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结束，回到杭州，整理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时，一本简陋的大红聘书从杂物中掉出。我马上知道这是什么了。我甚至不敢打开，因为惶恐，因为无颜。我认认真真地把它捧在手中，莫名其妙地默立了片刻，方才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了一些。尽管我可以断定，一同获得此份聘书的同行者，肯定有人把它给随随便便地丢开了。
聘书是简陋的，里面的内容却让我脸红心跳：孙侃作家，诚聘您为春晖中学白马湖文学社校外指导老师春晖中学白马湖文学社。
之所以惶恐和无颜，是因为我对“春晖中学”这四个字一向崇仰。我的老家距这所名扬天下的中学并不遥远。如果乘坐汽车，依国道线从老家慈溪驶往省城杭州，车过上虞，即可在公路旁侧的一条叉道上，看见一块写有“春晖中学”字样的匾牌。毫不夸张地说，每次快要驶近这块路匾，我便会睁圆眼睛等待；一旦见了这块路匾，我的背脊就会下意识地一抽，极度的仰慕以及无法避免的自卑从脚底下升起，着着实实地淹我一下。即便是在中学时代，浅陋的知识就已让我知悉了春晖的不同凡响：历史悠久、人才辈出、文化名流曾经云集、教学质量一流、号称“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一直属于重点中学……少年时喜欢背诗，背下的其中一首竟是有关春晖的，是柳亚子的《题白马湖图》：“红树青山白马湖，雨丝烟缕两模糊。欲行未忍留难得，惆怅前溪闻鹧鸪。”当时的我对文学之类已孳生渴望，对于春晖无疑又有了别一番崇敬。是的，既然离老家不远，又时常经过，且有熟人曾是春晖的毕业生，按理说我有前往的机会，但我始终不敢造次。一则是认为毫无来由的专程参观或者拜谒未免做作，好像自己真是个文化人似的；二则觉得没有足够的底气，认定若是在不谙其文化和精神实质前提下盲目接近，其实是一种恶劣的滋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今的春晖已非昔日的春晖，完全是两码事。这一点容我等会儿再说。
想不到，2004年的5月底，因了“第二届浙江作家节”的机会，我几乎是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跨进了春晖的校园，又在更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那份聘书。春晖中学阶梯教室里的聘请仪式有些混乱，授聘活动必须具备的庄肃气氛已经荡然无存。不错，天气太热是一个原因，学生老师和作家们挤在一起是另一个原因，但很多作家根本没拿这份聘请当一回事，这是最大的原因。上百名汗涔涔的学生们已经坐在阶梯教室里了，他们想必都是学习上的佼佼者。不惜拍红巴掌地不停鼓掌，或许正是他们得以进入这间阶梯教室的先决条件——然而，不少作家是如何在学生面前对待这份聘书的？潦草地取了就走有之，高举着挥舞者有之，故意亲吻者有之，作疯癫状者有之，表面上这似乎只是俏皮和夸张，以博得年轻学生的哄笑，实际上是一种不屑、不敬、不恭。这年头，对于作家们来说，获得这类不可能领到薪水的聘任，早已司空见惯所以厌倦得麻木了。但你得知道，此时你面对的可是无数纯洁的眼睛，你所处的可是曾经名震天下的春晖……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倒叙一个细节。当载着我们的几辆大客车即将驶入春晖校门时，远远地，我发现了大群欢腾的学生。欢腾，是指他们一经看见大客车，马上就按了电门似地挥舞手中的花朵彩旗，大声喊叫“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作出兴高采烈、欢歌笑语的模样，酷如外国元首驾临时，那支由有关部门专门组织迎候在机场或者机场去宾馆路上的欢迎队伍。我的喉头缩了一缩。比感动更能让我眼睛湿润的是羞愧，是亏欠，是对隆重得让人心悸场面的无法逃避。我该怎么办呢？面对超出承受力的盛情，我有毫不动情毫无心虚地下车、并在孩子们面前心安理得地走过去的胆量么？噢，欢腾着的学生们此时更欢腾了，每个人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如果还有另外的方式更能表现出他们的欣喜，即使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仍会在所不辞。这是一群多么让人心疼的孩子呀？