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是北方人， 招待所食堂的籼米又散又硬难以下咽， 菜子油的味道也很不习惯， 可能还有水土不服， 所以每次去头两天必定闹肚子。时任副厂长的景德元和602所所长的刘毅等厂领导可怜我， 到星期天便请我去他们家里吃饭。真是岁月悠悠， 往事不堪回首， 为直8机付出太多太多的刘毅同志早已离开了我们。
现在再到景德镇， 有火车有飞机， 接站的是蓝鸟、本田或子弹头， 住的是三星级的招待所， 吃的是丰富多样的自助餐， 厂长所长在装饰豪华的宴会厅里请你吃饭，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换了人间。
中午猛敲莫部长的门
大概是1978年， 当时莫文祥副部长分管生产， 因为直8机要下发一个文件需请他签发。当时部里有个规定， 急事急办， 重要的事不能过夜。刚到机关不久， 办事的热情高涨， 总想把事办得又快又好又漂亮。上班时怎么也找不到莫部长， 当时想， 午休时间肯定会在办公室， 于是满怀信心地去敲他的门。没想到前后我去敲了两次， 里边没有任何反应， 心里纳闷， 难道莫部长出去了？ 于是我便站在办公楼二层拐弯处盯着他的门， 以便他回来第一时间请他签字。下午上班的铃声地响过， 莫部长从房间里走出来上厕所。此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莫部长就在办公室午休！ 我顿时意识到自己的粗鲁莽撞， 想不到自己的头脑竟会如此简单， 对领导中午要休息片刻浑然不知。这件事给了我强烈的震撼！ 作为一名称职的机关工作人员， 光有工作热情远远不够， 行为举止、待人接物、人际关系等方面也大有学问， 要干好工作这一课必须修好。
通过这件事使我冷静思考了很多问题， 忽然间明白了许多道理， 不经意中觉得自己成熟了许多。回来后我将此事讲给时任我处处长的李安屏听， 他哈哈大笑后说：“光靠激情是不行的， 要讲究方式方法和工作艺术， 干好机关工作， 我还告诉你一个诀窍： 要体贴领导、服从领导、争取领导， 后者最难也最重要。”他解释说：“领导日理万机， 对你主管的事你应比领导了解得更清楚、想得更周到细腻， 你的主意应该比部长更贴近实际， 所以你要千方百计将你的主意变成部长的主意才能号令天下、推动工作。”他这一番话像“真经”一样敲打着我的脑袋。
总之这一“敲门事件”忽然之间让我大彻大悟， 成熟了许多！
为保存直8不惜“吃河豚”
1978~1983年期间， 直8机命运几度危在旦夕， 作为直8机型号主管的我， 神经极度紧张， 其气氛使你随时都能感到稍有松懈似乎这个型号就会灰飞烟灭！ 1980年在镇江召开的计划会上决定停止直8的成品订货。我找到了国防工办当时还是参谋的谢光反映这一情况，谢光向计划局大发雷霆， 说三机部无权作这样的决定。1983年1月在石家庄召开的企干会上， 党组内定直8下马停拨科研费， 我知道后立即告诉了时任372厂厂长的刘忠义， 和他一起去找参加会议的总参谋部装备部的文裕武， 文裕武明确表示直8是部队正式列装项目， 三机部决定直8下马是违反规程的， 他让我们明确转告莫部长。
直8当时已研制了7年， 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进展，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国家投入的科研费最低年份只有80万元） ， 工厂用搞民品赚来的钱维持研制， 工厂以民养军的顽强精神令人感动！ 这个吨位的直升机， 国民经济、国防建设都很需要， 到了如此程度下马不仅造成巨大的浪费， 今后如果需要时再重新安排， 则要更大的投入， 最可惜的是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想到这一切我决定陪同刘厂长去找莫部长传达文裕武的明确意见。当时作为372厂总师的刘毅反对我去， 他开玩笑地说我是“吃河豚”， 如果有好结果你算做了件好事， 搞不好会撸掉你这个处长， 你擅自捅出了党组的内定又去找总参谋部文裕武， 你罪莫大焉！ 他说还是他和刘厂长去。我权衡了后还是决定陪刘厂长去说服莫部长， 这样会强化总参谋部态度的分量。后来莫部长向文裕武问明了情况， 深沉地说会重新研究慎重对待此事。结果果然奏效， 当年7月派段副部长陪同国防科工委叶正大、谢光和海军航空兵司令员李景到景德镇等地调研， 8月莫部长向赵紫阳总理汇报工作时要求国家支持直8， 说直8搞到今天很不易， 国家很需要， 目前因经费不足走不下去， 希望国家予以支持。赵总理听了进去， 指示几家抬一抬， 部队、地方各出一点， 凑一两个亿把直8搞上去。1984年9月7日赵总理又亲临372厂考察。从此直8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路子越走越顺， 1985年实现首飞， 1989年通过鉴定， 1994年通过了设计定型。直8目前已成了我军主力机种， 三军都在用， 产量已超过了100多架， 超过了“超黄蜂”直升机停产时的全部产量。在部队训练、执行任务及抢险救灾 （特别是汶川地震） 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国际经验， 直8机今后几十年内仍有广阔的前景。同量级的30多年前就交付使用的米-17系列直升机生产了13000多架， 现在仍在生产中。直8生产到3000架， 这一天不会太遥远。
