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恒的“中国心”（时代先锋）
——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人民日报》（2009年7月1日05版）
新华社记者张严平孙一曲
本报记者鲍丹
他静静仰望着窗外的蓝天，气若游丝，已经说不出话，唯有痴迷的目光吐露出内心的深情。
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泪水溢出了他的眼角。
93岁，漫长而又短暂。为中国的战鹰装上一颗“中国心”，这个目标就像穿越一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
回首来路，他没有亲手收获果实，他用一辈子种下一棵参天大树；他没有亲手捧得鲜花，他用一辈子披荆斩棘、点火拓荒；他没有骄人的光环，他用一辈子托举起一代后来者的臂膀。
告别人世，他留下遗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将自己积蓄的10万元人民币交纳最后一次党费。一生中，他交纳特殊党费及救灾捐款共计30.4万元，占到他工资总收入三分之一。而他的家，清贫得如一张20世纪60年代的黑白老照片。
创造伟大事业的人，该有一颗怎样高洁的心灵？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以他赤热的“中国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无限辽阔的天空……
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艰难而悲壮的起飞线上，他是力挺千钧、勇往直前的开山脊梁
20世纪50年代，沈阳东郊一片出没着野兔的荒草地上，走进一支神秘的队伍，领头的人中有历经战火的少将、大校，有扛着中校军衔的专家，身后是100多个齐刷刷的20岁出头的大学生。没有喧闹，像地里一夜钻出的小苗，新中国第一个喷气发动机研制机构在这片草地上诞生。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全线撤约，调动起的是一种卧薪尝胆般的中国式激情，年轻的共和国以决心摆脱弱者的姿态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担任技术总负责的40岁的吴大观，是这支队伍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将是一条怎样艰难的道路？
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终身院士法沃尔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所有飞行器上的东西，它们都是提高阻力增加重量的，唯独发动机是提高动力的。只要发动机好，绑上一块木板也能飞起来。”正是这个让木板也能飞起来的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脏”，在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工业领域中，犹如皇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
一代发动机决定了一代飞机。世界上为数极少的能够自主研制飞机发动机的国家，历来严格限制此项技术的转移。美国国防部十大严格保密行业中，航空发动机占第二位。
仿佛是一片被如墨的夜色浸透了的荒原，没有路。吴大观和所有的夜行者坚定地出发了，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寻找着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之路。
太多的过程，都散落在今天已经看不到的荒草地上，人们能够清晰记忆起的是灯光，吴大观办公室的灯光，设计室的灯光，资料室的灯光，从黎明到深夜，灯火通明。学俄文出身的年轻的人们要从ABC开始向英文进军，唯一的老师是吴大观和两张唱片；6架部队送来的U2飞机残骸成了最宝贵的研究“标本”；一部手摇计算机噼噼啪啪成千次成万次成几十万次地计算着一组组不能差之丝毫的数据；一把烟袋杆长的计算尺，丈量着以吨计算的设计图样。
记忆中还有冬天里进行的试车，每当城市入睡后，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棉帽子，坐着敞篷汽车，在哈气成霜的寒风中，向着50千米以外的试车场一路狂奔，试车后的每一次归来都迎来了东方发白的黎明。
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了，食堂碗里的饭一圈一圈地减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碗底。昔日从各名牌大学云集来的活泼可爱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在紧张的运算、试验之后，虚弱地喊着“我们饿”。
吴大观急了，他和搭档们开始派人满东北跑，为这100多口子中国搞航空发动机的“宝贝”们搞吃的。终于，他们从黑龙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了两大车黄豆，从此食堂有了最“高级”的菜——盐水煮黄豆。
1962年春节，吴大观等又亲自点将，请32名技术骨干聚餐。这是一次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褒奖与激励，在食品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有着土豆炖粉条猪肉的“尖子宴会”，至今在白发苍苍的亲历者们的记忆中口齿留香。
依然是U2残骸，依然是计算尺，依然是手摇计算机……
“什么时候拿出我们的产品来献给党？”吴大观把日思夜想的这句话写在了办公室笔记本的扉页上。
艰辛地探索与劳动，使得这支年轻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队伍经受了意义深远的磨炼，这是一条漫漫长途。后来者们在今天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现代交通工具一掠而过，可那时，吴大观和那批年轻人都是用徒步的方式丈量着，开拓着。
路，终于打开。那是一个个创纪录的闪光足迹。
1958年，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机——喷发1A发动机试制成功，把歼教1飞机送上了蓝天，飞到了北京。叶剑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赶赴沈阳出席庆祝大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制了电影《早送银燕上青天》。
1959年，“红旗”2号喷气式发动机试制成功。
1969年，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机——涡喷7甲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1年，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5发动机试制成功。
1978年，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扇发动机——涡扇6发动机试制成功。
在一个又一个成功后，该是何等喜悦！然而，吴大观这一代先驱者们在成功后体验更多的是悲壮。
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发动机在当时都没有实现定型装备部队，最终下马。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涡扇6发动机，生逢10年“文革”动乱，历经4次上马，3次下马，5次转移研制地址，最终因周期过长，错过了装备部队的最佳时期。那一天，当吴大观一手培养起来的总设计师李志广在台上宣读涡扇6发动机停止试制的决定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一台发动机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奋斗。无论什么原因的下马，都像宇宙黑洞一样不知吞噬了多少曾经灿烂的光线。
悲壮深深烙在吴大观的心里。然而，他的伟大正是在这远离鲜花、掌声、聚光灯的悲壮中寂寞而坚韧地前行。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研制出自己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他曾为攻克下“气冷空心叶片”这项发动机的尖端技术与一位同行打赌：“谁研制不出来，谁的脑袋就挂在研究所门口！”
