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银行团成立以后，美国财团首先倡议对一战后的中国财政给予贷款援助，第一笔紧急贷款的数量为500万美元。在不理会艾迪士抗议的情况下，贷款谈判在纽约举行了。这使艾迪士对于美国攫夺新银行团领导权的担心更为强烈。汇丰银行没有能够参与到这笔贷款之中，但艾迪士却得到了意料之外的补偿：北京和上海的中国学生联合会给他拍的电报中指出，对他不参与贷款给中国军阀政府的行为给予充分地肯定，虽然中国学联拍这样的一封电报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而并不是真的对英国政府和英国财团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抱有任何的幻想。由于贷款担保没有落实和中国国内的政治情势的变化，这笔贷款最终还是胎死腹中。
美国财团在任命史蒂文斯为驻北京的全权代表之后，新银行团的事情被搞得一塌糊涂。史蒂文斯经常对英国代表出言不逊，但他并没有英国人老谋深算。在签署一份英美财团之间的联合文件时，史蒂文斯想抢在前面签，英国财团的代表希利尔（EGHillier）却争辩说：应按照新银行团纽约协议的署名顺序来签，英国应该在第一位，这个先例是不可以更改的。最后史蒂文斯虽然进行了抗议，但还是把他的大名签到了后面。
虽然中国当局一方面对新银行团的宗旨也进行了攻击，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想寻求新银行团的支持。1924年12月，北洋段祺瑞政府邀见汇丰银行驻北京代表艾伦（ACAllen），对已故的希利尔说了一番好话，并希望汇丰能够支持他的政府。会见结束后，段祺瑞还亲自将客人送到大门口，据说这是一种非常高级别的礼遇。
新银行团成立以后对华贷款的规模并不大，有数的几笔贷款，如：1921年的400万港元的救灾贷款、1923年的200万日元贷款、1925年75万元的永定河蓄水工程贷款、1925年25万元的北京政府贷款等，总的规模小于民国初年的善后借款。
虽然英国在一战中实力受到了削弱，但在华的外资银行之中，实力依然是最为雄厚的。但总的来说，这一阶段，外国在华的金融势力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美国趁着一战迅速发展了自己在华的金融势力，逐步形成英、美、日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英国银行的扩张
在所有的在华外国银行中，英国银行的实力是最为雄厚的。英国的金融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中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汇丰银行，它不仅是英国银行的领袖，而且是所有外国银行的领袖。
就资本额和银行实力而言，汇丰在外国银行中并不是名列前茅的，但正如英国众议院的一份议案所记录的那样，汇丰银行从一开始就只关心它在中国的利益，它的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其在中国的利益进行的，而有些外国银行虽然其总规模超过汇丰，但经营重心无一例外都不在中国。就这样，汇丰在中国就占有相对的优势，英国银行在中国的扩张也随之具有一定的优势。
除了善后借款的款项之外，汇丰银行对中国政府还有其他的一些贷款，如1912～1913年有6笔，汇丰出资总额76.9万镑及100万两；1914年有两笔， 37.5万镑及374.5万港元；1916年有l笔，84.6万镑；1918年有1笔，45万镑；1921年有1笔，40万镑。这些贷款，有的是通过华中铁路公司或英中银公司进行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汇丰银行遭遇到了新的麻烦，因为汇丰银行之中有德国资本，单是董事会里面就有4个德国人，汇丰的业务也与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当时英国正与德国交战，因此，汇丰银行也受到英国政府的干预，当时的舆论对于汇丰银行非常的不利。4名德国董事为汇丰工作多年，都是非常有势力的德国银行界知名人物。但在两国交战的状况之下，他们不得不离开汇丰，其中两位请了长假，另外两位则直接选择了辞职。汇丰银行董事会从12个人减少到8个人。原先汇丰的业务与德国人联系非常的广泛，否则怎么解释德国人以只占汇丰不到5%的股本，却在董事会中占有33%的席位？因为战时不可以和德国人做生意，所以汇丰的业务范围大大缩小了。但尽管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汇丰银行仍能维持较为平稳的经营局面，银行的盈利并没有因德国人的退出而造成太大的波动。战时经营状况也没有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汇丰的资金分配和盈利分配率都非常可观。