午后烈日下，他们肯定已在这儿站了很久了。他们的脸晒红了，衣服被汗濡湿。由于长久保持着一个刻板的姿势等待着，他们的疲惫正从貌似欢腾的动作中无法避免地泄露出来。我想，或许为了文学，这般的虔诚和苦行是有理由的，但为了我们这群作家，比如像我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文学成就的人的到来，这应该吗？我配吗？作为一个父亲，此时不禁还想起我那与这些学生同龄的儿子。我能忍心让自己的儿子暴晒在烈日下，挤出全部的欢笑来迎接像我这类滥竽充数着有时自我感觉居然蛮好的角儿么？当然不。记得儿子上小学时，学校以“学雷锋”为名，组织他们替本校老师擦洗自行车。当时的我便愤懑难遏。然而现在，我觉得，我其实比那些骑着由孩子们擦净的自行车的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夹紧屁股逃也似地朝前蹦。
那个细节就在这时出现了：正当烈日下的孩子们挣扎着欢腾，我们中的某几个——是那几个十分注重皮肤保养、对紫外线神经质地避之不及的女作家——竟然撑起了遮阳伞，她们当着这群汗流满面的孩子竟然堂而皇之地撑起了遮阳伞！你的皮肤究竟有多金贵？你遮去的难道已只是皮肤？你起码的道德和人性在哪里？……最麻木的灵魂也会被这最可恨的作派所惊醒。我听见一个粗浊的男声——显然是作家中的一员——在队伍后面吼道：“把遮阳伞收起来，快点收起来！”
其实，就在众多作家们在那几个县里轮番转悠的几天里，我一直思考着举办这类作家采风活动的本质性目的。我当然不反对作家与形形色色的生活和人群打交道。这几年来，包括我在内的以文字为业的所谓作家们，对于这个世界真面目的了解，确实是非常浅薄的。正因为那些连生活的毛皮都没理解透的作家，也在不自量力地写大部头作品，以至于文学在操作上似乎是繁荣的，在成果上显然是凋敝的。所以，我才会如此虔诚地跟随着队伍，甚至做了活动的一些组织工作。用不着寻找虚无高深的目的。初中时读过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至今仍有深刻记忆。对于在人力车前不慎跌倒的花白头发的妇女，作为知识分子或曰作家的鲁迅，与一个引车卖浆之徒，究竟谁有悲悯情怀？究竟谁有道德水准？究竟谁有最基本的做人的素质？我固执地认定，要在作家节寥寥数天时间里寻找一大堆宏大叙事的素材，激发接近于名著的写作灵感，这是不现实的。本身就是走马观花，本身只是一个活动。然而，如果你能在这些令人眩目的活动中，驻足一些细节，触发一些感受，增加一些修养，培养一些爱心……以便明白自己究竟更应该做些什么，还不够么？春晖校门口的这一幕，让我更加觉出，或许这正是举办此类活动的最朴素也是最根本的目的。
逗留在春晖中学的这个下午，让我关注的细节实在太多，竟让我的心里装满了遗憾和内疚，以至于离开白马湖畔，来到上虞城区一家极其奢华的宾馆消受时，种种沉重的细节仍像一床厚棉被包裹住早已热汗淋漓的我，它所带来的后果是长久的沉默，沉默中的强烈自责，巨大的失落感，甚至是无法消解的内心疼痛。约莫是自己略迂的个性，约莫是入了中年之后很多想法更加复杂了，情绪更难以调适了。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高尚的人，也不擅于脸上贴金。我只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这个下午的细节错了很多，而我却没有弥补的能力，更无法替他人弥补。内心的那丝疼痛就是因此而引起的。
更深处的疼痛，是一种痛心。痛心错失的制造者永远意识不到自已做下了什么，错失的承受方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究竟被伤害了什么。
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中，熄了灯之后，看着窗外远方那条公路上明明灭灭的车灯，斜倚床头的我陷入了对历史的追溯瞻望之中，瞻望那源远流芳的春晖教育精神。我扪心自问：春晖半日，我们匆匆接受聘书，在校园里四下窜动，在学生面前摆姿势拍照，在那些历史遗存面前走马观花，潦草地听着学生关于春晖历史的介绍，向学生送出自费出版或者勉强出版的书籍，以及在学生虔诚的签名本日记本作业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一切，到底有哪些是与昔日春晖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宗旨相合相彰？你在春晖做下了这些，是在明晓春晖的历史和领悟其人文精神的意义之下，还是在稀里糊涂之下？你可是以神圣作家的面目出现在春晖的呀，而不是一个送货的工人，一个提供肉体医疗的医生，或是一个只传授数理化知识的外来教员……
