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3月，朱德进入盖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专修社会学。大学里的课程并没有引起朱德多大兴趣，虽然他每天都去听讲，但是，他觉得更能得益的是党小组的活动。当时，党组织从事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学生会内。朱德担任过哥廷根中国留学生会的负责人。学生会最初没有固定的会址，也没有固定的开会日期。要开会，就临时通知，常常是在一家啤酒店的大房间里。
朱德平时沉默寡言，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一个比朱德小12岁的中国留学生说：“我感到他待人诚恳，讲交情，生活节省不奢侈，和我们当学生的差不多，帮助学生油印传单就表现了他能刻苦的精神。”这个留学生还记得朱德曾对自己说过：“人就是要能够忍耐，不要急躁，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骂人，要大度。”另一个在哥廷根帮助朱德补习过德文的中国留学生回忆说：“朱老总很勤俭、谦和，有识度，读书很用功，书上写满了注解。”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以英国为主的协约国向德国勒索巨额赔款。在沉重债务的打击下，德国经济崩溃了，马克大幅度贬值，一度跌到2.4亿马克兑换1美元。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借机把经济危机转嫁给广大人民群众，通货膨胀使家庭主妇挎上一篮子纸币也换不来几片面包，饥肠辘辘的德国人民在痛苦和绝望中挣扎。朱德十分同情德国人民的这种处境。朱德在哥廷根时，正是德国马克急剧暴跌、物价飞涨之际，中国留学生后来曾用5美元就买下一幢楼房。
有一天，朱德忽然听说房主已到法院起诉，要求赎回这幢以5美元卖出的楼房，法院已送达传票。当时，一些学生感到很气愤。有的说：“买卖楼房是双方情愿的事，怎么能反悔？”还有的说：“给他马克吧，他要多少给多少，反正马克不值钱。”
朱德经过冷静的思考，主张无代价地把楼房退还给房主。他对大家说：“世界上哪有5美元买一幢楼的便宜事？德国经济崩溃，老百姓可遭殃了。帝国主义掠夺德国人民，反动政府搜刮本国人民，才使马克和美元的兑换出现天文数字。我们中国留学生要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德国人民一边，把楼房退还给原主。”朱德还表示，如果学生会不同意这样做，就由他出钱赎这幢楼，再交给房主。朱德的一番话，引起了大家的深深思考，纷纷同意朱德的意见。
法院开庭那天，朱德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出庭了。学生会代表实际上是在法院进行慷慨激昂的演说，他们义正辞严地控诉了帝国主义野蛮的经济掠夺，公开声明中国留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剥削，同情德国人民，当场宣布不要赎金，把这栋楼退还给房主。
中国留学生的举动使许多旁听的德国人非常感动，房主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一个劲地点头致谢。这件事轰动了整个哥廷根城。德国人知道退楼是朱德将军的主意后，纷纷竖起大拇指。
朱德回柏林后，德国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经济开始回升，资产阶级政府的统治地位逐渐巩固。那时，德国共产党还是合法存在的。他们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坚持斗争，并且建立起自己的半军事性组织——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把广大工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当时同朱德在一起的刘鼎回忆说，朱德在1925年夏天参观了有20万人参加的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检阅式、野营训练和巷战演习后说：这是人民武装的一次演习，一旦革命需要他们拿起武器，这就是一支强大的工人阶级军队。看来，革命要取得成功，要有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人民的支持。
为便于在中国留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联合其他中共党员与右派作斗争，朱德着手主编油印刊物《明星》，亲自撰稿、刻印和邮寄。在此后的数月内，他在中国留学生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中间派，孤立了右派，把由右派把持的中国留德学生会变成了真正群众性的组织。
3月7日，朱德写信给已从德国到苏联的李季和陈启修，请求他们帮助联系赴苏联学习军事。在等待回信的日子里，朱德仍然以国民党驻德支部组织委员的身份开展工作。尽管朱德的年龄比较大，过去有过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给其他留学生的印象是：谦虚、好学、朴实、平易近人。
朱德身在异国他乡，对中国国内的革命依然十分关注。1925年，朱德得知孙中山先生为了推进国民革命，抱病北上，于3月12日9时30分在北平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因肝癌不治而溘然长逝时，心情非常悲痛。上海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他和孙中山之间的唯一一次会面。为了悼念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朱德同留德的海外学子一起在柏林举行追悼会，用中文和德文发行了一本小册子，登载了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追述了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为拯救中国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追悼会后，朱德和学生们一起举起旗帜和大标语，迈着庄严的步伐，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当游行队伍到北洋政府驻德公使馆门前时，一些学生挺身而出，在街头举行演讲。一时间，追悼会变成了声讨会。在纪念活动中，朱德结识了邓演达。
邓演达，字择生，1895年出生于广东惠阳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0年初，邓演达应粤军参谋长邓铿之邀，到福建漳州统帅宪兵，从此成为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11月，邓铿组织粤军第一师，任该师参谋、独立营营长、工兵营营长等职，1922年5月，参加孙中山组织的北伐。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脱险退避上海，邓演达受一师革命军官推派，到上海面见孙中山，请示今后行动计划。1923年春，孙中山重回广州组织大本营，自任大元帅，邓演达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后负责大本营警卫。1924年国共合作实现后，邓演达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是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七委员之一。5月，黄埔军校成立时，邓演达任训练部副主任兼学生总队长。他尽力于革命任务的宣传和训练，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受学生爱戴。年底，受校长蒋介石排斥与打击，邓演达愤然辞职赴德国留学。
