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的社会面貌和经济格局开始在急剧动荡中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同时也将中国经济逐渐纳入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导致传承千年的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新文化运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新的阶级格局。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就是创办近代中国首批民族企业的民族资本家。从那时起，中国的民族企业作为世界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始屹立于世界经济之林，在坚忍中等待着百年之后的伟大崛起。
第一节 追根溯源，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企业
近代以来，一系列外国侵略战争带来的耻辱，为暮气沉沉的近代中国敲响了警钟。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一批抱着“实业救国”思想的仁人志士开始投资新式工业，创办了大批中国最早的近代企业。他们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并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
近代中国的企业，以重工业和纺织业为代表，它们大多采用了西方的设备和经营方式，但又有传统的管理特点，充分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同时这也正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缩影。
鸦片战争：中国企业走向“人为嫁接”的屈辱之路
回顾几千年的历史，中华民族一直不曾摆脱战争、饥荒、压迫和剥削，然而它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独立和统一。人们在这片土地上挣扎求生，在苦难中寻找着慰藉。在这段漫长的时期内，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占据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
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在较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尽管发展缓慢，却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封建制度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到清朝末年，封建专制发展到了极点，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碍。
19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中英《南京条约》的签署开始，中国步入了屈辱的100年，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在西方坚船利炮之下颜面尽失。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和贸易主权遭到了严重破坏。随着列强开始向中国倾销产品，中国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民族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鸦片战争之前，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无法打开中国市场。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西方列强对我国关税自主权及海关行政管理权的破坏，不但切断了清朝财政的重要来源，也为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打开了方便之门。
战后短短几年，英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就比战前增加了近四倍，其中更以棉纺织品为最，自此，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开始解体。此外，列强还加大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疯狂打压、排挤中国民族商业资本，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又增开了包括天津在内的11处通商口岸，使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展到整个沿海，从沿海深入到内地。
因为应用了机械化生产，外国的洋纱、洋布成本比国内纺织品的成本低很多，另外，为了打击中国纺织业，外国商人更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商品。这样一来，就对中国的纺织业造成了致命的冲击。在江苏松江、太仓等棉纺织业历来比较发达的地区，西方机制棉纺品的大量涌入，大量洋纱充斥于市，把国内的手工纺织品挤出了市场，不少以棉纺织为业的作坊纷纷倒闭。
丝茶等产品的大量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由于出口贸易几乎完全受外商控制，使得中国的丝茶生产与交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市场。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出卖给商贩，商贩再将其卖给大商人或买办，转销到外国。这样一来，很多以丝茶为业的中国人，都把命运交到了西方资本家的手里，中国企业被迫走上了一条人为嫁接的屈辱之路。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为便于经济掠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办了一些企业。这类企业主要涉及印刷、船坞、船舶修理等业务。在这些企业中，他们不同程度地雇用了中国劳工，而这些劳工就是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
军工和国营为主的洋务企业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起始口号的“洋务运动”，是统治阶级为了挽回危局而展开的改革维新活动。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经济改革和社会变革。
在洋务运动中，一些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制造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就是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当然，这些企业不可避免的带有“国营”色彩，因为它们的创办者都是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僚。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清末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
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最开始时，江南制造总局主要生产一些小型的装甲快艇、步枪、火炮和子弹，后来经过不断扩充和扩建，开始建造大型舰船和机器等。
1868年8月，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出了第一艘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制造的木壳轮船“恬吉”舰。之后，“操江”、“测海”、“威靖”和“镇安”等军舰相继造成，最大的“镇安”舰排水量达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其规模和技术在当时都居于亚洲前列。除此之外，江南制造总局用自炼钢材仿制的毛瑟枪，赶上19世纪后期德国新毛瑟枪的水平；它研制的无烟火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它还建起了中国第一座炼钢炉，并生产了大批车床、刨床、钻床、锯床和起重机、抽水机、汽轮机等，成为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开端，因此被誉为“机器母厂”。
