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
有几次坐飞机我都遇到空中摸彩：中彩的旅客可获得下次旅行的免费机票一张。这当然很有刺激性。当中彩者的座号由主持小姐以职业化的激动语调大声宣布时，丛林般站起来的人们终于齐刷刷盯住某一张面孔，然后鼓掌和唏嘘。有意思的是，此时懊丧者很多，其中最为懊丧的，必是中彩者的邻座。我的一位朋友就充当过这种角色，为擦肩而过的幸运顿足不已：“就在我身边呵，就差那么一点点呵……”
其实，如果不是那么一点点，如果幸运者离他有百米之遥，事情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中彩者坐远一点就可以让他较为心平气和？
距离决定了懊丧，还能决定恋情。一位外国作家写婚外恋，写到女主人公只有在外地旅行时才愿意与情人幽会，因为这个时候丈夫在遥远的地方，她才有偷欢的兴致和勇气。这当然也有些奇怪：丈夫在两个房间之外，或在两个街区之外，或在两百公里之外，其实都是缺席而已，同样的缺席者为何会因为距离的远近而有所改变，直至不对她构成道德或情感的压力？
空间是物体存在的形式，物体在不同的空间位置看来完全不是一回事。常识告诉我们，两个人谈话时的距离与位置不可小视，距离过于近，到了“促膝抵足”甚至“耳鬓厮磨”的程度，大概就不可能是贸易谈判和外交对垒了；若座位相对并且高低两分，分到了被告需要仰视法官的那种地步，那大概也就只能公事公办而不容易柔情蜜意了——很多会议厅和接待室里的座次格局都遵循着这种政治几何学。与此相反，医院、邮局以及航空公司一类服务机构，眼下在降低柜台高度，纷纷撤除营业窗口的栏杆和隔板。这种空间改革当然深意在焉：一种买卖双方的轻松气氛和亲近关系，必须在一种平等、自由而开放的几何形式里才可能扑面而来悄入人心。
英国生物学家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一书里，还将社会冲突最深层的原因归结于生存空间的窄逼，而利益的争夺，思想的对立，在他看来只能算作冲突的枝节和借口。他与众多同行们反复观察和试验，发现“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的动物并无大量伤害同类的习惯”，而猴子的互相屠杀、狮子的互相虐待、鸟雀的互相激战，刺鱼的互相攻打，“通常发生在最拥挤的动物笼中，”因此是拥挤而不是别的什么，才是敌意和暴力的最大祸根。莫里斯说，人类不过是“穿着不同服饰的裸猿”；人类社会，特别是人类都市社会，是一些过分拥挤的“超级部落”。这种部落中的人口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恰当的生物学水准，结果必然是：战争、暴乱一类大规模的杀人形式几乎难以避免，奴隶制、监禁、阉割、流产、独身等也不能不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有效手段——虽然这些方法十分残酷，失去了理性和智慧的控制。
莫里斯的忠告很难被人们接受，一个个更为拥挤的都市还是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个个敌意和暴力剧增的高风险区仍然是人们奔赴的目标。人们投入这些超级部落，寻求创造的机会或者统治的地位，寻求群体的协作或者独行的自由。他们中间毕竟有很多成功者，需要指出的只是：在很多时候，成功也可能只是一种成功感，不过是一种空间比量后的心理幻觉。我常常看到有些都市人为自己的居地而自鸣得意，历数都市里那些著名的摩天大楼、博物馆、大剧院、音乐厅以及大人物——其实他们忙忙碌碌很少有机会享受那些设施，一辈子也可能见不上什么大人物，与乡下人没有什么两样。但那些东西就在身边呵，就在大墙那边呵，就在马路那边呵，这就足以让他们油然多出几分自豪和放心。这种心态也延伸到有些出国寻梦者那里。他们常常无缘接触更无法占有国外的好东西，甚至生活质量比在国内时更差，但与曼哈顿近多了，与卢浮宫近多了，至少也是心中稳稳当当的安慰。
看来，所谓都市无非就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近一些的方式。更近一步说，占有呢，占有无非是诸多好东西离我们更近一些的方式——如果少量日常必须消费品除外的话。有些女人爱逛首饰店，买下什么意不在穿戴，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首饰。有些男人爱逛古董店买下什么意不在倒手，不过是以后可以在家里看古董。这里只有场地更换，如此而已。还有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守财奴，日食不过三餐，夜居不过一室，积攒着那么多钱财并无实际用途，无非是可以把楼宅、珠宝、存折之类不时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聊以自慰。其实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地方，走到大街上放眼世界然后把所有财富权当己有，都拿来盘算和欣赏一番，因为那些用不上或用不完的东西，摆在街上与摆在家里，终究没有多大区别。
