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业文明源远流长，从遥远的三皇五帝、唐宗汉祖的时代开始，等级分明的土地私有制，重农抑商的政策，一直将农民们牢牢捆绑在土地上。然而，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彻底瓦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从此以后，中国传统农业走上了一条自我拯救的道路，中国的土地面貌也出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一节 萌动：中国农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百年农业波澜壮阔的发展序幕自鸦片战争徐徐拉开。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改善农业，治理农村，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国家发展的重大课题。可以说，土地问题一直都是事关安民兴邦的最根本问题，为了寻找一条可以挽救中国农业的良方，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进入近代开始，中国社会上的各种力量，包括政党、团体还有个人，都针对农村的既定情况，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和主张，有的还付诸了实践，由此上演了一场三千年都未曾出现过的农业革命。但是，事实证明，这些主张和方案只为中国农业的变迁起到了一个开篇的作用，并不能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农业的发展问题。
1840之殇：江河日下，“男耕女织”模式解体
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其主要的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农业和手工业紧密结合，农民既要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农产品，还要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马克思曾说：“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可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当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管子·轻重甲篇》中就有“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说法。一家之内，“男耕女织”作为封建自然经济的典型结构，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之久。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农业主要是耕地，而手工业主要是纺织，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与“织”的结合，即“男耕女织”，就成了封建社会生产的基本经济形式。直到封建社会末期，这种经济模式也未曾停止。即使是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松江地区，也依然如此。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前，“男耕女织”具有很强的普遍性。
当中国依旧处于自给自足、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之时，欧美国家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作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它们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更广阔的海岸外市场，英国就是其中之一。而此时，疆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清王朝便成了英国首选的侵略对象。它们悍然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就此，中国从封建社会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战争赔款加重了对人民的搜刮，而大部分军费都是由农民来负担，加之鸦片泛滥，白银大量外流，银贵钱贱的问题日益加重，人民的负担更是与日俱增。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入，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走向了失业和破产。而这些也加速了中国“男耕女织”生产模式解体的步伐。
“男耕女织”模式的解体，首先是从农家手工纺织业开始的。因为纺织手工业的产前产后过程与市场联系密切，产品很容易和货币发生交换关系，容易被近代工业生产方式所代替。另外，纺织品是人民生活中的必需品，在应用市场上有广阔的交换空间，而且它还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良好场所。比如，英国资本主义便开始于纺织业。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1842年的进口商品总值估计为25000万元，鸦片占55.2%，棉花占 20%，棉制品占 8.4%。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1876～1894年间，中国进口商品的数额逐年增加，18年间增加1.43倍。据海关的历年报告显示，1868年进口棉纱54212担，到1894年进口达1159596担，增长20多倍。这样在进口货物的构成中，鸦片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大约为21%，而棉纺织品则一直在上升，达到了32%。棉纱进口以英属印度、美国、日本为主，棉布以美国为多。由于纺织品进口大量增加，严重冲击了中国农村的纺织手工业，而首当其冲的是纺纱业。
纺纱、织布两种纺织业工序中，纱和布又可同时作为独立商品。在近代生产技术发展过程中，随着英国的飞梭和手摇“珍妮纺纱机”的问世，纺和织的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但纺纱在效率和质量方面要高于织布。继而，棉纱的生产费用开始下降，由于洋纱比土纱价格低，所以许多手织者舍弃土纱而用洋纱。土纱价格高，除工效以外，所需棉花价格昂贵也是原因之一。明治维新后，日本也开始采购中国原棉，发展纺织业，这时，中国进口减少，出口增加，国内市场棉价进一步上涨。而相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式纺织机，中国农民的生产条件极其落后，虽然不辞辛劳地工作，但是由于成本高，棉价上涨，在和洋纱的竞争中也显示出了极其不利的一面，这也昭示着纺织业的衰落。
187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困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向国外市场，特别是经济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倾销过剩商品的办法转嫁危机。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自给自足经济格局的变化阶段，缺乏竞争能力，所以，资本主义把苗头指向了中国。如此一来，外国纺织品大量涌进中国市场，棉纱和各种布匹进口的增加，使得外国棉纱、棉布等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农家纺织业，加快了“男耕女织”模式的分解。
另外，由于受鸦片战争的影响，中国的一些传统的经济作物在国际市场上也受到了同类产品的排挤，出口减少，而国内市场有限，因此，逐渐走向衰落。
以蚕丝为例，丝绸业在我国历史悠久，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而且中国素有“丝绸之路”的美誉。应该说，丝绸是中国的特产，所以从1864到1889年间，对外有相当的竞争力，出口价值约计达每年3000万两，并有增加趋势。由于国际市场上绸缎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中国出口的绝对量也有增长，但又因为受到日本等国家的竞争，出口的相对量逐渐减少。再加上农民手工制作的缫丝（土丝）的质量差，所以手缫丝越来越不受市场欢迎，价格越来越低。
手缫丝的价格下降，农民缫出的丝已经达到无利可图的地步，促成了缫丝业和农业分离。农民不再缫丝织绸，而直接卖茧。
除了纺织手工业以外，外国资本使中国农村中的制茶业、榨油业，磨粉业、莲磊面、垂亚、冶铁业，等等，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虽然中国人总是联合起来对欧洲人的企业进行抵制，但是，这种抵制力量总是有限度的。最终还是冲击了农村手工业生产。