他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发动机要重视预研，要像吃苹果一样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他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带动了我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术的发展。他还采集回来上百吨英国培训技术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11本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5年12月，他与另外8名专家给中央写信，力陈独立自主解决飞机“心脏病”的重要性，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自行研制大推力发动机，从而催生了中国“太行”发动机的诞生。今天，由“太行”发动机装备的战鹰已经冲上蓝天。
晚年，他在担任航空工业部科技委常委期间，用6年时间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部航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使发动机研制从此有章可循。
吴大观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或许，在时下某种价值观的视角里，吴大观有些悲剧。他从未在自己的手上拿到过奖项，一辈子的最高职务仅是副局级，甚至连世人仰慕的院士都不是。
但是，他的伟大与贡献全与此无关。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正是因为有了他和他那一代先驱们的艰难探索，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才能在穿越黑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到世界的平台。
今天，当中国航空事业的年轻一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吴大观收获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骄傲。
在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漫漫征途中，他永远怀揣着一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翅膀，多么神奇的翅膀！蝴蝶、蜜蜂、蜻蜓……有双层的，有单层的……
1940年，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3年级读书的23岁的吴大观迷上了各种昆虫的翅膀，他用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把收集到的翅膀夹在里面，编上1号、2号……
他没有想到，与这个爱好几乎同时降临的是一群贴着“膏药旗”的轰炸机。那些也有着一双翅膀的魔鬼，在昆明上空发出刺耳的嚎叫，投下一串串黑色的炸弹，顷刻间，美丽的土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一个强烈的愿望——“航空救国”——就这样在年轻人心中爆发了。他要转系，要学航空，他抱着贴满昆虫翅膀的日记本找到航空系主任，主任的眼睛亮了。
1942年，吴大观从西南联大航空系毕业，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贵州大山里一个叫大定的地方，这里有国民党出资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这个条件艰苦、只有100多人的小工厂，却有8位从英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航空报国”之信念，是一代中国人的梦。
吴大观被授予国民党少尉军衔。两年后，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普·惠航空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这期间，他不仅进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3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
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西。窘困中，他见面日子不多的女儿感染白喉，等他四处奔走借钱买来药，只有4岁的小生命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个晚上，他望着从美国带回的一箱子发动机资料和给女儿买的小花衣裳，恸哭。
女儿没了，“航空救国”梦破了。
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心是不会沉沦的。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他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一位助教问他。
“解放区！呵，太好了！我早就想去了！”他又惊又喜。
年轻的助教笑了。他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小老板，由原名“吴蔚升”改为吴大观，带着妻子华国和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当时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他像个老朋友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聂荣臻问。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到美国……国民党没有希望，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飞机，造发动机！”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
聂荣臻高兴地大声说：“吴先生，很好啊！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吴大观孩子般地笑了。“我现在到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1951年，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立，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朝鲜战争爆发，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沈阳接收的一处老兵工厂起步，进行飞机修理和零部件生产。每天坐在位于北京德胜门一带的那栋局机关的小楼里，吴大观和徐舜寿想得最多的是，中国应该自己设计飞机，设计发动机。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这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切的心。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荒草地到了。
在6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的荒草地啊！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停在半空中，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是蜂鸟，它能够悬停。”“什么叫‘悬停’？”“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的照相机，3天3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在那段日子里，突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20年前聂荣臻司令员的笑容，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有这样笑容的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限，遭无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水泼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