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枪打“三鸟”
且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曾一度出现权力真空，在这一段日子里，每人都有所思，每人都有所想，但作为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功臣蒋介石来说，他想得更多……
6月15日，国民党中执委全体会议议决：一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二是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三是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四是整理军政、财政。
两天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擅自将驻潮、汕地区防守陈炯明的粤军调回广州，并将潮安、梅县等地让与陈军回防，划汕头为不驻兵区。殊不知这是一招臭棋。许崇智为什么这样做？一句话，因为他也有野心。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留下权力真空，许是很早就追随孙中山的实力派人物，有实力竞争问鼎最高权力，但他这一步棋却大错特错了。陈炯明的粤军开入广州，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愿，遭到了大家一致的反对。
6月23日，广州发生沙基惨案。21日，广州沙基租界华人同盟罢工，响应上海五卅运动。是日，广州学生军民10万人集会声援上海五卅运动。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均发表演说。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遭沙基英军射击，法舰炮击，死伤二百多人。
6月30日，国民党中执会推定汪精卫等16人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
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宣布新政纲，取合议制；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16人为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委；汪精卫为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聘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3日，胡汉民以国民政府成立，通电解除代行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职。
3日，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任主席。
9日，国民党中执会发表对于国民会议宣言，并训令国民党党员为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奋斗。
汪精卫也是有想法的，就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迫使胡汉民就范一事，他做了如下解释：
当十二年冬至十三年间，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定党章的时候，我们就老早已经知道，如果一旦总理死后，党的政府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不会再有第二位总理的。这在党章上写得很清楚，大家是可以见得的，党章上面并不是说，“本党设总理一人”，是说“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孙先生为总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本党除孙先生之外，是不会有第二个总理的了……如今孙先生不幸死了！那么在党便不会再有总理。在党的政府，便不会再有元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事情。国民政府是受党的委托的，党的组织，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的组织，也自然同样是采用委员制，是毫无疑义的，当孙先生未死，我们可以一意跟着这个唯一的导师。孙先生即死，我们采取委员制，要人、名人都不得尽其所能，以共同负荷总理所交付的责任，继续国民革命党未竟的工作，这就是国民政府所成立的原因。
平心而论，蒋介石在这次改组国民政府中，没有捞到职位，他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还是孙中山在世时委任给他的。
再说汪精卫虽然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手中无兵，这是一大缺陷，他只有联合蒋介石才能巩固权力。蒋介石虽然手中有黄埔军，但他在中执会和政府中都没席位，难以发号施令，因此他也愿意与汪精卫联合，形成“文武搭档”。这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响当当。其实汪精卫也正有这一想法。早在5月8日，汪精卫从北京治丧回到广州不久，偕夫人陈璧君就专程跑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汪对蒋说，总理在临危的时候，还低声呼唤“介石”，其实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叨念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在场的宋庆龄、何香凝等许多人亲耳听到的。汪精卫为了拉拢蒋介石，才故意这么说，蒋听了，十分感动，呜咽良久，又问是真的吗？那还有假。汪做了认真的回答。蒋介石甚觉汪精卫可亲可爱。当两双大手相握的时候，一场以争夺权力为目的的合作买卖达成。
恰在这时，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的消息传来，令他们吃惊。
那是1925年8月19日一个不眠的夜晚。
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回忆说：
仲恺忙于替黄埔军校筹款，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8月20日的早晨，刚过8点，又有人来向他请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是8点多钟差不多快9点了，仲恺还没有吃早餐。因为我们预先接到通知说是9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我催他说：“快点吧！开会的时间到了。”仲恺于是匆匆忙忙地只吃了几口白稀饭，就和我一起上车出门，唉！现在想起来，也真像催他去死一样。
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们家里商量事情。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的吗？”陈同志说：“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了车。
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20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啪啪、啪啪”的好像爆竹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了两枪也倒下去了。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倒在地。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我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扶着仲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扶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扶仲恺，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蹿出来，原来凶手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时迟迟不见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相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终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