虽然外患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男耕女织”模式的解体，但是内忧也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历史原因。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生产方式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国内各种势力都起了波动。以慈禧为首的清朝统治者，为了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展了洋务运动；此时，民族资本家经营的纺织等行业也正在逐步兴起，1872年广东南海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南海的继昌隆缫丝厂落成，这是我国近代早期发展的民族资本工业。虽然民族工业的发展在此时期从数量和规模来看都还很小，但是这些工业企业的发展，依旧或多或少地冲击了中国农村的手工业生产，加速了“男耕女织”模式的解体。
此外，在清政府的统治之下，全国各地天灾频繁，人祸与天灾并行，使得民不聊生，广大农民陷入失业、破产甚至死亡的悲惨境地。当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人们商品意识的增强，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观念的改变，也是促使“男耕女织”模式解体的历史原因。
可以说，“男耕女织”模式的解体，结束了中国一段曾经辉煌但已走入末路的历史，开启了一个在曲折中探索改革的新时代。这一过程虽经历阵痛，但却孕育着无限的希望。
维新变法对中国农业的触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其对农业的启蒙性影响不容忽视。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历史上称之为“戊戌变法”。其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在北京发动各省应试举人1300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光绪帝支持变法，于1898年6月11日宣布推行新政、实行变法。
但是，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同年9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禁，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和日本，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最后以失败告终，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随着中日甲午战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进程进一步加快，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严重阻碍了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发展。康有为等人领导的维新变法主张用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改造或代替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例如，“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富国”、“养民”十项纲领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富国”包括“钞法”，“铸银”、“铁路”、“机器轮舟”、“开矿”、“邮政”六项纲领，目的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发展资本主义。“养民”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纲领，其目的是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来发展农工商业。
康有为对农学非常重视，主张引进西法，使用机器进行耕作，而且还要改进耕作技术，发展经济作物和专业种植，兴办大饲养场和相关加工工业。其实目的就是为了扩大农业商品生产，促进农业向资本主义转化，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康有为首先提出“以工定国”的口号。把大工业看作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他还设计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大同”社会。他认为：“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康有为设想通过设立农场，采用机器，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他还建议，设立农工商总局，直接管理和领导全国各省的农工商各业。
鉴于当时社会的生产力状况，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和戊戌变法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尤其是对于人们解放思想，加快农业、工业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来说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光绪帝并没有完全采纳维新派的一些主张，敌视变法的大官僚们强烈反对康有为设制度局及12局的建议；尽管康有为曾多次上奏折，但是裁撤厘金的主张并未付诸实施；光绪皇帝虽下诏书设立农工商总局，其“大臣的任务仅仅是 ‘随时考察’，并无权指挥各省农工商分局”。有名无实，不能直接参与管理，这与康有为主张的发展工商业的初衷毫无实质的联系，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维新派的经济主张是为了救亡图存，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前瞻性，但是同时存有明显的局限性。除了遭到反对势力的阻挠之外，自身也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根基。
首先，值得肯定的是，维新派的经济思想要进步于早期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但没有理论上的重大突破，不能打破以往的弊端。其实，要想解决农业的发展问题，最根本的核心就是封建土地制度，只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一切都将迎刃而解。然而，在维新派的经济主张中，根本没有涉及这一问题，这与之前的经济思想并无本质上的不同。
其次，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康有为虽然提出“定为工国”的口号，只是从西方国家学来的，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国内并无产生这一思想的经济基础。此外，康有为提出“大同”的设想，试图通过“去家界”实现土地公有，这显然无法现实。
最后，作为维新变法的领导者，康有为等人希望可以在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利益的前提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自己的经济梦想，从而发展资本主义的农工商业，这无异于是天方夜谭。加之慈禧太后凌驾于光绪帝之上，中央到地方全部官僚机构丝毫不动，任何维新改革都只能付诸东流。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资产阶级用改良办法是不可能推翻顽固的封建势力的，中国要想发展农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须走一条“革命”的道路。只有从根本上消除封建制度，才能使新的思想和理论得以生根发芽，逐渐壮大。
启蒙与反思：梁启超的农业思想
由于中国受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历代统治者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在当时，“重农抑商”依旧是封建地主阶级传统教条的经济思想理论，与“重本抑商”、“重本抑末”、“重农轻商”等意义相同，即主张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竭力反对采用近代科学技术和发展近代农工商业。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何发展农业，如何振兴农业，没有人思考了，如何处理农业与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也似乎被人们彻底遗忘了。舆论的一边倒让梁启超看不到国家发展的希望，他为此深感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