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解放区（1948—1949）
1948年夏，徐舜寿出差去台湾解决铝材问题，回来时途径上海，住在大姐家里。三姐徐和从大连介绍一位地下工作者陶立鹤（化名，真名姜松涛）来与徐迟兄弟见面，商谈徐舜寿的去向。徐舜寿要去解放区的决心已定，表示绝不去台湾。陶答应回东北请示上级后再做决定。1948年冬，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大势已去，空军第二飞机制造厂要搬迁到台湾去。徐舜寿以送妻子宋蜀碧回成都为托词，向工厂请假，到上海做去解放区的准备。
这一段时间里，徐舜寿曾回过一次南浔镇，看望在南浔中学担任教导主任的哥哥徐迟。徐舜寿的同乡，后来分配到飞机设计室的吴铁民，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1948年春，徐舜寿一心向往解放区，从四川来寻找小哥徐迟时，恰逢初三物理老师生病，就由他临时代课，就这样他给我们上了几次课，下午课外活动时，在学校排球场上支起了网球架，临时划了线，进行了网球赛。我记得，有单打与双打等，徐氏兄弟俩人进行了一场单打表演赛，在当时条件，网球赛比较新鲜，所以吸引了不少的观众鼓掌助威。”
1949年2月，陶立鹤再次来到上海，告诉徐舜寿，经请示上级，同意他去解放区，并安排他们从香港走。后经徐迟与地下党组织有一些关系的朋友曹石峻帮忙，决定改道从青岛到解放区。
曹石峻认识地下党组织的李小姐，真名王月英，当时的身份是小学老师。上海解放后，她是进驻中国民航公司的代表。
宋蜀碧后来回忆说：
“1949年初，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忽然传来飞机的声音。舜寿正轮到值星，立即要了辆吉普车往机场赶去。原来是淮海战役败下阵来的人路过南昌。随后便看见一些从头到脚一身新（连高跟鞋的鞋底都是崭新的）的飞行员家属从我们门前那条土路走过。打这以后，形势急转直下，工厂要往台湾搬了。人们开始卖东西，开始打点行装。这时工厂出了一条规定，可以请假送家属回家。舜寿便以送我回成都为由请了假。这时火车尚未通，我们带着出生两个多月的女儿，提前离开南昌，乘飞机去了上海，住在舜寿的大姐家。
……
舜寿的三姐徐和，抗战时期在重庆陶行知办的育才学校教书，回上海不久，去了解放区。1948年的一天，一位自称叫陶立鹤（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是他们家的表兄弟）的人，带着徐和的亲笔信到大姐家，他说三姐已经去了大连，并且结了婚。陶立鹤是到上海做地下工作的。过去他认为舜寿不一定要去解放区，留在这家飞机制造厂里，可以做的事也不少。这时到了非决定不可的时候了，他同意了，并安排我们从香港走。于是我们先到吴耀宗家，找他妻子杨医生给我们种牛痘、打防疫针，办好入境免疫证明。然后又找舜寿的二姐夫杨树康，请当地的一个卢保长给办了身份证，舜寿的身份改成了西药商。还得赶着给女儿取名字。舜寿拿起当天的报纸翻了翻，找到个 字，给她取了个徐 的名字，也给她办了身份证。
决定从香港走了，舜寿大姐赶着叫裁缝给我做了两件短袖旗袍，到香港好穿。我整天兴致勃勃地照顾孩子，看着她一天天地长大。有时也趁她睡着的时候，上街去买买东西。金元券出来还不到半年，人们已经在直接使用袁大头了。记得我买了一双皮鞋，竟然花了十块银元。我过生日那天，舜寿买了一个蛋糕，也是用袁大头买的。军事上的溃败，经济上的崩溃，再加上全国的人心所向，国民党的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了。
我沉浸在对新生活的向往中，想象着一到解放区，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就可以工作了。我给在北平的三姐写信，告诉她不久我们将在北平见面，说今后的世界是我们的，是自食其力的教师、医生、工程师……的。我从未想过带着那么小的婴儿，一路上会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脑子里想的只是苏联的模式，共产主义的蓝图。
这期间，舜寿每天去车站，看南昌搬迁的火车到了没有。以便尽可能地劝说熟悉的技术人员留下来，等待解放。火车等到了，取下了行李。过一天，刘定模来访，但他执意要跟工厂一起走，认为不久仍可见面，台湾终究要解放的。
