他的，说是我偷了他的马。我说：“这是我的马，你怎么说是你的呢？”年轻人说：“你前面牵着一头牛，后面跟着一匹马，试问牛怎么会生出马来呢？是你偷了我的马。”说完便把马牵走了。
乡亲们听说这件事以后，都认为我很愚蠢，小马驹被别人抢走了，为什么不去向官府告状？这不是愚蠢是什么？于是，乡亲们都管我叫愚公。因为我从小就住在这个山谷里，因此乡亲们就把这个山谷命名为愚公之谷。
齐桓公听后对老翁说道：“老人家你确实有点愚蠢，你为什么就把马白白的给了他呢？”
愚公也不向他解释什么，只是摆了摆手，然后给桓公指了一条回到京城的路。齐桓公告别了老翁，回到了都城。
第二天早朝的时候，齐桓公把这件事讲给相国管仲听。管仲听完后，严肃地整理好衣服，拜了两拜说：“这是我管仲的过失啊。假如在唐尧时代，咎繇当法官，哪里会发生强抢人家马驹子的事情呢？那个时代里，就算发生了像这位老人遇上的粗暴行为，老翁也一定不会给啊。这位老翁知道今天司法不公正，所以才会乖乖地让别人夺去他的马而不告状啊！让我回去整顿一下政事，使司法公正，保护百姓，严惩恶人。”
管仲听出了愚公的弦外之音，也就通过这件小事发现了大问题。为官者管理百姓，就应该从这些身边事做起，否则，和喊空口号而没有实际行动就没什么区别了。
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如果深究起来，可能会很严重。为官者做事时，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应深思熟虑、斟酌再三。一旦小事处理不好，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春秋时期，有一次齐国和鲁国之间发生了矛盾，齐国准备攻打鲁国，而齐军的必经之地就是鲁国的单父。
单父的老百姓对子宓说：“麦子已经成熟了，请让当地的民众快点收割吧！这样既不资助敌人，又可增加粮食。”
虽然多次请求，宓子都没有同意。过了不久，齐军打了过来，并将麦子全部割走了。
季孙是鲁国的执政官，这件事让他很生气，于是便责备宓子当初不让百姓收割，宓子不慌不忙地说：“今年的麦子没有收到，来年还可以再种。但是，如果因为有敌人来侵犯就让不种地的人也得到收获，那老百姓就会盼着敌人来侵犯了。单父一年麦子的收成，不会太严重地影响鲁国的经济，可是如果老百姓产生了非分之想、侥幸之心，那么就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季孙这才恍然大悟，他对手下说：“我真想找个地洞钻下去，叫我怎么好意思再见宓子呢？”
民心是很重要的，扰乱了民心就会扰乱一个国家的秩序。只有稳定了民心，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而稳定民心的策略便是从小处着手，只有从细微处感化百姓，从细节上加以约束，民心才能真正的被笼络在统治者手中。
管理百姓要从小处着手，要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只有管理者做出表率，才能上行下效，形成良好的风气。另外，管理者还需勤奋，只有勤勤恳恳地做事，百姓的疾苦才能时刻洞察于心，真正做到想百姓之所想，忧百姓之所忧。
晋朝名臣陶侃就时刻严以律己，做事从不马虎。他分内的事，没有一样不用心的。凭着踏实肯干，他步步高升，成了封疆大吏，镇守一方。
陶侃统兵在外时，军务繁重，千头万绪，他忙而不乱，从未疏漏一事。他常对人说：“大禹是个圣人，也不浪费一寸光阴，我们作为一般人，又怎敢空度时日，不勤于做事呢？只要牢记为百姓做事的价值所在，做任何事就都不会烦了。”
对于朝廷的公文和亲朋的书信，陶侃都要亲自作答。陶侃的手下想为他分忧，愿意代劳，陶侃都拒绝了，他说：“自己的事，一定要自己解决。一个人若贪图安逸，凡事借助他人，他自己就懒惰了，这便是失败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