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年初，北京政坛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此时皖系的段祺瑞被直系军阀曹锟打败，曹锟控制了中央政权。在总统选举中，曹锟通过用钱收买国会议员投票的手段，每人5000元，受贿的议员共有480人，从而被“选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6月，现任总统黎元洪被曹锟赶出北京城。一时间，贿选丑闻传遍全国，各地纷纷表示抗议和谴责。6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上海总商会一方面是通电谴责北京政府的贿选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宣布上海独立。一个由70人组成的民治委员会在上海总商会成员之中产生，他们宣布将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对城市行使管理权。他们公开发表独立宣言，拟订行政章程，同时还与曹锟政权进行电报交涉，忙得不亦乐乎。
由于民治委员会缺乏实际的行政能力和合法性，在忙了两个月之后，便无疾而终。中国民族企业家们的这一次独立尝试也遭到了舆论的嘲笑，《东方杂志》的一篇评论更是讽刺说道：“最可笑的是，上海商会妄欲组织商人政府，自认为民治委员会基本会员，一若除商人外无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无人民者，更若除上海总商会之商人外无人民者，即此一端，其无知妄作已可悲矣。我们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识，每激于一时热情，殊不知盲从妄作，根本已错。”该杂志的言论虽然有点尖酸刻薄，但同时也确实指出了商人主政的三个主要缺陷：一是没有必要的民众基础，二是没有明确的执政主张和执政目的，三是爱搞“小圈子”、小团体。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民心所向，单独一座城市的独立是不得人心的。
此后数年，中国企业家的自治努力还将持续下去，但每一次都因为缺乏宪政理论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支持而草草收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在一个现代国家里，自治政府及议会制度的真正确立，需要一个稳定或是自由的社会环境，这样，各种利益集团之间才可能以公平协商的方式共同发展，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内乱不止，暴力随时可能打断和平的努力，这也最终导致了中国商人阶层的自治努力显得幼稚而苍白，且极为不具备可行性和持续性。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商人们的政运可以说是沉浮不定，面对着日益混乱的时局，手中无兵的商人们企图通过一己之力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广东商团“叛乱”事件
20世纪20年代，由于时局混乱，军阀混战，许多人都有朝不保夕之感。广东城乡更是出现许多个人和各种团体开始购置武器、组成武装力量的现象，以著名的广州商团为例，据1924年《申报》报道：广州商团有常备军4000人、后备军4000人，每名团员都有长短枪各一支，共有上万支枪。民国初年，国内其他城市的商人，很少能像广州商人这样对地方的政局产生如此重要的影响，其原因之一就是广东这支装备精良的商团部队。
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同年8月，大元帅府为了筹集军费，在广东颁布实施《商业牌照税条例》，这一条例规定全省所有商家一律按其资本额一次性征收1%的商业牌照税。这一举动遭到了广东商人的强烈反对，广州总商会也多次召开商人代表会议，希望大元帅府能够取消这一规定，但未能得到积极回应。此后，政府为维持人数众多的军队以及进行讨伐陈炯明的军事行动，不得不对商人征收各种苛捐杂税，同商人的关系不断恶化。
同时，政府为筹措军费还发行没有准备金的纸币，1923年，大元帅府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继续发行没有信用保证的“广东省金库券”、“国库券”、“军用手票”等数百万元。但是，因为遭到商人们的共同抵制几乎没有一种能够完成发行任务。
