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交代材料，发现父亲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国民党，并且书写过“拥护党国领袖蒋介石”、“永远忠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类大黑话。高君大吃一惊，在抽屉前哇哇大哭。受过多年红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亲想象成一个歪戴军帽、斜叼烟卷并且在集中营里严刑拷打革命者的凶手，同时把母亲想象成一个珠光宝气浓涂艳抹并且在麻将桌旁恶声训斥佣人的阔太太。他没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隐藏了这么久，没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迹地混在革命队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要孩子们穿着破旧衣服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他擦去泪痕后惊天动地地摔门，然后对着空中大喊一声：“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
这是父亲苦苦劝高君不要出走的时候。高君后来还知道，这是父亲已经得知单位上的革命组织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父亲结结巴巴，很想向儿子说清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几天后，父亲跳楼自杀。
直到运动结束的1979年，高君的父亲获得平反。一位审案组官员对高君说，国民党里确实有恶棍和腐败，但他父亲倒没有被查出什么劣迹。他父亲在学校毕业时是参加过国民党，入党后热情投入了抗日宣传、救济难民、抢修滇缅公路的建设，具有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同样的社会热情。据有关调查结果，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大馅饼，青年学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烟的，怕打仗于是跑到国外去的，倒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也被那个学校激进的国民党支部所排斥。
高君父亲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任何党派里都有多样的人生。我们后来还知道，白纸黑字可以在历史中存留久远，而历史中同样真实的表情、动作、场景、氛围等等，却消逝无痕难为后人所知，而这一切常常更强烈和更全面表现了特定的具体语境，给白纸黑字注解了更丰富和更真实的含义。一个党证，一段拥护什么的表白，如果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能说明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仅就文字而言，中国人一般都会对下列事实吃惊：尊敬的蔡元培先生曾经撰文支持独裁当局对异己人士的铁腕镇压；尊敬的于右任先生曾经签署过肉麻吹捧黑帮头子的生日祝辞；尊敬的周作人先生参加过汉奸政权并且留下了一批向日本侵略者致敬的恶劣文字；连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曾经在文化革命中对蒙冤的刘小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老战友口诛笔伐。这一切白纸黑字都是真实的。但难以查证的真实是：这一切是出于真诚的迷失？是无奈的敷衍？是怯懦的附势？还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责任担当？有谁知道那些言辞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些表情之下？
文字是可怕的东西，是一种能够久远保存因此更为可怕的东西，能够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或歪曲历史。后来有一天，高君接待了一位台湾来大陆寻亲的老人，父亲以前的国民党同志。大概在餐桌上多喝了几杯酒，老人突然胡言乱语，说高君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在同学们当中有个“屁长”的可笑绰号；还说他吃饭时从来都是等着同事给他装饭，自己却从不给同事装饭；说他一看见漂亮女人就目不转睛，抓住对方的手一握就揉来搓去简直轻薄得很……高君当然认为这个家伙是喝醉了，是老糊涂了，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位大陆革命干部的无聊攻击。那些疯话没有任何文字可为依据，还能算数？……他总算控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没有一拳把老家伙揍倒在地。
默契
高君这次见到父亲的老友，还得知一件惊人隐情：他居然还有一位母亲，而且是他的生母！生母几年前病逝台湾，给他留下一笔遗产，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如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当对方掏出信函和相片，把目瞪口呆的他接入一个陌生的家族和世界，他差点尿了裤子，意识到自己突然成了一条迷航和失舵的船，未来的一切茫然莫测。但我无意述说他后来到台湾和日本的故事，在叙事的势能积聚面前强行打住。
家族恩仇、男女苦恋、革命悲剧、爱国传奇……只要稍加营构，这一类小说当然并不难完成。身不由己，大势所趋，辞藻哗啦啦地跟着情节往下赶，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把生活“小说化”。问题在于，这些匆匆情节在起承转合之处是否遗漏和流失了什么？几乎模式化的情节流程、人物配方、主题选项是否正在掩蔽人生中更为丰富的纵深？当纷乱如麻的生活总是被筛选、编织、模压成经纬分明的小说种种，这些习以为常和顺理成章的叙事可有唯一的合法性？
我宁可让很多读者失望，宁可让高君在这一页稿纸上突然消失，就像一个混蛋演员在舞台上突然误场和退场。我想看看情节中止和情节解体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看看各种情节轨道使人们不易接近的生活，各种情节聚焦使人们不易旁顾的生活——哪怕这样会使叙事变得散乱。
这样吧，我们换一个场景，见识一下某位随高君来到我家的客人，与这位客人聊聊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给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
奇怪的是，这次交谈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这位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做错了什么吗？也没有。那么我郁闷不快的感觉从何而来？来自他有些刻意的礼貌？来自他夸张的某一条笑纹？来自他听话时一瞬间不易被人察觉地左右顾盼？来自他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一丝暧昧不明但暗藏攻击的笑意？来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衬衫和刚刚染得油黑的头发？……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嘶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
交谈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却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换一句话说，人际之间需要交谈来沟通的时候，需要用大量交谈来沟通的时候，无论对敌还是对友，都多是困难重重的时候了。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交谈，更不需要谈判家，所谓“默契”是之谓也。“默”即语言的放弃。隐藏在一个个无言细节里的感觉对接，已经让人心领神会，挑明了说反属多余和笨拙。在这种情况下，硬要说说什么的话，也多是题外之言，言不及义，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意图反在不言之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巧妙的外交总是不像外交，常常在谈判桌和协议文本以外完成。为什么最高明的调情总不像调情，常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不需要傻乎乎地缠住对方说爱呵爱——只有街头强行拉客的下等野鸡，才会习惯于直说和明言，比如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大哥，发生肉体关系啵？”