我们在上海已一个多月，也曾去舜寿二姐家住过一阵，既然南昌工厂的人已到上海，舜寿觉得这里再也不能久待了，唯恐出外遇见厂里的人，会出什么问题。这时，徐迟从南浔镇到上海，见我们还在等着去香港，便说他的朋友曹石峻认识一位地下工作者李小姐，是一个小学教师（她的真名是王月英，据说她是策划重庆号起义的地下工作者之一。解放后我在上海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时还见过她）。她那时正要找人护送一位起义飞行员的家属去北平。曹石峻听说我们要去解放区，便提出让舜寿护送，说是可以从青岛走，比走香港更方便，穿过一条公路就是解放区。陶立鹤（他的真名是姜松涛）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决定改道，从青岛走。
办好了船票，确定了日期，记忆中是3月29曰。走之前，陶立鹤给了舜寿一本《经济行情杂志》，说第13页上有密写的介绍信，到了北平即可到军管会，找马子青联系。舜寿把他的军帽、军衔、军装和军人身份证等包了一包，放在大姐处，等他走后，陶立鹤会取走，这些东西以后派人去台湾是很有用的。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徐迟不便去送我们，告别大姐和他之后，我们抱着孩子径直去了码头。李小姐已经等在那里，她瘦高个子，穿一件深蓝色的长毛绒长大衣。上船之前，她给了舜寿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到了青岛要找的傅同玉的地址。一起走的有王玉琴（起义飞行员的妻子），她的八九个月大的小女儿和她的十二三岁的弟弟，一共6个人。我们3人带的东西不多，一床被子，一个棕色手提箱，里面是我们的衣物和一些西药药品，那本《经济行情杂志》就在里面。但是给孩子带上了一大堆尿布，都是头一天晚上用大姐找出的旧床单、旧枕套做的。”
徐舜寿一行6人，两位尚在哺乳期的少妇，两个襁褓中的婴儿和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今天看来，这样一行人，要完成那样一次艰难的行程，简直不可思议！从这里可以看出，徐舜寿奔赴解放区决心之大。
“到青岛是早上，下船后住在附近一家较大的旅馆。傅同玉的地址是平民院8号，舜寿一身笔挺的西装，去平民院显然不合适。他等到黄昏，把呢帽拉得很低，找到傅同玉。老傅一见面就叫他快回旅馆，说第二天去旅馆找他。当天晚上，有青年军去旅馆查房两次，还好，他们看了西药商的身份证就走了。第二天老傅去旅馆，谈了谈情况，看了我们的东西，叫我们当天离开旅馆。他说这家旅馆常常出事，可外面来的人还大都住在那里。临走时，他叫我和王玉琴换上蓝布旗袍，说王玉琴那双高跟儿鞋不行，得换成布鞋，然后老傅把王玉琴的弟弟带走了。
老傅再来时，是和他侄子一起来的，叫舜寿和他侄子一起带了箱子先走。他带来一双布鞋给王玉琴换上，看我们都打扮好了，便叫我们抱上孩子，跟他一起走。我和王玉琴住到老乡家里，舜寿则是当天下午就化装，乘小船，偷渡过海，然后走了二三十里路到红石岩，那里已经是解放区了。他到时，看见王玉琴的弟弟已经先在那里了。
舜寿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说，他这个人，其实是不适于做这种事的，没有出事，真是万幸。
我和王玉琴带着孩子在老乡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老傅去，说舜寿已经偷渡过海，叫我们等海关放行时，和老百姓的船只一块儿走，不要说话。下午五点钟我们上了一只小船，船上不让带东西，后来他们说船上风大，又把被子拿来了，叫我们铺上坐在船舱里。这时我忽然想起带在身上的身份证，既然已经扮成普通老百姓，西药商家属的身份证自然不能用了。我悄悄地把它撕碎了，从船边轻轻地扔到水里。这天因为涨潮，船靠不了岸，在海上飘了一夜。还幸亏他们把被子拿来了，我把孩子裹得紧紧的，一起躺在船舱里。当时我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只是望着满天的星斗。海上不时有灯光闪动，摇船的却是很紧张，一直都坐在船头上。他们说，最怕遇到海盗，那些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
第二天清晨，船靠岸，到了红石岩。舜寿和王玉琴的弟弟都在岸边等我们。我们在红石岩等了两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北方的炕和用纸糊的窗，不小心用手指捅了一个洞，不想沙石不停地落在炕席上。舜寿赶快找了纸来，把洞给糊上了。村干部很热情，看见我和王玉琴都带着孩子，特地给我们炖了一只鸡，一人给盛了一大碗。一天下午，趁孩子睡觉时我们出去走走，在村边的地摊上买了一点牛肉干，硬得切不动，我一不小心，将手指割破了，舜寿急忙找出红药水和纱布给我包上。他心疼地亲着我的手，连声说：‘不该让你切的，不该让你去切的！’