汇丰在北京、上海、广州、汉口、厦门、天津、福州、台北等地的分支机构都是在清末设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增设机构的城市只有青岛（1914年）和哈尔滨（1915年）。后来又在大连（1922年）、烟台（1922年）和沈阳（1926年）等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汇丰银行积极在中国积极扩张业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增加资本
根据1907年由港英当局通过的《汇丰则例》中规定，汇丰的额定资本为2000万港元，而1907年的实收资本只有1500万港元，以后一直没有进行增加，所以还有500万港元的增资余地。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定，先增资500万港元，分成4万股，每股125港元，按当时的汇率折合为16.7英镑，却以70英镑的溢价价格售予汇丰老股东，每三股老股可买1股新股。增资的第二步是修改《汇丰则例》，将额定资本从2000万港元提高到5000万港元，这一申请获得当时的香港总督和英国有关当局的同意和支持，最后在1922年3月30日由当时的香港立法局通过。额定资本的大幅度提高，为汇丰拓展业务大大增加了回旋的余地。
2.扩大纸币发行权
根据原有规定，法定纸币发行量不能够超过相当于实收资本的1500万港元，必须以金银硬通货或证券作为发行的准备。根据修改后的则例，法定纸币的发行量提高到2000万港元；对于超出2000万元以上的数额除需要全额硬通货准备外不再受任何限制。1924年3月，汇丰银行将则例再度进行了修改，将可由证券做准备的法定纸币发行额度由2000万港元提高到了3000万港元，如超出3000万港元，超出部分可以用全额硬通货准备。随着发行条件的降低和发行权的扩大，汇丰纸币的发行数量越来越大，从1919年12月的3050万港元，到1921年12月的4400万港元，1926年12月更是扩大到5280万港元。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发生后的一段时期中，汇丰在中国的扩张中也曾遇到过营业状况特别艰难的情况。在这一时期香港和上海两地的盈利都非常的少，公积金减少了50%，只剩50万港元。为了应付因五卅运动而引起的金融市场的危机，汇丰筹集了540万港元，麦加利银行也筹集了150万港元。
汇丰银行在中国的扩张中，主要活动地点是上海和北京。在上海主要从事商业性的金融业务，在北京主要的业务则是接洽对中国政府的借款事宜。汇丰总经理的后备人选一般就是上海分行的经理。汇丰上海分行的机构很庞大，据统计，在鼎盛时期雇员人数保持在600人左右。汇丰在上海外滩新的营业大厦从1919年开工，到1923年6月竣工，历时将近4年之久，建楼耗资185万两。1923年6月23日中午，汇丰新楼落成剪彩，中国政界、金融界和中外商界的要员，包括当时控制上海华界的军阀何丰林，皆来致贺。新楼的落成，更树立了汇丰在上海外滩的外商银行中的领袖形象。可以说汇丰银行在英国对中国的金融侵略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英国在华进行经济侵略和扩张的另一家银行是颇具实力的麦加利银行。麦加利银行于1853年创建，总部在英国伦敦，是“专以开发东亚商业为目的”的银行，营业重点在印度和中国。1858年在上海设分行。当时在上海的“营业规模较为狭小，仅恃鸦片棉花商之贴现押汇等交易为重要业务”，也即主要从事鸦片走私的非法贸易进行融资，在这以后才将营业重点转移到正常贸易的融资上面来。根据1924年2月《银行周报》所公布的统计资料，当时麦加利银行在全世界分行及代理处共有39处，其中在印度有7处，在中国有6处，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汉口和香港，在1906年，麦加利的资本只有80万镑，而到1920年，它的资本已经激增至300万镑。它的公积金总是高于它的资本额，这是它基础稳固的象征。它的分配状况也足以使股东们感到满意。