从1923年到1924年，为抗拒政府的税收政策广州商人不断进行罢市活动，每次罢市都能够迫使政府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但这也催生了广东商团的野心，商人们普遍认为，只要能够更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势力，政府和军队就再不具任何威胁，自己的商业利益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广东全省商团于1924年5月召开大会，成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并由陈廉伯任总长、邓介石、陈恭受任副总长。在会议上，商人们还讨论了“添购大炮、机关枪、手枪、长枪及轮船”等事项，这些武器的添置已经远远超出了商人武装的自卫需要。
面对这样一支人数众多、枪械精良、不受统辖并且又抱有敌意的民间武装，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政府都是不会长期容忍下去的。在商团决定进行联防后不久，其所购买的大批军火便运到。扣留这批军械、阻止联防总部的发展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广东政府的当务之急。
让政府没有想到的是，“扣械”成为了广东商团武装“叛乱”的导火线。对商团来说武器被扣犹如晴天霹雳。这批军械领有大元帅府军政部的护照，商团指责政府出尔反尔，并且强调这批枪械是商团用“血汗之资”合法购置的自卫武器；而广州政府在开始时也只是强调枪械的数额以及式样存在问题，并没有对军政部发护照的事实予以否认，并表示这批枪械可以有条件地进行发还。
1924年8月12日和15日，商团代表两次到大元帅府进行请愿，要求发还被扣军火。然而，扣械之举本来就不是仅仅对“非法”购买武器的查处，事变的发展已经演化成为一场关乎革命政府存亡的军事斗争。在斡旋无效的情况下，商团议决发动省城及各属商人罢市，以作“消极的抗拒”。
8月22日，佛山开始罢市，25日，广州及附近县镇全面罢市，并拒绝上缴一切税收。一时间，全粤境内商家悉数停业。
面对商团的强势态度，孙中山认为，即使政府再作出让步，商团也会发动武装叛乱，遂决定诉诸武力。但在此之前，胡汉民曾命滇军将领范石生给商团致函，“作最后通牒”，实际上是将政府的决定对商团进行通告，以此希望商团能够自动开市，但遭到总团部秘书关楚璞的坚决反对，和平解决罢市的道路就此被堵死。于是，9月1日，孙中山发表《为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认定武器订购及罢市事件是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并进行严厉谴责。
10月10日，政府决定将部分枪械发还给商团。但在发还枪械之时，商团与工人组织的工团之间爆发激烈的冲突。当日，广东政府组织上千人举行辛亥革命纪念大会，会上还要求对“反革命商团”进行打击。在游行队伍经过太平南路之时，正在搬运枪支的商团与游行者之间爆发激烈冲突，双方开枪射击，当场死亡6人，伤数十人。
面对这一暴力事件，孙中山于10月12日成立“革命委员会”，领导解决商团问题。
l3日，广州宣布戒严。
14日，革命委员会下令解散商团，蒋介石等指挥，对商团进行镇压，捉拿骨干分子，收缴商团枪械。
15日，以黄埔军校学生、农民自卫军、工团军为主，以桂、湘、豫、粤各军作为配合，分五路将商团联防总部所在地西关包围，在经过数个小时的激战之后，商团军被全部缴械，陈廉伯、陈恭受等关键人物逃往香港。
17日，广州全市商店一律开业。
对于这场扑朔迷离的商团“叛乱”事件，人们众说纷纭，对于广州商团是一个什么的团体，当时也有截然不同的观点。因为商团自我标榜反抗桂、湘等“客军”，并且在广东人普遍痛恨外来军阀的社会环境之下，博得了不少广东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但当时的广东政府则强调这一事件与陈廉伯的策动有密切的关联，他们认为，受英国人支持的陈廉伯“欲藉商团之力”，想当广东督军，投降北方。因此，平定这一叛乱势在必行。
随着镇压商团叛乱的胜利，受帝国主义支持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势力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增强了工农革命群众反帝反封建的信心，初步稳定和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为之后的东征和北伐奠定了基础。
虞洽卿们的困惑：从逼退军阀到被工人逼退