想到当年惴惴不安的一幕， 真有点“吃河豚”的紧张感……
或许是我的一个主意为航空留下刘高倬
记得是1989年， 602所所长刘高倬当满了5年所长， 按常规应该换届， 高倬当然考虑了这一情况。5年的所长生涯使高倬更加成熟， 他这一届班子使602所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鱼叉”机“吃了螃蟹”一炮打响， 直9武装直升机开了个好局， 直8机成功地实现了首飞并通过混装鉴定， 可以说刘高倬在当时的航空航天工业部小有名气。由于他在372厂时我俩就比较熟， 调602所后和他的接触和交流就更加频繁。高倬人很随和直爽， 待人亲切诚恳， 所以我从机关的角度为他服务， 他把我当哥们朋友， 可以说到了无话不谈的地步。1989年冬天我去602所出差， 一天晚上我俩谈到了深夜。中心意思是他想趁所长换届动一动， 在602所再干下去他有些忧虑， 我很理解。问他的去向， 他说他是江西人想到省里， 时任省委书记的万绍芬想调他。高倬当时兼任直8机的现场总指挥， 组织直8机在省里飞行表演引起了轰动， 万绍芬等省主要领导亲临现场观看， 再加上602所在江西也是个举足轻重的单位， 作为省委书记的万绍芬对高倬的组织和管理才能当然有目睹也有耳闻， 调他到省里工作不仅很容易实现， 而且肯定会得到重用。高倬想听听我的意见并帮他拿拿主意。由于很熟了当然讲话不存戒心。我首先表示同意趁换届动一动， 但我不赞成到省里去。理由有二， 一是地方和中央单位工作方式差别很大， 人际关系更为复杂， 一直在中央单位工作的人很难适应。二是航空界很需要年轻有为的干部， 干航空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和实践， 推倒重来太可惜。所以要动不可出航空圈， 我的意见就往北京动， 到部里去是上策。最后高倬认为我分析得有道理， 但他说他没有背景， 也没有什么关系， 想到北京、到部里谈何容易？ 我说的确很难， 不过据我所知， 部里正在物色年青干部， 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机会打个信号过去。我说你刚好干满了一届， 马上给林宗棠部长写一个述职报告， 该报告多半会转到直升机公司， 届时直升机公司可附上意见反馈回去， 后边的事再视情办理， 说不定就会出现我们所期盼的契机。
不久高倬给部党组写了一份非常有分量、有水平的述职报告。果然不出所料， 林宗棠批给人劳司和直升机公司， 让时任总经理的陈宝琦提出意见， 宝琦说我对高倬更了解让我起草意见。我根据高倬的述职报告和他5年所长任期的表现， 总结归纳了3条： 一是高倬5年的所长成绩卓著， 实践证明把他由372厂调602所当所长选对了， 他没有辜负部党组对他的期望； 二是5年来证明刘高倬有远见有魄力， 具有很高的组织管理才能； 三是刘高倬年轻有为潜力很大， 很值得培养重用。意见提出后宝琦同意并签字转回了林部长， 林部长批给了何部长并人劳司， 由此选高倬到北京的事一下子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和共鸣， 很快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从运作操办到高倬调到北京， 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高倬调北京后不负众望， 20多年来先后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中航总、集团公司等多个重要领导职务， 为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或许就是我的一个主意把高倬留在了航空， 但是回头想， 高倬当年要是到省里去， 说不定更有发展， 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
“马背上的报告”调来了两个半人
