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鑫茂是1964年从北航毕业分配到603 所的。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超人的奉献精神，从技术员上升到研究员、副总设计师， 分管结构、强度、材料、标准等专业技术工作。多年的超负荷工作使他积劳成疾， 身患多种疾病。1999年是中国“飞豹”最辉煌的年月， 可是在参加国庆阅兵前训练的飞机， 却在着陆时机体受损， 这离阅兵只剩11天。当时所领导决定让龚鑫茂副总师火速前去处理。他带领几名科研人员赶到濒临渤海的飞机场， 在现场三天两夜只休息了3h， 完成了一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维修工作， 使“飞豹”飞机在国庆阅兵式上圆满地接受了江泽民主席的检阅。他还负责处理过飞机设计中百分之百计算机发图、采用复合材料为飞机减重、飞机自适应结构技术和振动疲劳等重大设计难题， 并全部成功解决。他妻子有心脏病， 而且还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 痛得下不了床， 他每天一早起来要买菜， 回家做饭， 还要给妻子按摩， 用药敷腰。这活一般人干几天都会累得腰酸腿痛， 他一坚持就是几个月。家庭这些劳累， 他从来不跟单位同事说。可谁知道， 其实他自己也身患肝炎、胃出血、胆结石、肾结石等多种疾病， 同事都称他为“龚铁人”。2000年9月， 在他去世前十几天， 医院检查他的身体时， 肝已萎缩得只有拳头大小， 胰腺已经糜烂坏死。2000年10月3日， 我参加了单位在临潼骊山脚下给他开的建所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追悼会， 多少人泪花飞溢眼眶， 痛惜失去一位飞机设计英才。我在2001 年为《航空工业辉煌五十年征文》写了《科研线上“龚铁人”》一文， 曾获银奖， 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也忍不住泪溢眼眶。
费管良， 这位被人们誉为“老黄牛”的科技英才， 1997 年5 月19 日， 离开了他近30年醉心工作的岗位， 把宝贵的生命铸进了中国“飞豹”的闪光身躯。费管良1970年进所，参加过多种型号飞机的设计。在“飞豹”飞机的设计中， 出色地完成了结构最复杂、受力最大的主起落架交点框的设计任务。他能用英语、俄语、日语、德语翻译外文资料， 曾创下一天一夜翻译40页外文资料的奇迹。他在舱门设计中的开创性方案， 在德国曾受到该国专家的高度评价。然而他却不幸得了胃癌， 在医生给他进行了胃切除手术后， 通过“放疗”稍有好转， 他就去上班， 谁也挡不住。他说： 活着上班， 是我的第一需要！ 在他生命弥留之际， 他把室主任叫到西安医院， 将自己从事飞机设计的笔记、日记、总结等无偿捐献给国家。费管良就是这样一个跋涉在生命尽头也不忘振兴中国航空工业的知识分子。
韩霄， 是ARJ21支线客机结构设计副总师， 这之前曾当了6年的室主任。在ARJ21飞机设计中， 他与参研人员在艰难的征途上逐步攀上成功的顶峰。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全机超重， 还有襟副翼滑轨轴承全部超差， 如果要重新进行生产需要一年时间。面临这个难题， 他主持了结构发图的“三大战役”。在攻关中， 大家加班， 他熬夜， 在他和大家的顽强努力下， 终于攻克了这一难关。后来他又出任一飞院在西飞公司的跟产主管副总师， 处理了大量跟产中的协调问题。几年里， 他在无数个不眠之夜中， 睁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忘我工作。有一次， 母亲在西安住院， 病得很重， 但他去看望了一下就不得不离开医院， 赶回ARJ21飞机研制现场。由于长时间超负荷工作， 他身染重病， 曾有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就是在住院中， 他也不停地用电话处理生产中的问题。最后不幸于2009年与世长辞， 单位为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一飞院还有不少为飞机研制付出生命的人， 其感人的事迹真是令人心酸含泪， 也有为型号研制舍生忘死的人勇敢地搏击在风口浪尖。
