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蜚声中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学者，在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等研究方面做出了颇多贡献，这也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他的经济思想、特别是关于农业的思想，也有着很深刻的科学内涵。而且，他的农业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农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是的，真正能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是那些敢于走在时代前面的人，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敢于改革出新，拥有独特思想的人。而事实上，梁启超的农业思想也确实处处显出真知灼见，颇有独到之处。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在经济问题上，梁启超非常重视发展生产。在谈论治理国家方面，有很多人研究如何使国家强盛起来，而很少有人研究如何才能使国家致富起来，梁启超对这种倾向持否定态度。因为此时，“没有富，何来强”的观念已经深深植入他的内心深处。
的确如此，要想使国家富起来，就必须通过“实业”。正如梁启超所说：“实业，交通二政为富国之本。”这里的“实业”，指的是工业和农业，说明他看到了一个国家富国的根本，发展之关键所在。
应该说，中国的农业发展由来已久，可是一直都难以有较大发展，而且在近代，这种落后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发展，这是为什么呢？
梁启超不畏强权，不畏政治，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弊病之所在：内战频仍，盗贼充斥，征敛烦苛，堤防失修，道路梗塞……在此影响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太重，种植所获除供一家衣食住行之外无有赢余，甚至还不足以托命。而且，由于“国家又常以特别之政策压制之，使其腾落不能悉剂乎供求之率，于是农益病”。这样，不但租税很重，还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得农民更加贫困无助。上有政策，下无对策，弱势的农民就只有接受被剥削压迫的命运。
不但如此，当时租税制度的组织、分配也大大不利于农民。“举国家凡百经费，悉以责诸农民之仔肩，农民负担之重，既以为世界所无。”由于国家财政每年入不敷出，再加上近代的各种对外赔款和举办新政事业等，更加重了百姓负担。所以，农民皆废田不耕。在这样的形势下，农业自然不能走向近代化。另外，水旱灾害常有发生，所以农业衰败，农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梁启超作为维新思想的发起者，面对人们的苦难生活，他不能坐视不管，他要为农民过上正常的生活，为国家富强做出贡献。他觉得，如果政府关心农业，减轻对农民的剥削，有许多灾害是可以避免的。“然事业无论大小，举之皆赖资本，其利害范围广而工程大者，政府既漠不置意矣。即下之本为私人之力所能逮者，而以租税烦苛负担太重物价腾踊生计不给之故。民更无私资本之可投以自卫其产，则安得不挽首以听造化之虐。”
当然，除了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外，梁启超认为中国农业发展不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缺乏农学知识。
当时，有的人认为中国是农业立国，而欧美则是商业立国。对此看法，梁启超并不认同，因为当时中国的农业与欧洲诸国相比还是非常落后的。当时，欧洲每年的总产值是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亿两，其中，农业产值为十一万九千三百亿两，而商务仅为一万一千二百亿两。这说明，欧洲的商务虽然很繁荣，但其利只不过是农政的1/10，而且欧美研究农学的机构很多，比如，国家有农政院，民间有农学会，有关研究农业的言论，等等。而中国只有《农业新法》一书，不及三千言。
所以，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国不富民不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农业落后。若真能发展农业，就不用担心贫困了。农业发展不可忽视。
梁启超知道，如果单纯发展农业也并不能使国家真正富强起来，因为农、工、商三者是紧密相连、缺一不可的。“农者地面之物也；矿者地中之物也；工者取地面地中之物，而制成致用也；商者以制成致用之物流通于天下也；四者相需，缺一不可，但农业的发展应是根本。
他认为，振兴农业，实现农业近代化是当前之大事，是国家发展强大的大前提，因此就必须改革现有的政体，大力普及农业科技知识，采用先进技术进行集约经营，同时，还要改变农业产业结构，种植经济作物。此外，还要开垦荒地、改良农业、充分利用农业资源等。
在梁启超看来，发展中国农业，改良政治是首要任务。农业发展之所以缓慢，与清政府的腐朽黑暗统治以及强压于农民头上的繁重赋税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世界上，经济是决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的根本保证，只有在经济上占优胜者，才能安定繁荣，而经济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中国要振兴实业，发展农业必须首先实行政治改革，确定立宪政体，建立国会和责任内阁。
在梁启超看来，要想实现经济现代化，首先应该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普及人们的农学知识。梁启超大力提倡科技兴农，并设立农学会，创办农会报，他还提出引用近代工业机器代替人力耕作等思想，进行近代农业科技知识的宣传。梁启超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业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过渡。
梁启超认为，经营也是迅速发展农业的一个关键因素。在这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是促进农业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他主张租地农业家应向田主租赁土地，采用雇佣劳动，以生产剩余价值。因为这种投资租地雇佣工人的方式，可以使个人经营的土地面积集中而利于发展集约经济。最重要的一点，这种资本主义大农场也利于使用机器生产，对于实现农业近代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梁启超不愿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只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资本主义农场经营，这显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梁启超这一举动也说明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封建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必须改变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采用资本主义农场经营，这样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为了改变中国农民人多地少，食不果腹的现状，梁启超倡导垦辟荒地，改良农业，兴修水利。虽然中国人口众多，但是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而且，从人口角度来说，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并不少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因为在中国尚有大量荒地未能开垦。梁启超审时度势，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在一个正确的指引。
