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将DE-531亲切地称为“她”，这艘护航驱逐舰排水量不大，使用两台马力强大的齿轮传动涡轮机，速度高达24节。她全长300英尺，配有14名军官（我是其中资历最浅的）和近200名士兵。我们配备的武器包括一些深水炸弹、一套名为“刺猬”的反潜系统、一个单管鱼雷发射器、防空炮以及前后各一门的5英寸[1]舰炮等。
1944年1月，我们驾驶这艘护航驱逐舰前往百慕大海域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试航活动。结束后，我们返回波士顿，在那里针对我们在试航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做了改进。
我们在一个午后离开百慕大海域向北开去，当时的温度为华氏70度，我们没有一丝一毫危险即将到来的预感。离开公海后，气温和气压快速下降。作为船上资历最浅的一名军官，我通常被安排在午夜到凌晨四点间值班。正常来说，这是非常安静也是人最容易犯困的一段时间。可是那晚的情形却不同于往常。当勤务兵在零点前把我叫醒时，船颠簸得很厉害，勤务兵跟我说：“萨特先生，您最好穿上您所有的防寒服。”
我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到了身上——海军给我们发了质地很好的防寒服——并走上正在颠簸中的甲板上开始值班。当时的风速高达每小时70英里[2]，气温肯定是在零下。只见海浪高高地砸下来，海水一落到甲板上就立刻结成了冰。
很快，在军舰的护栏上、桅杆上以及一切突起的物体上都结满了冰块。凌晨两点的时候，积冰已经越来越厚了，我把舰长叫醒并向他汇报了当时的情况。我记得他在夜色中走到甲板上并开始对险情进行评估。“是的，当冰越积越厚的时候……”说到这里，他皱着眉头顿了一下，接着说道：“我们可能会失去稳定，你到下面去把《大副手册》拿来看看。”
我照着他的命令进入到驾驶舱里，点亮一盏小灯，认真阅读了关于我们这艘军舰的稳定性问题。《手册》上写明了军舰的横摇周期，我们将这种自然的摆动称为舰船的“周期”。《手册》还说，如果这一周期延长一倍（即军舰横摇的速率减半）时，军舰将陷入“严重的情形”中。
当时军舰的最大侧倾实际上都达到了50°。虽说按书上所说的这并不是挺严重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现场，肯定会感到胆战心惊。事实上，当时的情形看起来就像我们的烟囱一会儿朝左一会儿朝右，恨不得一头往海浪中扎进去。我将所有害怕的情绪统统从脑海中赶走，专心致志地计算起军舰的横摇周期来。
我反复计算了几次，发现实际的周期几乎达到了正常情况的三倍之多。我们的情况已经远不能用“严重”来形容了，《手册》上根本就没有提到这种情况！
当时的情形用千钧一发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我们先是往一边倾斜到最大角度，在半空摇摇晃晃地悬上一会儿，军舰才会慢慢地开始往回摆动，直到另外一侧船舷几乎扎进咆哮的海浪中为止，而且这种情形周而复始地上演着。
我竭尽全力使身体保持平衡，离开驾驶舱去向格雷夫斯中校报告了我的发现，他是舰长的参谋。对眼前的这一切，我们除了尽力保持DE-531舰继续向前行驶外别无他法，我们只能暗暗祈祷主机千万别停转。如果那两台主机停转了，船也就翻了。
难熬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慢。那一晚我们根本无法在结满冰而滑溜溜的甲板上工作，那些厚厚的积冰也几乎没有除掉的可能。破晓时分，情况依旧十分危急，而且白天还在继续恶化。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竟在当天傍晚时分摇摇晃晃地抵达波士顿港并开进了海军造船厂。我们终于安全了！
当军舰停靠在码头上时，我们对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十分震惊。看起来就像一座冰山开进了码头，整艘军舰从上到下都裹满了积冰，这些积冰顺着风吹的方向一直往后延伸。军舰完全被冰包裹起来，以至于我连前甲板上的炮塔都认不出来了，它就像一个不规则的大泡泡。
船员们使用蒸汽倒腾了几乎一个星期才把所有的积冰清理干净。完成清理工作之后，他们发现DE-531舰甲板上方所有的接线盒、开关和其他电力装置都被海水和结成的冰块损毁殆尽，整艘军舰吃水线以上的部位都需要重新布线。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登舰再次开始作战任务，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们这一代人快速成长起来，我学到了许多对我之后的职业发展大有帮助的东西，这些在波音747项目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海军服役的经历不仅仅教给我领导的能力，还使我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价值，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及无论面对什么困难都要尝试尽全力去解决，等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场在试航过程中遭遇的冰暴给我上了最有价值的一堂课。回过头去思考我们在面对这场灾难时完全无助的心情，我发誓要设计出人类水平所能及的最好的飞机，使之成为人类在运输领域的另一个选择，即使在面临意外的情况下也能为机组人员所控制。