不得不提及昔日春晖的国文教员夏丏尊。听说了开办不久的春晖以“勤、慎、诚、恕”为校训，推行“教员专任、学生自治、教学自主、学制改革”的教育理念，在当时沉闷的教育界吹起一股清新之风后，他辞去了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教职，来到这白马湖畔的偏僻乡野，一心一意地教授这些农村孩子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和从《新青年》、《新潮》、《创造季刊》等进步刊物里来的现代文。春晖期间，夏先生忠实地践行着自己“妈妈的教育”，即像一个母亲一样，拿出全部的爱心，以身作则，循循善诱，不厌其烦。教学之余，在筑于春晖校门北侧象山脚下的“平屋”里，他翻译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小说《爱的教育》，并在序言中写道：“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爱。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罢，总逃不了一个空虚。”因此，夏先生绝不会对学生粗声恶气，冷漠鄙夷，更不会拒绝学生正当的要求。他认为学生非但与教员在地位上平等，甚至还在教员之上。一个没有爱心的教员是可怕的，一个教员不能表现出爱心同样是可怕的，学生毕竟都是些有血有肉的人啊。在我看来，夏先生如此作派，不仅体现了他极其人性化的教育理念，更体现了他的博大胸怀。春晖校训中最后一个字“恕”，明确要求学生必须做到严己恕人，对于教员的要求想必更甚。夏先生以一个母亲般的慈爱来影响和引导学生品性的做法，在当时的春晖发扬开来，成为春晖的教育风尚。
还得再说一说朱自清。对于春晖，朱自清曾以他独有的笔调描述道：“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山的容光，被云雾遮了一半，映在湖里。我的右手是个小湖，左手是个大湖。湖有这样大，使我觉得自己小了。”事实上，朱先生并非因为湖大而觉得自己小，而是因为春晖众多淳朴可爱的学生。他在春晖期间，始终排斥“师道尊严”的做法，要求学生克服见了老师就“矫情伪饰”的毛病，培养做人“纯正的趣味”。他坚持平等地对待学生，一位学生以《可笑的朱先生》为题写了一篇作文，把他着着实实地漫画了一通，他却十分高兴，把它当成范文在课堂上朗读，称赞这篇作文让人读后如见其人。无疑，朱先生以放下自身架子、尊重学生人格的方式，表达他的一片爱心，让学生在宽松、自尊的环境下，获取知识，谋求个性的“发荣滋长”。夏丏尊、朱自清以及丰子恺、朱光潜、王任叔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包括临时前来春晖讲学或考察的蔡元培、李叔同、柳亚子、俞平伯、叶圣陶、郭沫若、刘大白、吴稚晖等，都对春晖的学生施以百般爱心。正因如此，从春晖走出了一批优秀人才，春晖自身也得以留下一笔可观的财富。游走在春晖的校园里，寻访旧日印记，我更多的似在寻访爱的印记。不是庸俗浅薄的所谓爱，那种博大、无私、宽容、慈爱，在如今的学校里，在如今号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群中，究竟还残剩着多少呢？
是的，只有半天，甚至只有勉强的半天，要让匆匆来去的作家像以前的文学大师那样充分而完美地表现，这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作家只有应付的份，掐着时间奔忙着，因为不断有人在身后催促。很多细节不是作家制造的。你要让这些作家在进入春晖之前首先提高若干素质，这也勉为其难。况且，早已与昔日春晖没有本质性瓜葛的这所学校，不也在一再声称继承了当年春晖的衣钵吗？然而，那些细节还是让我受不了。