梁启超这么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他指出：“蒙盟各部，奉黑吉各省，青海西藏苗回各疆，琼澳各岛，其万里灌莽，未经垦辟者不必论，即湘鄂腹地，江南天府，闽粤泽国，以余所闻见，其荒而不治之地，所在皆是，乌在其为人满也。”由此可见，人多不是根本问题，大力开垦荒地才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便被提上了日程，以改良农业，增加地力的利用率成了救国救民的一大举措。此外，梁启超还在改革农业种植结构，发展多种经营上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认为中国气候不一，土质不一，因此农业的发展不可单一，而是要宜因地、因时制宜和多种经营。
如果说以上准备可以称得上是万事俱备，那么还差一个东风——政府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是的，没有政府支持，只靠百姓自己的能力，很难将农业发展起来。在这一点上，梁启超并没有遗漏。他主张政府应该颁布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大力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环境，等等。“侯财政基础稍定，即一面设法普及农业银行，一面以国力兴修水力，以此来保证农业近代化的快速发展。”
为了发展农业，拯救民生，实现农业近代化，梁启超对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当时统治者所不及的可贵见解。纵观梁启超的一生，我们用“百科全书式人物”来形容一点不为过。在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的农业思想，不但是梁启超一生思想的精华所在，更对中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农业的变局涂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张謇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中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戊戌维新和新政时期，但这只是一个萌芽，直到民国成立之后，改造传统农业才开始全面展开，也就是当张謇任农商总长之时，意味着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才正式开始。此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改造传统农业的法规，制定和实施了振兴农业的政策和措施，这也标志着改造传统农业的措施趋于全面，而且走上了法制化的道路。
在中国的历史上，张謇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正如胡适评价的一样，可以用“失败的英雄”来概括他的一生。他失败，因为他有太多的计划未能实现；他是英雄，因为他创办实业，救国救民，改造农业，在这些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改造农业方面，他更是功不可没。张謇在担任民国北京政府农商总长时，不但力促工业发展，同时也十分重视改造传统农业，还提出了改造传统农业的现代性理念。
张謇改造传统农业，是因为传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它不适合农业的发展，不利于国家的进步和人民的生活。它只是一种以世代相传的生物和自然生产要素为基础，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以封建租佃和小农经营为生产方式的农业。这种农业，生产工具简陋，劳动者知识贫乏，生产技术原始，完全属于靠天吃饭，生产发展缺少外部刺激，生产方式封闭僵化，很难实现扩大再生产。不仅如此，传统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巨大，商品化程度和经济效益非常低下。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的资本积累、广阔的商品市场、充足的原材料和大量的劳动力很难得到满足，而且在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建设中不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甚至成为现代化的包袱和障碍。因此，对传统农业进行现代化改造，既是自身的需要，也是发展工业化的需要。总之，势在必行。
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传统农业遭遇发展桎梏，工商业“迷茫不已”的时候，张謇对此却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他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农业提供充足而优质的原材料，若无此，工商业则很难发展起来。而现在的情况是原材料不足，工商业很难开展。另外，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要以农业为本源，于是，他要把对工业所采取的“保育主义”移之于农业，由政府给予奖励和补助，从而改造传统农业。
张謇认为，必须大力发展棉纺织工业、制糖工业和毛纺织业，并且采取奖励措施，鼓励农民大规模发展植棉、蔗、甜菜和牧羊业。在张謇的倡导下， 1914年4月，农商部正式颁布《植棉制糖牧羊奖励条例》，对不同的扩充和改良者给予不同的奖励。其奖励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系统性和严密性，对于当时的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此外，1914年11月3日，农商部颁布《森林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森林法，此法在治理水利和改善生态环境，营造保安林以防水患等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而且还明确了个人在营林造林方面的奖惩办法。
此后，在1915年6月30日又颁布了《森林法施行细则》和《造林奖励条例》，更具体地规定了提倡和奖励造林的办法，对造林在200亩至3000亩以上，并成活满5年以上者，分五级给予四等至特等的荣誉奖励。
很显然，这些奖励政策与张謇的初衷是非常呼应的，一方面倡导农业的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又为工业开发提供原材料，而且还注重改善生态环境，做到发展与治理相结合。在今天看来，这些举措具有一定的发展眼光。
提倡科学兴农。农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的支持。张謇认为，要想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就要采取科学的办法，改良和引进优良品种，提高农产品产量，这样才能更好地为工业发展提供充足、适用而优质的原料。
在推广种植面积时，张謇认为应因地制宜。棉花、甘蔗、甜菜的种植都应该有自己的区域，具体规定如下：“植棉区域：直隶（中国早期的行政区划，意指直属京师之地）、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植蔗区域：广东、广西、福建、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甜菜试种区域：奉天（清代东北政区名）、吉林、黑龙江、直隶、山西等省。”然后由地方官开垦荒地，扩大种植面积。
与此同时，张謇也非常重视农林牧品种的改良。他说：“我国自古重农，米麦生产之额，甲于世界。比因四方，扰，灾频闻，农耕事业渐次衰败。重以民知蒙昧，墨守旧法，于选种、保种、传种之事，恝置不理，佳种日趋劣败，产品安望精良。按查泰东西各国，贩卖种子，特设专所，岁时比较，留强汰弱，公私两便，益实多。我国此种营业机关尚未成立，良窳杂糅，迄无标准。本部任提倡农事之责，亟应先事筹思，藉收后效。”然后，便向各省区发出命令，广泛征集良种，再交由各农事试验场择优培育，为下一步广泛传播良种做好准备。
制定垦荒条例，鼓励人民垦荒。对于改造传统农业来说，开垦荒地算不上是一种措施，但是站在现代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张謇能在当时的那个时代背景下提出垦荒的政策，非常具有现代化意义，值得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