吴介琴副总师在飞机型号设计中曾解决了不少难题。在“飞豹”飞机研制中， 他担任数字化设计。为实现飞机全机三维数字化设计， 总师系统决定机身03段为突破口， 由他挂帅进行攻关。对此项工作， 他很了解， 当听到时间只给一个月时， 他惊得目瞪口呆。年逾华甲的他和攻关的年轻人吃住在办公室， 茶几、沙发当床铺， 一起奋战。负责型号的人经常向他提示剩余的时间。有一次， 他心情沉重地说：“不要再逼了， 再逼我就要跳楼了！”后来，他们经过四天四夜的连轴转， 硬是靠智力和毅力攻下了这道难关。
高万忠， 这位身高一米八的汉子， 每次提到母亲总是热泪长流。国家歼轰7A立项时，他挑着型号办主任这副重担， 作为负责人， 他每天工作都排得满满的。就在这型号第一节点进入最紧张的时期， 他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说母亲病重， 叫他快回家看看。单位离老家不到10km， 但他因工作忙很少回家。现在听到母亲病重， 想到母亲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爱， 心里很是内疚， 但还是没时间离开， 只得让妻子回家照顾母亲， 自己狠心留下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 家里又来电话， 说母亲病危， 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等他赶到家时， 母亲已永远地离他而去。他心如刀割， 扑向母亲， 抱着母亲的遗体泪如泉涌， 哽咽得一句话也哭不出来。母亲操劳了一辈子， 没有享过儿子的福， 临去世时连儿子的面也未见上。他终于嚎啕着哭出声来： 妈———儿子对不起您啊！
一飞院有很多这样为中国航空事业舍生忘死的人， 这里只列举了其中极少部分。更多的是父母有重病不回去， 也不给同事透露一点儿情况， 而是到完成研究设计任务后才急忙赶回家； 有的没有时间回老家看子女， 长期奋战在科研一线， 孩子都会写作文了， 却认不得父亲是谁； 还有多少人顶着重病， 把药装在口袋里， 上班悄悄吃； 还有的把药和药罐拿到办公室熬中药， 扛着重病顽强工作； 等等。该写的故事太多太多， 这些可歌可泣的工作精神， 使我在采访或写稿时， 经常忍不住热泪盈眶！
一飞院不但有顽强的拼搏精神， 也有一片赤诚的爱心。在向职工帮扶救助慈善基金会捐款时， 时任院长吴光辉和党委书记张亚平带领全院办公会成员捐款， 张亚平书记把自己获得省劳动模范得到的6000 元奖金全部捐给基金会。一飞院3000 多名干部职工， 累计捐款595663元。在2008 年汶川大地震时， 方玉峰院长带领全院干部职工， 为灾区人民捐款1448606元。这些都体现了一飞院人的社会责任感和一片赤诚的爱心。
伟大的事业产生伟大的精神， 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事业的发展。
在一飞院50年的奋斗历程里， 集中众人智慧， 用不屈不挠的精神， 形成了凝聚民心、提升院气的“飞豹精神”， 这是一座永不坍塌、永远辉煌的丰碑， 也是一飞院向前迈进的动力源泉。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胡锦涛总书记的周围， 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航空报国， 强军富民”的集团宗旨，执行“敬业诚信， 创新超越”的集团理念， 弘扬“飞豹精神”， 倾情中华航空， 共创中国航空工业更加辉煌的未来。
航空雷达
———一生不解之缘
朱克昕 杨 春
空军的嘱咐让我记了一辈子
1957年冬， 我有幸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简称哈军工） ， 先在学院预科总队学习， 1958年9月正式进入一系四科读本科， 这是空军工程系雷达通信导航专业， 我对雷达情有独钟， 我为自己能学习雷达知识而庆幸。我想起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一些往事： 那是1953年春天， 我在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指挥室工作， 领导让我去志愿军部队实习， 为的是能在实战中得到锻炼， 提高业务能力。