女人下意识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识地拾起男人遗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识夹走男人餐盘中的大蒜……此时的他们，言语少却信息不少，定要说说话，也是有三没二，有七没八，意思多在心领神会之中。他们即便自称只是一般的关系，其亲密程度其实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相反，如果他们将自己公开定位于“夫妻”或“恋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于“夫妻”或“恋人”，如果他们定位于这种关系却没有上述一类行为默契，倒是习惯于用逻辑严密和意义明确的言说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处理帽子和大蒜，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会让我们大为生疑。很多蹩脚的影视剧里就有这种男女，尽管满嘴是爱的台词，甚至动不动就搂搂抱抱床上床下，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总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爱。用圈内的话来说，这些蹩脚的演员眼中无“戏”，脸上无“戏”，举手投足都无“戏”，浑身各个部位没有感觉的对外辐射，即便把设计台词和设计动作执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词机器和动作机器而已。他们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爱，也没法演好真正的愤怒，真正的忧愁，真正的欢乐。
他们与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观众真正接受。这种缺乏感觉对接的共处，在中国俗语中叫做“不投缘”，叫做“气场相斥”。这就像有的人常常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部小说，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城市，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的感觉细节，足以渗入人们的血液，使一个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对这个巴尔扎克的城市或托尔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识，对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几乎无端地“默契”，一盏路灯，一阵冷雨，一个面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与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是不那么幸运的。也许这个时代的物事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在人们的感觉中耽留、沉淀以及消化；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物事也流于批量化而缺少个性，很难成为感觉兴奋的目标。事情还可能是这样：这个时代发达于技术和经济，文学艺术却不幸衰颓，疲于胡闹而鲜能动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时代与人们之间沟通感觉，于是高楼取代田园、街灯取代明月，电话取代笔墨，飞机取代马帮，超级市场取代市井集市，电子媒体取代道听途说，这一切可以说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够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与很多人的感觉末梢生硬抵触。换一句话说，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滞后——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怀旧的原因，是怀旧强度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亲说过，她年青的时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来了，想不到“唐装”之类越来越时髦。
我也是一个把感觉留在过去的人——也许是留在唐诗、汉雕、秦篆那里。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法喜欢眼下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尽管这个时代有电脑、飞机、空调、伽玛刀、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接管了和没收了我应该有的好感。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和残阳如血。
声调
“好吧”两个字，用高声调说出来，与用低声调说出来，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情绪，其实也是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同是这两个字，还可用来表达仇恨、威胁等更多不“好吧”的意思——只需要把调值再略加改变，或者再调整一下节奏，比如在两字之间增减零点一秒或零点零几秒的停顿。
在日常生活中，善言者总是对声调有特殊的敏感，“察颜观色”的能力包括善于“话里听音”。善言者知道文字符号常常无法准确地记录声调，无法准确记录语态，即便加上一些语气助词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来不会轻信文字，不会轻信历史文献，至少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断言历史就是文献的历史。
他们知道，文献的字里行间常常有更重要的信息已经隐匿莫见，留下来的文字有时难免短斤少两。如果他们也重视文献，那是把文献当作了想象的依托，从文献中读出了人，包括人的声调。小雁当时答应父亲不去掺乎选举，电话里的“好吧”两字无精打采，让她父亲根本放不下心来。她后来果然自食其言，也是受不了一位自荐候选人的语气：“我要是背叛民主就不是个男人！”这话实在太刺耳。“男人”两字重若千钧，什么意思？男人怎么了？背叛民主不是男人未必就是女人？她冲出了教室。当同学们敲着饭盒走向食堂时，她父亲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份伟大的纲领正一个劲贴上墙。但她根本没法贴完，几个男生立刻拿扫把来扫荡，刷下她那些纲领，还溅得她一脸浆糊点子，理由是她“分散选票”、“破坏民主”。当天下午，一位男研究生自称受托于广大选民，私下来劝她退出竞选，先肯定她的大方向没错，然后说她理论水平太低，跳出来无异于丢民主派的脸。小雁不服气，说就算只得一票也是历史丰碑，我就是不能让你们一手遮天！
她后来说，打击接踵而来，领导当局还没来找麻烦，民主派男人倒先对她下了毒手。泼污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她前一天还在谈什么双眼皮单眼皮，趣味极其低俗，突然投机民主，可见动机不纯；说她经常错穿别人的拖鞋，错提别人的水桶，肯定是自己舍不得掏钱买那些东西，是个十足的小气鬼；还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在图书馆偷书被判了刑，我们岂能让劳改犯家属窃取人民权力？大字报上就差没说她涉嫌堕胎或者有私生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