在华进行扩张的英国银行中还有大英银行（P＆OBankingCorporation）和有利银行等。当时大英银行是在华英国银行中资历最浅的，1920年5月3日创设于伦敦，主其事者为大英蒸汽航运公司，该航运公司1842年已在上海营业。1922年3月，大英银行在上海设支行，12月在香港设支行。该行实收资本计2594260镑。有利银行则是香港银行体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一家英资银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香港三大发钞银行之一。
通过汇丰和英国其他银行在中国的金融扩张，当时英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外国在华银行势力中的领导地位，但随着美国、日本的纷纷加入，英国的领导地位在一天天的丧失，与此同时，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则进一步加剧，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的艰难。
美国银行的扩张
美国在对中国进行金融扩张中作用最大的首推花旗银行。成立于1901年的花旗银行，其宗旨“在与独占外国汇兑于东方之英国之海外银行竞争”。在此之前，美国还没有对外的金融机构，美国商人在从事国际贸易时，大都依赖于英国银行，所以在国际贸易之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美国财界人士呼吁设立海外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振兴其远东贸易，花旗银行应运而生。
1913年美国银行团在退出六国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之后，即由花旗银行全权代表美国银行团的在华的权益。在退出六国银行团之前，美国银行团已参与数次对华的借款业务，计有湖广铁路借款、1912年六国银行团垫款和币制实业借款40万英镑垫款、清华学校借款和1911年汉口白银借款，等等。花旗银行的总经理格林接到美国银行团的通知，要他向中国政府提出把善后大借款的部分收入偿还对美国银行团的欠款的要求。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政府当然是不会同意的。
从1916年开始，美国政府和美国实业家们对投资中国再一次发生了兴趣。他们通过花旗银行，向中国政府实行贷款。
花旗银行总行虽然设在美国，但中国也是其非常重要的营业重心之一。以1919年12月31日的存款情况为例：在花旗从世界各地所吸收的9139万美元存款总额中，有在中国吸收的41703万美元存款额，占总额的45.63%。由此可见其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是中国。
除了与花旗银行有往来关系的中外企业外，在华外国银行的存款大户多为北洋军阀、官僚以及前清的王公、贵族中的遗老遗少。例如，1918年11月底，上海花旗银行买办拉来南京督军李纯的个人存款15万两；曹锟则是天津花旗银行的大存户。1924年4月，在北京花旗银行存款“至少已有十年之久”的大存户前清的庆亲王，在该行有定期存款30万两。
1918年以前，美商在中国只有花旗银行一家。从1918年开始，美商在中国新设了多家银行，包括1918年设立的美国运通银行和美丰银行，1919年设立的汇兴银行、友华银行和菲律宾国家银行，以及1921年设立的大通银行等。
这些新设的美国银行都有强大的财团做后盾。以友华银行为例，友华银行总行实际是纽约的亚细亚银行在上海所设的分行，有保证信托公司等6家美国金融机构是其投资者。友华银行于1919年2月12日开业，3月15日汉口分行开业，以后又陆续在天津、北京、长沙、广州、香港等地设分行。各地分行开业仪式十分隆重，如汉口分行开业时，汉口金融界、政界、商界、军界的显赫人物和英美等国领事等共计800余人参加，场面极为隆重。汉口分行聘请的华人经理是银行世家史祖培，华人副经理为张肇元。史祖培是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行长史晋生之子，张肇元是留学美国的法学博士。这两人任职正副华人经理，有利于协调同美国财界的关系，也有利于建立同华资银行的联系。汉口友华银行开业时暂以20万银元作为流动资金，此后不断进行扩充，开业当天即收到10多万元存款。友华银行发行的纸币，到1920年折合中币已达144.3万余元，1922年发行最多时为171.3万元。但友华成立后仅4年，就因买卖金银而发生严重的亏损，从此陷于困境。1924年2月29日，友华银行被花旗银行吞并，其权利和存款债务一并由花旗承接。在当时看来，这是一笔赔钱的并购，但花旗收购友华，其真实目的在于维护美国金融业在华总体形象，“充实实力，维系营业，增益美国在华商业”，“减轻危险，保全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