后来何香凝回忆调查的结果是：
7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梯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豆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作。”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财”，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鲍罗廷代表谈。他们为着便于实现他们的野心，对于把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这一点，也是不赞成的。孙科也参加这些会议。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必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由此可见当时这些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了。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11次之多，每数日即开一次，参加的都是这十几个人，商量的事，大多与第一次开会所谈者相同。
右派除了开秘密会议阴谋伤害仲恺，阻挠革命事业之外，还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堂”，专门做聚会的地方，大事聚赌吃喝的勾当。右派常常在那里纠合随从，公然大放厥词，辱骂仲恺和他的执政主张，其中骂得最厉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他们的目的，不单是要暗杀仲恺，不单是要把仲恺这样一个人除掉。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全体右派人物联合起来，企图使廖仲恺倒台从而全盘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阴谋了。
廖案的发生，使蒋介石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倒了许崇智。同样，汪精卫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赶走了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胡汉民。
廖仲恺被刺的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特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
蒋介石立即以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蒋介石首先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
8月25日，廖案疑犯林直勉、张国桢（10月5日枪决）、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招桂章（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梁士铎（第一警备司令）、杨锦龙（旅长）被捕，发现香港英政府颠覆国民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的阴谋。主要罪犯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在通缉令发出之前，都已逃到香港去了。
同一天，胡汉民因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对廖仲恺，并与主谋有通谋嫌疑，被蒋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数年之后，胡汉民在《自传续篇》中写下了这段文字：
世和来后，将我带到介石那里去住。我无处安身，自然随了他去。介石与仲恺比邻而居，我到了介石那里，又转送到黄埔，介石来应酬一会，就走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璧君她大着肚子，往来奔走，在黄埔又陪了我两天。第三天，我过意不去，而且她快要生产了，力劝她回去，临走她说：“胡先生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一封信给汪精卫，我给你带去。”我就写了一封信，原文我记不得了。大意是：“关于办理仲恺案我虽未能与闻，惟兄等主持此案，不当枉法，亦不宜循情，务须概据事实，以求真相。弟与兄永共患难，不久以前，尚相与戮力，肃清洪军等，巩固后方，此日思之，仿如隔世矣。”这信带去后，精卫给我一封回信，这信太奇妙，大意是：“昨开中央政治会议，读遗嘱时，不觉泪下，兄与兄个人事，有何意见，仍乞指示。”中央政治会议，本来我是主席，精卫读遗嘱时，不觉泪下，不知道是为我的不能主席，身为“阶下囚”而泪下呢？还是因为遗嘱中有“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话，而一般同志竟主张反共，闹出这样的风波，便不觉泪下呢，这是我至今不愿求其解的问题。
9月8日，胡汉民以养病为由得到释放，13日汪精卫到颐养院看望了胡汉民，叫胡辞职离粤。半个月后，胡汉民以“出使苏俄”为名，从黄埔港登上苏俄“蒙古”号轮船，灰溜溜地被驱逐出广东。
汪精卫那边整走了胡汉民，而蒋介石这边在整许崇智。
蒋介石通过廖案，大做文章，调查了他的上司许崇智许多不法行为，以涉嫌廖案驱逐出广东，并改编了他的部队。
20日，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派陈铭枢当晚送许乘轮赴沪。国民政府命谭延闿署理军政部长，由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办理该军总司令部收束事宜，其部属统为蒋介石处理，同时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
28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第二次东征计划。同日，国民党中执会任命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一师党代表，蒋介石取代了许崇智，一跃为第二次东征总指挥。
这正是一石击三鸟。右派暗杀了廖仲恺，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工农群众的损失。但国民党右派集团受到了学生的打击，许多右派头子无法再在广州立足，而收获最大的是汪精卫。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都是有资格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如今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及其右派势力被驱逐出广东，最后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稳坐国民党最高交椅。
蒋介石通过廖案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以及蒋介石本人在事前所不及料到的。首先，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取代了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蒋介石以后成为“军界领袖”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次，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地位，造成了极好的形势。整倒了许崇智，蒋介石出任东征军总指挥，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挥师东征
公元1925年10月6日下午4时。
这是蒋介石东征军出征的日子。
这天，阳光明媚，军旗猎猎。
黄埔军校的大操场上集合着待命出征的学生兵。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英姿勃发，等待着总指挥蒋介石的出征令。
这时，陈洁如也从乡下来到了广东，儿子蒋经国正准备留学苏联，也来黄埔军校为父亲东征送行。蒋介石一一作了安慰，随即来到大操场上，发布动员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