褪去了种族的痕迹，一个中国老妇人出现在法国博物馆的照片上，真是让人大惊失色。当我把墙上两排老人的照片都一一看过，我才发现那些面容也全是种族莫辩，如果把他们说成中国人、印度人、斯拉夫人、巴西人、朝鲜人，大概也无人生疑，也十分顺眼。也许老人就是老人，全世界的老人都面临着共同的大限，也就有了种族莫辨的老态龙踵。正像孩子就是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是赤条条地闯来，于是无论地处天南或地北，都会有大眼睛或圆球脸，都在流涎水或咬指头，都能变幻出哭相或呆相，没有太大的种族差别，其最初的肤色与发色也模糊不清。
种族体态的浮现是后来的事，性别体态的浮现是更后来的事，还有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则是更更后来的事，所带来的生理特征差别，需要在一个人完全成年时才能成型。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个法兰西女人与一个中国女人，才会形貌迥异和姿态殊分，得以被人们一眼就辨别出来。由此可见，种族、性别、文化、宗教、政治经济制度等等，烙印在鼻梁上或者下巴上，烙印在肩膀上或者面颊上，差不多都是青壮年时期的景观，是一支乐曲的展开部和变奏部，却不是起始部和结束部。它们定时出没，在人们生命的过程中像潮水一样涌现，又会像潮水一样隐退，在一定的时候使相同的生命形色各异，在一定的时候又使不同的生命彼此消融——面容在久别以后重逢，回归于统一的规格和型号，就像出自某些模具。
老人和孩子，这些最接近上帝的人，是真正平等的生命。
方式
我不大给母亲钱。这种冷冰冰的纸票子，也能让她高兴，但程度非常有限。经过一些尝试之后，我注意把钱换成具体的东西，比如布料、毛衣、鞋袜、鱼、鸡、水果、红枣、红薯以及镜子一类日用品，把纸票子换成有更多体积、重量、颜色、气味、声音的实物，变成她感官上的应接不暇，一定能使她更高兴——哪怕这些实物比我往日给的钱低廉许多，哪怕这些实物会使她忙来忙去，更多一些劳累。
她其实就喜欢这种劳累。鱼在跳，鸡在叫，几颗红枣从这个瓶子转到那个瓶子，几个红薯从这个篮子转到那个篮子，还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事吗？
人活着需要感觉，需要气氛，很多时候并不在乎抽象的货有所值。我后来把这种方式运用于海南省一个单位的管理，宁可多费点时间和精力，总是把一部分奖金换成实物，于是员工们手忙脚乱眉开眼笑热火朝天，比数数票子要精神振奋得多。
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人的管理，对人们感觉的管理。感觉找对了没有，所谓“气”顺了没有，可以导致超常规的效率或超常规的亏损，可惜这一点常常成为某些管理者的盲区。实行养老退休社会保障以后，某地管理部门发现有人隐瞒亲人的死亡，冒领养老金，造成很大漏洞，于是完善制度，通知所有的养老者每年到派出所开具该人“活着”的证明，上报社会保障局，以作发放资金的依据。从管理的效率和周密来说，这样做无可厚非，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但这一通知所规定的办事方式让养老者们怒不可遏：你想想，白发苍苍的老头子或老太婆，得摇摇晃晃走到派出所去，让毛头小警察对着照片证明自己“活着”，似乎谁都不大相信你活得了今天还能活明天。如果自己体弱病重无法到场，小警察就会与代办人纠缠不清，长时间把你的名字与“癌症”、“冠心病”、“中风瘫痪”一类恶心的字眼搅和在一起，甚至会对你依然在世的真实性深感怀疑，似乎你很可能早已不在这间房里这张床上，早已成了坟墓里一团烂泥。据说，小雁的父亲坚决拒绝这样的证明，宁可不要养老金。
社会保障局的人对他较为尊敬，事后上门来做他的说服工作。他拍着胸膛大吼：“老子一个大活人在这里，还要什么证明？”
来人苦笑着低声说：“您老是活着，但别人不知道呵。”
老爷子生气了，扬起拐杖要把来人打出门去，不料自己血压猛升，栽倒在地，两天后倒真地死了。
抽烟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都抽过烟。当时抽烟几乎是一种成人仪式。男知青人人都抽，女知青不甘人后，偶尔也硬着头皮呛上几口，呛出脸上痛苦不堪的成熟。知青们其实没有钱买烟，连便宜到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都买不起了，就找农民讨一些旱烟叶，缠成卷，塞在床脚下，压出足够的紧密以后再来细细切丝。切出蓬松细软的烟丝是要一点技术的，用废纸卷出紧凑细长的土烟卷也是要有一点技术的。