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堪称近代中国第一家新式工厂，它是洋务派开办的最大的近代工业，也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在以后的数年里，它日渐发展成为集修造船舰、炼钢炼铁、机械制造为一体的综合型新式企业。但是，江南制造总局是“官办”的，经费由清政府调拨，生产活动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因此缺乏企业必需的发展动力。它用管理军队的方法约束工人，使得工人缺乏劳动积极性，产品的质量也难以保证，这就给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
福州船政局，由左宗棠于1866年在福州马尾创办，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左宗棠“师夷长技”，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造出了第一艘铁甲军舰，并由此组建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海军——福建南洋水师。1884年，福州船政局在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以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安庆内军械所，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是专门用于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厂，也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军事工厂，主要制造子弹、火药和火炮等。1864年，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尽管这些早期的工厂对增强国力的作用微乎其微，但却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同时，在创办、经营这些洋务企业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技术人才，他们为中国工业技术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富甲天下：买办世家的崛起
“买办”一词，在明代专指对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后来被当做葡萄牙语中“comprador”一词的汉译。“Comprador”的原意为“欧洲人在印度当地雇用的管家”，最后引申为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或经纪人，其实就是外商的“高级雇员”。这类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外国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另一方面可以代替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进行沟通。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经营对外贸易的公行中就已经设置了买办一职，用来为外商服务。当时的买办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专为停泊在黄埔！澳门水域的外商船只采买物料及食品的商船买办；一类是在外商商馆中替外商管理总务及现金的商馆买办。最初，买办一职受到清政府的严格控制，中国人不得随便充当，外商亦不能任意选雇。
从1835年清政府颁布的《防范夷人章程》中，可以找到一些有关买办的官方记载：“外国官馆所需守门、挑水等项人夫，责成买办代雇，买办责成通事保充，通事责成洋商保充，层递减制。”其中，通事主要负责向外商宣布政府的法令，为外商通报关税、领取出入证乃至装货、卸货、检验、招雇驳船及搬运工人等，并防止“奸民”与外商勾事——其中的“奸民”主要就是指的买办。从以上章程中可以看出，买办的地位处于通事以下，是专为外商服务的仆役头目。然而，鸦片战争以后，买办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公行被取消，外商获得了自主“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的权利。那些向来与外商保持着良好合作关系的买办逐渐受到了重用，他们既负责财务的保管，也参与业务的经营，并常常代表洋行同中国商人商讨价格，签订交易合同。凭借本身的地位，买办在货物的收付上取得了中外双方的信任，他们逐渐成为垄断中外贸易的中间商。另外，买办商人还往往自营商铺，并借助自身的地位优势迅速积累财富，很多人因此成了富甲一方的“大买办”。就这样，一个新的社会阶级——买办阶级诞生了。
洋务运动时期曾出现过四个最为有名的大买办，他们分别是：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席正甫。其中，恐怕要以席正甫积累的财富最为雄厚。
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经济的过程中，外资银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控制着中国经济的命脉。在这些外资银行中，以大英帝国的汇丰银行最为显赫，甚至直到1935年它仍控制着中国的对外汇率。在汇丰壮大的过程中，来自江苏东山的席氏家族可谓功不可没。从1874年起，席氏三代人——席正甫、席立功、席鹿笙，以世袭的形式担任汇丰银行的大买办长达35年，这种情况在那个年代是十分罕见的。
席正甫虽然只读过几年私塾，但他头脑机灵，善于经略官商关系，人脉资源深厚。他跟上海道台袁树勋是结拜兄弟；他同时与视同水火的李鸿章和左宗棠交往频繁；他和清末巨商盛宣怀和胡雪岩也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让以他为买办的汇丰银行无论在商界还是政界，都有着独特的竞争优势。
在促成李鸿章的200万元盐税担保借款的当年，席正甫就被汇丰银行提升为大买办。从此，汇丰等外资银行一举击败山西票商从而成为清政府的金融合作伙伴。另外，在席正甫的居中斡旋下，汇丰银行先后经办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主要铁路干线的贷款业务，从而赚得了惊人的利润。
席正甫一生为人低调，很少参加公共活动，但他在数十年的幕后工作中默默编织了一张庞大的家族网络。借助错综庞杂的生意和社会关系，再加上他的苦心经营，席氏一族终于成了富甲天下的显赫世家。
朱志尧也是清末一个著名买办，和多数买办不同的是，他的目的不是单纯地积累财富，而是为了发展民族实业。
朱志尧青年时曾随舅父赴英、法、美诸国，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先进工艺，从此眼界大开。回国后，朱志尧先后任轮船招商局的“江天轮”、“江裕轮”买办。1897年，著名大商人盛宣怀创办德大油厂，还委任朱志尧为总办。1898年，朱志尧兼任东方汇理银行买办。数年下来，朱志尧不仅在上海实业界奠定了基础，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1904年，朱志尧在黄浦江南滩上建起了一家制造机器轮船的工厂，以“器惟求新”之意，取名“求新”。船厂刚开办时的主要业务是修理、装配，两年后，应江海关预订，建造了一条83英尺（25.2984米）长的海关灯船，并在之后屡屡自行设计、建造了各型船舶。求新厂是中国机器史上的创举，人称“我国机器厂中的巨擘”。
此外，朱志尧先后创办宝兴铁矿公司、安徽当涂铁矿、长兴煤矿，然后又投资于新城米厂、江西布厂、“尼各志”砖厂，还先后担任过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厂、申大面粉厂、中国图书公司、苏政公司等公司的董事。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买办阶级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阶层。除了以上介绍的几个人，近代史上还有很多买办出身的富豪，如19世纪中叶的地方首富李春生等。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一直负责代表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末重臣李鸿章也算得上是一个“大买办”。
买办阶级与外商有着利益上的共同点，时常被西方国家当做侵略和控制中国政治、经济的工具，尽管如此，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买办不过是替企业做事的“经纪人”而已。客观来讲，正是买办阶级的活动，才推动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催生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
盛宣怀：一代“商父”到“误国首恶”
试想，如果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时间内存在所谓的“中国富豪榜”，有一代“商父”美誉的盛宣怀必定能在前排占得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