来到志愿军空军联合司令部， 被分到指挥所情报总站。敌空中情报都在这里汇集、分析、整理后报送指挥所， 提供给空军首长。总站对美国空军实力、部署及其活动规律掌握得很清楚也很全面。我志愿军空军与在朝鲜的志愿军防空部队协同保卫着我志愿军、交通枢纽和运输物资安全。还要保护好两个战略目标： 一个是鸭绿江大桥， 这是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物资供给的交通咽喉； 一个是鸭绿江拉古哨上的发电站， 它供给我国东北地区的全部用电， 我志愿军的武器弹药及物资就来自东北地区。当时，美国驻冲绳岛的B-29轰炸机的袭击对象， 就是这两个目标， 敌机利用暗夜掩护， 从南朝鲜西海岸附近北上， 用雷达进行瞄准轰炸。但敌机进入鸭绿江口时， 受我地面防空火力的猛烈阻击， 敌机不敢降低高度， 而是加大速度匆匆投弹急忙逃离， 总是无功而返， 我防空高炮部队功不可没。期间， 我空军也会起飞迎敌， 但夜间能见度差， 无法发现敌机。由于我夜航战斗机没有搜索瞄准雷达， 对敌尚无办法。没有有效手段消灭敌B-29的进犯， 是我空军的心腹之患。同志们也常谈论到， 要是苏联或我国的飞机有雷达， 那B-29飞机也不敢黑夜来袭了。此后，“飞机雷达”在我脑中有很深的印象， 感到特别神秘。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签字，8月上旬我回到原部队。在指挥室值班， 脑子常想到“飞机雷达”。一天，我去司令部情报处向夏克同参谋请教雷达知识， 他拿了两本部队编写的雷达通俗教材， 读后明白了一些， 很感兴趣， 还有不少是不理解的。
眼下进入了学院的雷达专业， 我第一反应就是这设备是空军非常需要的， 飞机装上雷达， 空军的战斗力将大为提高。我特别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因为将来真可能参加设计制造飞机雷达。我下定了决心， 要好好学习。1960年， 学院做了专业调整， 我被分配在四系一科，专业没变。后来专业细化， 我就读于电子工程系航空雷达专业。
本科是五年制， 在读完四年级后， 毕业设计前实习， 我来到空军英雄张积慧师长的空军师， 得到很好的实习安排。在这里， 才知道在朝鲜战争结束后， 我国有了装有射击瞄准雷达的苏式米格飞机， 专门担任夜间作战任务。抗美援朝期间空军可望而不可及的现在也有了，心里很是高兴， 后来夜航大队的飞行员张远扬、刘福祥给我们学员讲课， 讲的是夜航飞机的雷达性能、特点和使用情况。飞行员对这种雷达不大喜欢， 原因是因为雷达故障较多， 检修较难， 高频部件经常出故障， 检修时要反复调， 很费时间， 影响战备值班出勤率， 有时严重到一个大队只有一半飞机处于良好的状态。而检修后还要作验证飞行， 飞机发动机的寿命为此让它消耗了不少。飞行员很清楚我们学员将来就是设计制造飞机雷达的， 所以希望我们将来能设计好用的飞机雷达， 改变设备落后的现状。实习期间， 我们参加地勤机务工作， 跟着雷达师做夜航的飞行检查及飞行后排故工作， 亲身体会雷达检修的难度。雷达师、雷达员同飞行员一样强烈企盼改变落后的现状。实习期满， 师机关的领导来送行， 对我们说：“盼望早日见到你们设计的雷达， 装备我们空军。”车开后， 我心情沉重， 深感离别时这句话的分量， 像给我们下了任务书， 要我们去执行， 又像给我们出了考题， 等着我们交答卷。空军的嘱咐， 让我记了一辈子， 我与航空雷达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204雷达——16年艰辛的科研道路
1963年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南京十院十四所， 这是我国成立最早、实力最雄厚、对国家贡献最大的雷达研究所。我在三室航空雷达组任组长。主任安排我们收集消化机载雷达的资料， 于是我们针对PD火控雷达这种有应用前景的新体制机载雷达来开展我们的工作。我们掌握了机载PD雷达的发展动态， 也学习了PD雷达的一些原理知识。
1965年夏天， 所领导派我组去洛阳参加美国机载火控雷达的分析。我在测距组， 被指定为组长。以前， 我了解苏式PП-5雷达， 现在又分析了美式APQ-72雷达， 为以后从事机载雷达工作开阔了思路。
1965年秋天， 成都十院十所上机载雷达任务， 是国家项目。我被调入十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