有了空中这种尖刻刺鼻的气味，男人就有了吞云吐雾的张扬，有了区别于女人和孩子的特征，也多了男人之间的话题和忙碌：借烟，还烟，品烟，评烟，做烟等等，闲时不做这些又能做些什么？太平墟一个青年农民去相亲，女子看来看去没有什么不好，只是对地上没有烟头大为不满：“不抽烟也不喝酒，活一世只吃几粒米，不像个麻雀子么？”
这位女子居然把亲事给拒绝了。
抽烟在其它处境下，当然也还会有其它的义涵。比如当时农民大多是抽烟的，为了表现出向贫下中农学习的政治姿态，知青们便争相向尼古丁和烟焦油靠拢。这正像美国六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以吸大麻为时尚，因为大麻来自下层民间，因为贫穷流浪者那里更多瘾君子，中产阶级的少男少女们便据此求得阶级身份的转换，宣示自己对主流社会的决不妥协。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吸旱烟和美国抽大麻都与生理需求无关，只是一种光荣成为穷人的精神加冕。
军装
老木闯进我家门的时候，嘴角有血，头上和身上有泥尘，吓了我一跳。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不说，直到洗脸的时候才忍不住嚎啕大哭。
我后来才知道，他这天在学校里挨打了。学校里闹起了红卫兵，是第一代红卫兵，那些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的子弟。他们在教室里贴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流行对联，宣布对老木这一类反动家庭的子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教室的大门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跳窗出入。学校的大门也是供好汉们通行的，混蛋们被勒令翻墙出入。老木不敢抗令，要他跳窗就跳窗，要他翻墙就翻墙，灰溜溜如丧家之犬。但这还不够，红卫兵发现了他居然身穿一件军上衣，是一大敌情。
军装是那个时代最高贵的服装。在我生活的南方，南下军人是各级政权的主体成分，军装代表了秩序和权威，军号指挥着很多权力机关的作息。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军帽、军装、军鞋、军皮带、军挎包、军人味的普通话，包括军人中流行的京腔粗话“我肏（呵）——”，当时都会成为青少年的兴奋点。小雁还告诉我，当时一位男生追求她的时候，送的礼物你想得到吗？竟是一整套闪闪发亮的弹壳，装了满满一盒子，是手枪、步枪、冲锋枪、重机枪、高射机枪等各种武器的弹壳，吓得她说不出话来。
早期的红卫兵多以军装为制服，显示出他们的家庭的权力背景，还有他们自己在社会上的优越地位。军服中最牛的又要数深色呢子装，号称“将军服”，只能为极少数高官的子弟拥有。这当然让其他同辈人羡慕不已。老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处心积虑地穿上了一件军上装，草黄色，有四个口袋，看来也是排级以上军官的行头，颜色褪得恰到好处，既不是退役兵的破旧，又不是新兵娃娃的崭新，再配上一条棕色武装带，有一种英俊潇洒的劲。据说这件衣是他用父亲留下的一块上海手表交换来的，当时交换另一方脸上的五官紧急集合和解散了好几次，一付痛不欲生和舍得一身剐的模样，叹了一口气，才把手表舍己为人地收下。
老木穿了这身黄皮，像只开了屏的小孔雀，双手插在裤兜里，成天在初二（95）班的教室前晃荡，口里吹着“你是一朵玫瑰花”之类的曲子。表弟跟在他后面晃了两圈，觉得一点也不来劲，说到底来玩什么呵，走来走去一点意思也没有，还不如去“拍油板”和“砸跪碑”——这是当时两种最简便的少年游戏。老木只装着没听见。
他是在等小雁，准确地说，是等别人都称之为“小雁”的那个女生。他并不知道她太多的情况，只知道她有眨巴眨巴的大眼睛，是校体操队的牛屎之一，有很多男苍蝇叮着，在这间教室里出入，偶尔也来学校看看大字报。
他没有料到自己不能参加红卫兵，而且无权模仿红卫兵的装束——一个资本家的孝子贤孙居然也蒙上一层黄皮，简直是人群里冒出一头猪，皮肉里扎了一根刺，是可忍孰不可忍，几个红卫兵发现了他，勒令他立即脱下。