现在有了照片、电视以及博物馆，交通手段也方便多了，世界上包括金砖银锭在内的任何好东西都不难临场目睹，不必把它们都搬到家里来看，不必以为这种看才有滋味。至少月亮与太阳就不宜搬到家里来看吧。但人类就是这样没出息，一代代人常常就折腾在从家门外到家门内这段奇怪的空间距离里，于是多出了好些战乱、政争、贪污、阴谋、抹眼泪、研讨会、心绞痛、金融危机等等烦心的事。从这个差不多是几何学的角度出发，我们似乎可以说，精神常常是对物质空间状态的反应，历史常常是从事财富位移工作的一个搬家公司，是把某些东西搬近搬远搬来搬去的一笔昂贵运费。
记忆
你记得那时门前的水面，总是有一只大鸟掠过，划破一缕缕飘移的蓝色雾气。在月色朦胧的深处，传来了疲惫的捣衣声，还有口琴的吹奏被风搅得七零八落，飘入了坝下余热未尽的稻田和藕田。你却不记得那个吹口琴的邻队知青叫什么名字了，不记得自己曾经与他说过什么。
你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窗外一片冰天雪地，你掀掉大凉席上的大被子，发现院子里有猪在叫，一个身高刚够桌面的小孩居然在操刀杀猪，揪住猪尾一拖，将庞然大物从容放倒。还没看清他的动作，猪颈上已有一个口子红血喷注，流入了身旁沾着草须的瓦盆。你记得这一切，但不记得那天你为什么借宿在外，更不记得那个操刀猛士是谁家小孩，如何还有杀猪的惊人本领。
你可能还记得天边那令人惊骇的乌云，像一盆巨大的浓墨压顶泼来，云的边缘却被夕阳镶上了一轮弯曲的金边。乌云有两层或三层，钢灰色的高云，与浓墨色的低云形成了明显夹层，夹着一个幽深阔大的空间。有一只迷途的山鹰在那里上下翻飞，似乎不知道从哪里才能逃出这暗夜的四面合围，逃出自己的绝望。你这一辈子从未见到这种景象，也许永远不再会见到这种景象。你记得那一刻的全身哆嗦，但不记得那一天你为什么外出，是在什么地方观看这雨前的乌云，同行者还有哪些人以及同行者发出了怎样的感慨。
这些事情你都忘了。
你的记忆中留下了很多景象，但与之有关的前因后果却大多消失无痕，就像博物馆里的墙上图片尚存，说明文字大多已经脱落——是图片比文字更便于记忆么？如果没有纸写笔载，言词的有效保存期是否要大大短于图象？是否总要早早地褪色和蒸发？两年前，时值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周年纪念，一个刊物邀请我写篇文章，回顾一下我们的当年，十几个催稿电话打得我实在不好意思而且有了负疚感。但我一次次铺开稿纸还是没法写。我的记忆力变得如此糟糕，脑海里的零落图景总是残缺必要的说明文字。即便我十分珍视那一段故事，也没法把碎片重新编织成章。
事实上，我忘了当时朋友们说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为什么高兴，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到县城去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为什么一律剃成光头后来又为什么一律迷上了木匠的手艺，还有老木与大川为什么大吵一架愤而割席……而只记得一些依稀的印象：知青户有一些禁书，大家曾经像大学者那样每人一盏小油灯读书到深夜，然后一脸庄严地围在小桌旁，讨论一些特别重大的事情，至少是讨论到国家副总理一级的人物，至少是讨论到能管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大规律，如此等等。依据一些支离破碎牵强附会的传闻，争吵得面红耳赤气喘吁吁，其结果也毫无用处而且往往过几天就忘却。有些女知青甚至并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常常把名字搞错胡乱放炮。但我们必须讨论，必须严肃地讨论，至少得用用“革命”、“国家”、“哲学”这一类大词，断断乎不能谈及庸俗无比的猪油和酸菜。我们肯定在哪一部电影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我们还有层出不穷的豪举，比方在农民家里大口吃着苍蝇叮过的剩饭，二话不说就把身上仅有棉袄脱给缺衣的穷汉子，自己花钱印出一些油印教材然后开办农民识字夜校。夜校是办成了，农民都兴致勃勃地带油灯来识字，但他们总是思想落后得很顽固，总是一边唱《国际歌》一边抠着脚趾头，一边听着马克思一边放出臭不可闻的红薯屁。巴黎公社有良种猪苗么？也抢收晚稻么？那他们不成了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凭什么还要大家来学习？……这些山里人真是愚不可及，但青年启蒙家还是特别的耐心和自信，恨不得揪住他们的耳朵让他们一眼看清进军凡尔赛的道理，恨不得猛踢他们的屁股，让他们在蚊虫叮咬之下明白写对联根本没有支援古巴和越南重要，明白古巴和越南一旦失守我们也就统统完蛋。我们肯定也是在哪一部小说里看到英雄们就是这样干的。