比如作家们的集体留影。有很多捏着签名本日记本作业本的学生围着已经站成队形的作家们，巴望着，一俟作家与领导们留影结束，就冲上来找人签名。外请来的照相师因为机器和天气的缘故，似乎控制不了情绪。所以，一旦有学生不慎闯入镜头，就大声呵斥，连嗓门都哑了。遭呵斥者很快得到了他人的嗤笑。由于互相拥挤，围观等待着的学生队伍不免混乱了，那些维持秩序的教师便动手拉扯那几个妄动的学生，学生们无奈地后退，眼睛里流露出惶恐的光。他们分明觉出了自己与眼前这群作家们不可逾越的距离。要想获得作家的签名，必须冒着破坏校规校纪的风险。本来就没有安排作家为学生签名的项目，作家瞅空给你签了名，本来就是一种恩赐，难道你还想得寸进尺，让你的签名本留满花花绿绿的作家签名吗？可是，作家们不与学生们打成一片，他们来春晖究竟为何？……一次，两次，三次，照相师终于按完该死的快门，学生们冲破了教师的封锁把作家们团团围住，举着那些本子，言辞的恳求程度几近哀告。然而我看见很多作家又冲破了学生们的封锁，撇下了虔诚的签名本日记本作业本。一个矮小的女生被混乱的人群挤丢了鞋子，可能是疼了，她扁了扁嘴马上又忍下了。一群男生站在教学楼的楼梯拐弯处，居高临下地观看着，咧着缺牙的嘴巴嘻笑。他们庆幸自己没有卷进这场莫名其妙的追星活动中。
1924年的冬天，春晖学生黄源——显然是那位后来成为浙江现代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黄源了——在早操时戴了一顶绍兴毡帽。黑色的船状毡帽在学生人群中异常惹眼，体育老师以不成体统为由，勒令其除去，却遭到了黄源的拒绝。此时的春晖，主张教学改革的校长经亨颐长年在外，日常教务管理交由代理校长章育文掌管，这是一个在思想上与经亨颐截然不同的人物。春晖毕竟不是世外桃源，注重情感教育、精神独立的春晖早已成了当局的眼中钉。围绕要否添入国民党“党义”一课，要否做所谓的“纪念周”，要否唱国民党“党歌”，教务主任匡互生与代理校长之间已经尖锐对立。黄源那顶的毡帽只是一个导火索。校方坚持要处分黄源，对学生怀有满腔怜爱之心的匡互生等人则愤然辞职。于是全体学生罢课，而校方又开除了罢课活动的为首者共28名学生。紧接着，愤怒的教员们集体辞职，夏丏尊、朱自清、丰子恺等人先后离开春晖。整个春晖校园人去楼空，学校彻底停办。事实上，原本意义上的春晖中学至此已经结束，一年后复办的春晖只是假借它的躯壳而已。
至于后来，春晖中学的原址上又办了继抗中学，又由继抗中学直接改名为春晖中学，如今又已成为一所以学生擅长获奖、升学率颇高的一级重点中学。谁也否认不了，经历了诸多变故，它与昔日充满个性的春晖中学已是两码事。譬如校训，再也不是“勤、慎、诚、恕”了，而是“与时俱进”。
参观完“小杨柳屋”和“平屋”后的一个间隙里，我伫立于白马湖一角。我只能以此表达对春晖精神的怀想和忧思了。不由得又想起了朱自清先生的一段文字，这是一段能让他刻骨铭心的文字。对于个性耿直、不畏磨难、宁可饿死也不愿丧失人格的朱自清先生来说，白马湖畔的岁月，是他“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这段文字值得每一个到过春晖和白马湖畔的人细细品味：“白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小马路的两边，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与杨柳。小桃上各缀得几朵重瓣的白花，像夜空的疏星。杨柳在暖风里不住地摇曳。在这路上走着，时而听见锐而长的火车的笛声是别有风味的。在春天，不论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马湖都好。——雨中田里菜花的颜色最是鲜艳；黑夜虽什么不见，但可静静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很好，有时可以在湖里划小船，四面满是青霭。船上望别的村庄，像是蜃楼海市，浮在水上，迷离惝恍的；有时听见人声或犬吠，大有世外之感。若没有月呢，便在田野里看萤火。那萤火不是一星半星的，如你们在城中所见；那是成千上百的萤火，一片飞出来，像金线网似的，又像耍着许多火线似的……”
是的，作为文物，白马湖畔依旧留有诸多历史遗迹，还有经亨颐夫妇、夏丏尊先生的墓。然而，作为一所曾与北方的“南开”相提并论的名校，它早已只存在于历史记载之中。不复存在的就让它安详地逝去，阿Q那句“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只能引来未庄那伙鄙陋之人的讥笑。春晖呀，我闻着你残剩的气息，体味曾经飘荡自由和爱心的空气。白马湖呀，我看见你平静的涟漪在微风中漾开，那么恬静，那么无欲，那么永恒。有谁还在真正惦记着你这让人心疼的风姿呢？……
我捧着这本简陋的大红聘书，许久才敢放下。真不知道把它放在何处才是最妥贴的，那应该是个不易被我看见的地方。我知道我根本不配让我的名字与春晖放在一起，实在不配。可是，春晖半日，它留在我心头的负疚和羞愧，将在很长的时间里折磨着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