时值1994年1月， 我陪王昂部长到西安参加直9 武装直升机定型打靶试飞工作会议。在去西安的飞机上， 我把思考良久的直升机公司人事安排的想法向王部长做了汇报。因王部长很忙， 平时找他占用大块时间很不容易， 我想在飞机上两个多小时是个好机会， 当年战争时期中央领导不是常在马背上办公吗？ 王部长眯着眼睛， 我壮着胆子向部长说出了我的想法。大意是： 直升机行业最好的归宿是南北要捏在一起组建集团公司， 直升机的主体只有两厂一所， 边界清楚， 关联问题少， 组建集团条件较为成熟， 直升机公司是个纽带， 可逐步创造条件把各方捆在一起。为此我打算从122厂、372厂各调一个人担任直升机公司副总， 当年党组为强化602所和372厂的关系调换602所的武厚忠和372厂的刘高倬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另外直×是直升机行业的重中之重， 要强化管理， 拟从602所借调一人担任直×型号办主任。听了我的汇报后， 王部长说我的想法与党组的思路是一致的， 他原则同意， 但选人上要与人劳司把好关， 让我给他打个报告。回到座位上我很快写好了报告， 会议期间王部长批示同意， 让人劳司协直升机公司办。回到北京后我找到了人劳司刘思成副司长， 商量后他派刘景田陪我先后到景德镇和哈尔滨调人， 这就是372厂的总师王建秋和122厂副总贾廷芳， 还有后来借调来的直×型号办主任杜占梅。王建秋后来担任了直升机公司总经理兼直升机局局长， 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成立后， 担任了直升机部部长。
这一举措后来被戏称为“马背上的报告”， 实践证明这次人事调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党组扩大会上被点名批评
1997年12月18~19日， 中航总在天安门宾馆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除党组成员和总公司领导外所有的司局一把手都参加了。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朱部长提出的1998 年的“四个攻坚”战， 加大结构调整是其中的一大战役， 而结构调整的重点又是组建汽车集团， 即将122厂、372厂、182厂、120厂等的汽车部分和直升机部分脱钩， 然后捏在一起成立汽车集团，独立经营独立核算。这个方案在机关讨论过多次， 和有关企业也一直在协商， 但是不管是在机关还是在企业都遇到了很大阻力， 尤其是工厂更是不可接受， 372厂厂长杨金槐被视为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说服动员不行， 后来让纪检组找其谈话， 意思是再不同意签字就要动用组织手段。这次党组扩大会就是首先要在机关统一思想。
将航空的几家规模都不够大的汽车生产组建成汽车集团， 避免内耗， 形成拳头， 提高市场竞争力， 是非常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 问题出在把当时效益非常之高的汽车部分拿走， 剩下的每年都要靠汽车来补贴的直升机部分怎么办？ 这一问题在方案中十分模糊， 所以很有可能把汽车搞上去了， 直升机却下去了， 当然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可能性， 即搞汽车的几家貌合神离， 结果汽车和直升机都搞不上去，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从大道理上讲组建汽车集团是大好事， 但都对直升机的前景表示担忧。我在机关主管直升机业务部门， 当然尤为担心。
朱部长主持会议， 首先讲了1998年“四个攻坚战”的内涵。当讲到结构调整攻坚战时他首先拿我开刀， 为了使我不至于下不了台， 他首先说：“法苓咱们是老朋友了 （他当民机局局长时我是他的部下）， 上次党组会你发言我就听出了你的弦外之音， 汽车集团的成立你是关键！ 我了解你， ……你比景德镇还景德镇、比杨金槐还杨金槐， 你要做工作……”我坐在台下离他不远， 他稍有停顿， 我马上补了一句， 我说：“朱部长， 您太抬举我了……”我和朱部长很熟又很要好， 尽管他说话很亲切， 但当着几十位领导点名批我， 心里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散会后袁立本主任对着我的耳朵说：“法苓， 要和朱说道说道。”实际上有很多传闻说朱部长对成立汽车集团立场并不坚定， 所以他对我慷慨激昂了一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是说给坚定派听的， 这其中隐含着他难以言表的苦涩心情， 对此后来我才逐步琢磨明白。
这次挨批很多人替我喊冤叫屈， 实际上我大不以为然， 为了直升机和汽车两个大局， 把意见说出去了， 受点委曲算得了什么呢？ 时间会给你安慰的， 更何况朱部长是非常善意的。
陈丹淮部长的一次重大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