相比之下，在那以后的战争显得几乎有点乏味了。我们在迈阿密、基韦斯特、佛罗里达、诺福克以及弗吉尼亚等地的外海执行任务，在美国东海岸来来往往地为舰队护航，使他们远离潜艇的威胁。有一次，我们还帮忙护送一艘舰船航行到大西洋中部，直到其他海军护航舰接手这一任务之后我们才返回。
对于我和南茜而言，尽管战争使我们无法好好地度过蜜月，但这一整个时期都充满了欢乐。她跟着我到了波士顿，就在那里我和其他人一起登上了我们的新军舰。一段时间后，直到返回迈阿密前，我们被暂时派驻诺福克的海军基地，南茜随后也搬到了诺福克。尽管面临着居无定所的困难，她还是跟着我在美国东海岸的一些城市间搬来搬去。
我们驻扎在诺福克期间，有一场飓风沿着东海岸向北刮来，原本预测那场飓风对切萨匹克湾的影响不大，因此，尽管对于大型舰船来说，切萨匹克湾由于水浅并不是躲避飓风的好地方，美国海军还是决定让我们在那里抛锚。当气象员最终意识到那场飓风将直接对我们造成冲击时，我们才铆足全力在急剧恶化的天气条件下向大西洋驶去，只是这个决定做得有点晚了。
我亲身经历了这一次险情。正当我们全力抵御飓风对我们造成的冲击时，另一艘舰船被刮翻并堵住了我们往外走的通道，把我们困在了海湾里面。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在飓风中求生存了。我们在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行驶，在最后一秒艰难地转向以避免撞上其他同样在和飓风作斗争的舰船。那场飓风是如此的激烈，以致几乎整个海湾都不止一次地被狂风刮了个底朝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当然，战争期间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在基韦斯特的时候，我们这支护航驱逐舰舰队的6艘军舰中有一艘由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儿子指挥。小罗斯福养了一条苏格兰狗，这条狗与罗斯福总统养在白宫里那条著名的狗——法拉是同胎出生的。
小罗斯福所指挥的军舰在出港时常会遇到麻烦，我们因此总是被抓差去帮忙解决问题。毋庸置疑，DE-531舰上的船员无人愿意在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自由时间里做自己的分外事。有一次，我们给小罗斯福帮完忙后出海执行任务时，一份发自诺福克的紧急电报打破了舰上的平静，电报的大致意思是问我们是否看见那条苏格兰狗以及是否发现它登上了我们这艘船。
船员中没有人表示曾见过那条狗，但是，当我们在五六天后返回并停靠在码头的那一刻，走失的苏格兰狗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水兵们有他们自己的正义感，却也不乏幽默感，我想这个“小玩笑”对小罗斯福和他的船员不会一点儿作用都没起到的。
结束了在护航驱逐舰上的工作后，我奉命前往孟菲斯接受航空工程师的培训。南茜跟随我到了孟菲斯，然而天不遂人愿，在那里我们还是分居两地，直到和平时期到来之前，我们都无法见面。结束训练后，我被派往纽约的佛洛伊德·班尼特机场接手一份新的职务。1945年8月，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的对日战争胜利日那一天，我就在那儿。
1945年到1946年初的那个冬天，我被派驻埃尼威托克岛，那是位于西太平洋马歇尔群岛之间的一座热带的环状珊瑚岛，在那里我作为一名航空工程师以海军上尉的军衔结束了服役生涯。埃尼威托克岛是1944年2月一场海战的战场之一，这场战斗几乎把岛上所有的植被毁灭殆尽，原本一个像天堂一样的热带岛屿变得光秃秃的。
尽管我很喜欢作为航空工程师的这份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飞行活动可供我发挥自己的专长，因此我热切期待着归家那一天的到来。后来，我乘军舰经夏威夷退伍回家，为自己即将开始一份飞机设计师的职业感到十分兴奋。
注 释
[1].1英寸=25．4毫米。——译者注
[2].1英里=1．609千米。——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