“我已经与家庭决裂了……”他怯怯地低声哀求。
“谁相信呢？”
“我在家里贴了父亲的大字报……”
“是花言巧语的口头革命吧？”
“我早就不要他们的零花钱，早上也不喝牛奶了……”
“那怎么还长得这么肥？红军还要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八年抗战和三大战役，就是为了养肥你们这些狗崽子？”
“我明天就不吃早饭了，好吧？不吃中饭……”
“那也不行。你说！这件军装是哪里偷来的？你们这些狗崽子也真是太胆大包天了，还敢偷盗国家的军用品？”
“我是换来的，用一块手表换来的……”
“你还有手表？好哇，你们家剥削来的东西还没上交人民政府？”
……
他死死地揪住衣襟不放，不愿意脱衣，尤其不愿意在初二（95）班教室前脱衣，结果被一伙人拳打脚踢，发出了一串难以辨认的叫声，据目击者后来说，根本不像是他的声音，是牛马般的嗷嗷嗷乱叫。
他只剩下一条背心，是一只拔光了羽毛的小孔雀，有点冷，觉得没有脸面见任何人。他天昏地暗想到了死，摇摇晃晃来到了学校后面的铁路线上，看着火车轰隆隆地一列列驶过，飞沙走石地动山摇，知道只要闭上眼心一横，一切就简简单单地结束了，是不是盗窃过军用品也就无所谓了。他想象人肉与钢铁较量的场景，一颗脑袋被撞碎，身子被碾压成薄薄的肉饼，脚与大腿完全错拧着角度，几根肠子挂在轮子上拖出几十米，于是血滴也飞旋着溅出漫长的曲线……他有点奇怪，自己并不害怕这种想象，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小子们，你们打人算什么本事？你们敢死么？不敢吧？你们这些草袋子，老子今天死一回给你们看看！你们怕了不是？老子要死给大家看，死给公安局和全校师生看，死出你们无法逃脱的罪责！你们逼出了人命就想扬长而去么？你们抢走了我的衣就想拍拍屁股开溜么？休想！你们这些草袋子得一辈子永远背上杀人的恶名！以后一想起你们的木大爷就要毛发倒竖魂飞魄散做鬼叫！
他越想越兴奋，有一股报复成功的得意洋洋。他冷笑着，把报复一步步设计，包括得饱吃一顿再死，包括得戴上毛主席像章再死，得让很多目击者看着他死，还得给外婆一个告别——那个每天晚上带着他入睡的外婆，皮肤多皱的手总是透出甜薯的气味。他打定主意最后去看外婆一眼，哪怕是躲在窗外偷看。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老人，无法兑现给外婆挣钱的承诺了，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也就顾不上这些小事了，但不辞而别是说不过去的。
天黑下来的时分，他蹑手蹑脚来到自家窗前，见外婆正坐在床头补袜子，针线老是穿不上。一想到外婆的眼睛越来越瞎了，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心酸，不管自己如何捂住嘴，竟忍不住哇哇哇大哭起来，结果被外出撒尿的表弟一举发现。当时我正在他家向他父母解说军上衣的事情，听到他表弟在门外惊慌大叫。
多少年后，老木成了一个比他父亲更大的资本家，逛遍了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可以穿遍世界各种最昂贵的名牌时装，但他还是经常身着深色呢子军上装。我不知道他这一特殊爱好是不是来自多年前那个伤心的故事。其实，这个时候的军装和仿军装，已经成了最不入时的东西，常常堆积在路边街角最不起眼的小店里，标以最低廉的售价，还是很少有人去光顾。除了进城打工的贫寒农民，谁还愿意去穿这种可笑的衣服？正是在这种小店前，看着那些民工身上似曾相识的一身黄皮，我常常有一时的恍惚：我也曾这样穿过的，那么我的一部分，我过去的众多日子，似乎眼下正在被陌生人领走，就像我的一张脸已经改装在别人的肩上，我的四肢已经移植在别人的身上，我的一个背影正在路边一个屋檐下昏睡。它们不认识我。它们迎面而来却冷若冰霜，擦肩而过且一去不返，一次次让我惊愕。它们是已经与我绝交的自己，是我不敢认领也不能认领的青春。
我还看到了商店里销售着中山装、劳动装、休闲装、运动装等各类衣服，不知道那些衣服是不是也一度成为什么人的青春，他们后来不敢认领的青春。我从此知道，衣服都有灵魂，商店不光是在销售货品，而且在涌流情感，是一个个隐秘情感的陈列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