相似的经历使朱德和邓演达一见如故。他们时而在灯下谈信仰、谈主义；时而外出散步，到工人、居民中了解德国的社会状况。邓演达虽然比朱德年轻9岁，却由衷地钦佩朱德那充沛的工作精力。
当时和朱德同在德国留学的谢唯进回忆说，朱德“到柏林后被选为中国旅德学生会委员。当委员的每个礼拜日要在学生会值班，把图片、文件整理好，把会议室扫干净。有一次他值日，下午同学们去了，看见地上很脏，就说，老朱，你值日，地怎么这么脏。朱德同志说：我上午扫得干干净净的，现在又脏了，好嘛，我再扫一遍。”“朱德同志很朴素，不讲吃穿。他很会做四川菜，星期天他就穿着围裙给大家做回锅肉吃。”
4月间，为了声援保加利亚革命者的活动，朱德和一些革命者在柏林一家咖啡店集会。到会的有三四十人，里面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会开了不久，德国警察就闯进来，把他们都逮捕了。朱德被监禁了28个小时，经中国留德学生会多方设法营救，由中国驻德公使馆保释出狱。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英国巡捕在南京路以排枪扫射游行学生、造成数十人死伤的“五卅惨案”。这个震惊中外的消息传到德国，激起留德学生极大愤慨。朱德立刻在党内明确地表示：“应放下一切工作，全力以赴投入这一运动。”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包围并冲入中国驻德公使馆，公使魏宸组被迫在抗议书上签名。
“五卅惨案”的发生，也得到了德国人民的强烈同情。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中国的活动前后延续了一个来月。6月18日晚，德共在柏林市立陶乐珊中学的广场上组织演讲会，声援中国、南非和保加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朱德带领在柏林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应邀参加集会。数千名来自不同国家的留学主集结在广场上，不少人走上讲台发表演说。尽管下起了大雨，但是整个会场的气氛却十分热烈。当集会就要结束时，柏林警察当局突然出动大批警察冲入会场。据第二天的《柏林日报》报道：“在这次平静进行的集会结束以后，刑事警察逮捕了35名外国与会者。”朱德也是被捕者之一。在大雨中，朱德等被捕者被押上敞篷汽车，被关进亚历山大广场旁的警察监狱。
警察的暴行引起德国各界的强烈反对。柏林的《红旗报》等报纸纷纷载文谴责柏林警察当局。工人团体的代表前往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的外国人。
在德国各界人士声援下，特别是在当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国会议员、德国红色救济会负责人皮克的奔走下，朱德等经过短时间监禁，终于被释放。但是，中国公使已得知朱德是共产党员，不肯出面保释他。朱德的护照被德国警察当局扣留了。
几天后，朱德接到通知，他前往苏联的申请得到批准，近期内即可启程。这时，国际红色救济会帮了他很大的忙，替他办理了护照，并买了船票。
7月4日，朱德带着3个装满书籍、地图和文件的箱子离开柏林，和李大章、林蔚、周唯真、杜基祥等30人一起乘船前往苏联。他后来回忆道：“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时期里，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
朱德一行乘坐的轮船经过波罗的海前往苏联。一踏上苏联的国土，朱德立刻感受到一种友善、热烈的气氛。在列宁格勒，朱德和他的同伴们被邀请到工厂、机关、学校去演讲、参观。
那时，列宁去世还不久，苏联还没有完全从内战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物质生活相当艰苦。有些同伴拿西欧的生活条件作比较，感到有些失望。朱德就告诉他们：“在列宁格勒，可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正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
不久，中共旅莫支部根据朱德的请求，同意他留在苏联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他在这里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辩证法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学，还有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地理等，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几个月后，朱德参加了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叫莫洛霍夫卡的村庄举办的秘密军事训练班。40多名来自法国、德国的中国革命者在这里接受军事训练，学习城市巷战、游击战的战术。教官大多是苏联人，也有来自罗马尼亚、奥地利等国的革命者。朱德当学生队队长。曾经同朱德在一起学习军事的刘鼎回忆说：“教官在讲授军事课时，我们不懂的地方，朱德就帮助解释，因为他是有亲身体会的。对于游击战术的问题，他懂的多，理解得也透彻。”
在秘密军事训练班上，朱德经常用自己的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帮助大家学习使用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讲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如何侦察、如何袭击、如何进行街垒战和如何运用游击战术。教官曾问他回国后怎样打仗，他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的就打，打不赢的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对朱德的回答，只有所谓正规战争理论的教育的教官不以为然。其实，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极为深刻的军事见解，它的正确性为后来的中国革命游击战争的胜利所证实。
1926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特别会议，认为：“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会议还决定建立中央军委，以加强党的军事工作。为了支持北伐战争，中共中央决定从苏联抽调一批军事、政治工作人员回国。5月18日，朱德作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和房师亮等一起，乘火车离开莫斯科，穿越西伯利亚到海参崴，再坐轮船，重返苦难深重而又正在奋起中的祖国。
在莫斯科，朱德遇到了先期赴苏的孙炳文。当朱德离开苏联向孙炳文告别时，他没有想到这次分手竟是永诀。两年后，朱德在武汉见到孙炳文的妻子任锐时，才获悉孙炳文已经被蒋介石杀害了。听到这噩耗，朱德是一种什么心情自然不言而喻……
3年半的国外生活，使朱德对于过去的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现在的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的人生旅途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后来回忆说：“认识了历史发展的规律，结合其他的研究和经验，我就找到了了解中国历史——过去和现在——的一把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