我们是在等老傅送箱子过来，但是因为风大、浪高，船过不来。到第三天早上，村干部说，红石岩有情况，不能再等，便给我们开了路条，雇了一辆大车，让我们去胶县。那本《经济行情杂志》也就无法带走了。”
徐舜寿和宋蜀碧绝想不到，18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本《经济行情杂志》会成为造反派组织追查的一个历史问题。
“北方的气候可是真冷，舜寿和王玉琴的弟弟不时下车走走，我和王玉琴则拥着孩子和被子躺在大车上。这一带曾经是三进三出的地方，到处是断垣残壁，相当荒凉。在红石岩村外，只见远处一座教堂是完好的，路边有些老乡摆摊卖东西。这样走了两天，到胶县，在大车店住一夜，又乘大车到坊子。那时火车刚通，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到了济南。找家旅馆住下后，舜寿立即去交际处联系。不料去北平的火车还未通，乘长途汽车得走十来天。我们只好先去饭馆，吃上了几天来没有吃到的大米饭。回到住处，得知交际处来人通知，说有火车去北平。于是我们赶忙上了火车。那是为参加全国第一次妇代会和文代会的代表挂的专列。火车上那时没有坐位，晚上全都是睡地铺。一路上走走停停，满载着崭新的坦克、大炮的列车，隆隆地南下，北上的车只好给它们让路。所以走了好几天之后，我们才终于到了北平。
到火车站已是掌灯时分，王玉琴带着孩子和她弟弟径直回家，我们三人乘三轮车去西四翠花街北医宿舍我三姐蜀青家。传达室一叫，三姐和宏毅都跑出来了。宏毅接过孩子，抱了进去。我们已两年不见，三姐忙着给我们弄吃的，我们谈着一路上的经过，三姐谈到北平解放前那段艰苦的岁月。
第二天舜寿去军管会找马子青，说是没有这个人。后来听说是改了名字。但是我们手上没有了那本写有介绍信的《经济行情杂志》，接待人员让我们写明来北平的经过，以及第二飞机制造厂的人员设备等情况，共两份材料。”
（《宋蜀碧回忆录》）
在北京，他们从徐舜寿大姐的女儿李锦华（后改名李华）处得到三姐徐和在沈阳的地址。徐舜寿给三姐写信，告诉她，到北京找不到马子青，接不上关系。
参加革命（1949.5）
1949年4月底，马子青接到徐和的信，派人来找徐舜寿，告诉他有人去沈阳，让他们一起走。5月1日，他们到了沈阳。穿着一身列宁服的三姐接他们去家里。在三姐家，他们第一次见到三姐夫——沈阳军管会副主任和卫戍区司令伍修权。刚解放不久的沈阳，社会情况相当复杂，治安工作和恢复秩序的任务很重。工作繁忙的三姐夫热情接待徐舜寿一家，尽量抽时间与他们叙谈，讨论今后的打算。
伍修权听徐舜寿谈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对他坚决不去台湾而来东北投奔革命，表示赞许。他介绍了解放大军已胜利渡过长江、解放南京等大城市，正乘胜南下的形势，也介绍了东北老航校的情况和主要任务。伍修权提出，这个部门与徐舜寿的技术专业比较对口，可以发挥他的技术专长。推心置腹的倾谈，对徐舜寿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月13日，徐舜寿被分配到东北航校机务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
南下接收（1949.5—1949.9）
早在1945年8月，中央就决定，派延安的航空干部分批进入东北，接收、收集航空器材和人才，利用可能条件建立航空站、航空队、航空学校，训练航空骨干，为我军建立人民空军打下基础。彭真和伍修权等领导同志指示，要把收集航空器材和技术人员作为筹建航校的首要任务。他们说：“没有飞机和航空器材，没有航空人才，要建设航校也只是纸上谈兵。”
1946年3月1日，以早期从事航空工作的干部为主，在通化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内设政治部、校务处、训练处和机务处等部门。航校机务处的主要任务是：收集、采购、保管航空器材和油料、制造零备件，修理飞机和发动机，为培养飞行员、机务人员及领航员准备物质条件。
1949年2月后，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同意航校干部随军南下接收宁、沪、杭等地的工厂和航空器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