与上海滩上的著名商人一样，虞洽卿发迹之前也只是一个贫穷的“掘金者”。1881年，14岁的虞洽卿从宁波乡下去投奔十里洋场一个开颜料行的亲戚。在颜料行里，他干活勤快，头脑灵活，还经常与外国洋行接触，于是苦学英语，没过多久便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为他日后的洋场生涯打下坚实基础。在颜料行做了10年后，虞治卿进入德商鲁麟洋行担任跑街，不久便升为买办。四年后，他用自己的全部积蓄买进几十幢房产，组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房地产公司，此外他还筹建了名为通惠银号的小银行。在此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后担任华俄道胜银行和荷兰银行的买办。之后，虞治卿一边为洋行当买办，一边操持自己的生意，左右逢源，互不耽误，也成就了一番事业。最重要的是，他游走在洋人、劳工、资本家、政治家以及黑社会帮派之间，是最有斡旋能力和八面玲珑的中国商人。他以“一品百姓”自居，在乱世之中，他始终艰难地坚持商者的独立人格，从而在后来的上海总商会选举中，独占鳌头。
这次会长选举可谓是龙争虎斗，在会长初选之际，对垒一方是现任会长、上海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另一方是通商银行行长、招商局总办博宗耀。宋氏根基颇深而且为人仗义，深得一批老派人士的拥戴。博氏则是商界新晋翘楚，为商业巨子盛宣怀的义子，还与当时控制上海政局的皖系军阀何丰林私交甚密。双方实力可谓是旗鼓相当，各不相让，报章驳讦，相互揭短，因此闹得沸沸扬扬。
在混乱的局势中，虞洽卿展现其火中取栗的绝技。他先是找到自己的同乡前辈，曾经就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已76岁高龄的朱葆三，并挑拨他与宋汉章之间的关系。后来朱葆三在报纸上发表函电，数千言的函电洋洋洒洒，把宋汉章骂得狗血喷头，使其声望一落千丈。紧接着，虞洽卿以“调解人”身份，召集总商会的甬籍（宁波户籍）会员在宁波同乡会礼堂进行“茶话”，将博宗耀与皖系军阀的密切关系夸张放大，从而引起许多不愿与军界人物交往过密的同行们的强烈不满。宁波籍会员占到了当时总商会会员的四成还要多，他们的临阵倒戈使得博宗耀元气大伤。
在争斗的双方两败俱伤之后，虞洽卿开始浮出水面，受到了众人的“拥戴”，从而候补参选，成为新一届的上海总商会的会长。上海总商会作为当时中国商业界实力最强、会员最多、影响最大的商会，举国上百家商会惟其马首是瞻。随着虞洽卿的“问鼎”上海总商会，他俨然成为全国性的商界领袖。
就在他当选会长10多天后，江浙军阀爆发混战。孙传芳将占据上海的何水祥、卢丰林部赶走，从而造成了上海行政体系的全面瘫痪。数万残兵败将流窜至上海以及周边地区，他们打家劫舍，无恶不作，使得上海商民惊惶无比，局势一时动荡不安。虞洽卿因此临危行令，以总商会会长的身份，自行代表上海全体商民向直系、皖系军阀发出函电，敦促他们停止混战，不可在租界内作乱。与此同时，他还着手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募捐活动，以此来接济那些乱军的军需给养。上海市民生怕战火烧身，积极响应此次募捐，数日内便募得100多万元。那些离队回乡的游兵散勇都领到了遣散的盘缠，兵祸因之消弭。
在兵祸化解后，虞洽卿又相继提出在上海建立非军事区的倡议，他对外宣称“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在此基础上，他大胆而明确地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所谓“废使”，是指当时有两个军事机构常设上海，一为护军使，一为镇守使，其势同水火，为兵祸之源。虞洽卿提出“废使”，便如同要一并砸掉两个军阀之间的“金饭碗”。“撤兵”和“移厂”则是要求从上海撤出所有军队和兵工厂，使之成为一个非军事的中立地区。这三项主张在当时都可谓胆大包天。这一提议一经发布，上海各界响应之声四起。当时虞洽卿还一本正经地给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发电，敦请“均座俯顺民意”。
为了展现其决心，虞洽卿开始施展其“调解”手段，他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开始出手撩拨虎须。这一年年底，直系孙传芳部从汉阳兵工厂运送了一批军械弹药停留在上海港，这件事被虞洽卿得知之后，他马上向上海税务司报告，要求对这批军械弹药进行扣押，上海税务司对于军方不敢得罪，以他们有北京陆军部的护照为由予以搪塞。虞洽卿便以总商会会长身份带领他的商会会员亲自登上军火船进行检查，同时不允许这艘轮船驶离港口，双方剑拔弩张，险些擦枪走火。就当押运军火的人将陆军部护照拿出展示的时候，虞洽卿机敏地发现，这张护照竟是曹锟政府所发，而曹锟早已经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推翻。虞洽卿大喜之下当即到电报局呈报段祺瑞，因段为皖系领袖，很快回电同意他的请求。孙传芳因此视虞治卿为死敌，却也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