最后，我还能记得朋友们的各种英雄动作，比如见到远方来访的同志，紧紧而且久久地握手，以示千言万语都在无言的两手中交流；比如大寒天还冷水洗澡，以示革命者正在为明天更艰苦卓绝的事业而磨练自己的皮肤和意志。嵩山大队的来辩论，有人望风，有人做饭。来人见到望风的便交换口令，一方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消灭法西斯”，另一方就举起右手压低声音说“自由属于人民”——当时一部外国革命影片里的地下工作者们，在某个联络点相遇时就是这样干的。我不记得那是一部阿尔巴尼亚还是罗马尼亚的影片，更不记得影片的名字是什么。这一规矩后来还传到了广西和广东，独眼老木拿着女生们卖血的钱，到那里去串访更多的同志，若不是我们这边有人坚决反对，他差一点就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党，一个要闹得人头落地的党。
他们接头时也在消灭法西斯和自由属于人民，只是更多了一个暗号：手里的苏联小说《落角》或者是《白轮船》。
生活常常出自一种模仿，模仿记忆中某些事物。对于青年人来说，这些记忆可能来自电影、小说、音乐、图画、雕像以及博物馆，来自某些英雄的文化媒象。他们或是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杀败了罗马帝国的大军，或是在延安开荒种地挑水扫地为老大娘送来救命粮，或是衣衫褴褛地在篝火前和战马前拉着手风琴等待顿河边诗情画意的黎明。欧美的、苏俄的、中国的文艺作品在当时是这些媒象的主要提供者。这些媒象从各种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乃至保皇主义的传奇英雄们身上抽离出来，从各种社会主张和历史事件中过滤出来，成了青年们操作生活的蓝本。他们无意复制前人的意识观念，不大关心而且很快忘却了那些意识观念，只是想重演那些激动人心和趣味无穷的细节——比如一次秘密接头时的口令。
记忆定制了模仿，模仿巩固和再生了记忆。模仿是一种具象的繁殖，经过一层又一层记忆的中转，传之久远和播之广远。比较而言，语言是一些难以记忆的奇怪声波，文字是一些难于记忆的复杂笔划，语言文字的记忆需要专门的学习和训练，对于大脑来说是一项较为生疏和艰难的业务，因此在缺乏特别学习和训练的人那里，总是力不从心，业绩较差。小孩模仿成人的动作和神态很容易，要传达成人嘴里的言语或笔下的文字，特别是一些大道理，往往就说得一塌糊涂。成人其实也强不到哪里去，通过接触文艺作品，他们很可能模仿古代某位英雄将军刮骨疗毒、单刀赴会一类行态，要重现他嘴里的文词，特别是一些忠君报国的大道理，往往言之不详，顶多也只是三言两语。正因为如此，一段即便是十分重要的文词，包括曾经让我们激动万分或者耿耿于怀的思考，曾经让我们唇枪舌剑或者冥思苦想的辩论，要不了多久，就会在人脑里大面积死去，最终所剩无几。在这样的情况下，人脑记忆里英雄的意识形态当然迅速淡逝。英雄如果被后人模仿，首先一定是姿态和动作的模仿。
前人说过，“得象而忘言”（王弼语）。看来，言词易忘，自古皆然，不仅是诗文家的道理，也是前人对心智性能的某种总结。
爱情
知青户开始几乎是一个共产主义部落，口粮和油都是公有，各人从家里带来的猪油或腌肉也一律充公，还有晾晒在木楼前的衣服，谁抓到什么就穿什么，大川的上衣常常到了我的身上，我的袜子常常到了老木的脚上。知青的母亲若到乡下来探望，对儿女身上十分眼生而且权属混乱的“万国装”总是大为惶恐。
共产制度大约在一年后解体，原因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比如母亲们的唠叨从来都只是我们的耳边风，从未被认真对待；也不是因为内部私有财产的增加——解体之时大家仍然穷得彼此一样，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需要分配或争夺。在我看来，共产制度的解体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