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穿着一身沾满油腻汤渍的衣服，尽管是灰西装，其实那已经是花的了。他的左手擎着一把黑雨伞，右手则绷紧着，一根细毛手指直直地指向那条马路牙子，仿佛正在指责那儿的痰迹、纸屑、树叶，以及一只死去了的小老鼠。他荒诞的动作，古怪的外表，甚至连傻瓜都能看出他的病态，那显然已是一种不可救药的神经错乱了。当一名衣着时髦的女郎尖叫了一声，从他身边慌不迭地弹开时，他夸张地笑了，但马上又愤怒地指向马路牙子，那把道具般的黑雨伞也一并指向那儿。坚持着一个僵硬的姿势，对于他似乎是顶顶要紧的。众人像回避一堆粪便似地绕着他走，而他也就这样一路怪异地继续走下去。
谁都不会料及这个脑子出了问题的中年男人，是一名拥有副高职称、曾经长期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十数年前，他还担任过一所大学的中文系的副主任，享有副处级的待遇。即便在眼下，他仍是一家重要的研究机构的专业人员。这是他的最为幸运之处。这家仁慈的研究机构并没剥夺他的种种待遇，始终把他当成一个正常人。即使在他的奖金上稍打个折扣，也是非常人道主义的。因此，他依旧上班，依旧做着他认为应该做的事，领导和同事也并未把他当成怪物。或许，这样的对待是最合适的，难道把他往疯人院一塞了之吗？于是，他每天一早准时地出现在办公室里，抹桌子，翻报纸。他的守时甚至还超过了本单位的年度先进工作者。只是他始终握着那把黑雨伞，如同忠于职守的列兵紧握枪支，除非吃饭或者如厕。可想而知，在绝大部分上班时间里，他呆坐着。
单位里要求每位研究人员填写并申报下一年度的研究课题，他当然也获得了一份申报表。在“职称”这一栏里他充满豪情地填上了“无限大”；在课题内容栏里，他更不无浪漫主义地写下了“外星人占领地球之后的住房分配问题研究”。
当我在进行如上的叙述时，我没有丝毫调侃之意，更不可能幸灾乐祸。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在我至今所供职的地方，只要稍加留意，即能很轻易地寻见他可怜的身影。曾就读于他担任着副主任的那所学校的中文系，且是他颇为赞赏的学生，对于老师的早年生活，我自然略知一二。对于他的病因，我也应有所闻。因此，近20年后，当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他的疯癫时，强烈的震惊让我情不自禁地扑上去，大声地喊“老师”。我无法接受曾经以睿智出名的脑子竟然出了如此严重问题的事实，巨大的今昔反差令我晕眩。然而他只是草草地扫了我一眼，很快移走了他的视线，继续执着地举着那根细毛手指指向路边，黑雨伞像一条僵死的尾巴滑稽地拖在他的身后。我久久注视着他的背影，最起码的善良也能让我黯然神伤。
当一个尚处英年的曾经胸怀大志者，崩溃了神经之后，他将在怎样的状态下走完余生？
事实上，在我所熟识的人当中，脑子出了问题的不止老师这一个。一名从事着律师职业的朋友，终日口若悬河，唯恐天下不乱，创下的家产数量已经很惊人了。某一个早晨，当美貌的妻子催促他起床，且递去西装衬衫领带之类时，他突然咿咿地哭泣起来，说是自己昨天意外地杀死了两个人，今生恐怕已难以赎罪了。妻子大惊。昨天是星期天，律师朋友一整天都关在自己家里研究案卷，不可能杀人的。若要说杀人，那肯定是在昨晚的梦中，说不定被他杀死的有二十个哩。妻子明白丈夫的胡言乱语出自他的疲乏，这是显而易见的，便好生抚慰，并打电话通知有关人员，替丈夫告假。谁料紧接着律师朋友开始撕案卷了，一本本地乱撕，拦也拦不住。撕完了案卷又开始撕人民币，撕美金，撕银行折子。妻子发疯般地扑住了他，方才抢下了这些更要命的东西。
脑子突然出了问题的，还有一位公务员朋友。经过十数年的苦熬，这位公务员朋友已经爬上了副处的位置。他十分爱惜自己的位置，十分希望能继续提升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实在太清楚位居高职究竟意味着什么了。可想而知，在他继续全力争取的过程中，内心的压力会有多大。值得一提的是，在能否实现他再度提职的问题上，他妻子的急切与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说她从小就羡慕电视里的第一夫人，成不了国家的第一夫人，成为全局或者全厅的第一夫人，那也是极风光的。她甚至在性生活的中途，突然停下来，询问这几天有无进展。公务员朋友的阵脚开始乱了，显然缘自他过分的急迫。他又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沮丧加剧了他的懊悔和慌张，他变得绝望起来。当某一天，机关里张贴出正处级职位竞争上岗的通知，组织处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每个同事都在窃窃私语地猜度时，他像一条被追杀的狗惶惶不可终日。据说他第一个报名参加竞岗。没想到的是，组织处的同志按照程序准备找他谈话——这种例行的谈话其内容完全可以预想，无非是鼓励他积极投身于这场活动什么的——的前夜，他突然疯了。裸身的他从妻子的身上滚下来，哇哇哇地尖叫着，扑向窗子，抓着窗子上的防盗栅栏，脑袋乱撞着，试图撞出去，仿佛遭到了另一个男人蛮横的性袭击。大骇的妻子镇定住自己后，走过去打算抚慰他。她以为丈夫心中藏有不无邪恶的难言之隐。可是，当她的手刚落在他的肩背上时，他的身体剧烈地痉挛了。乱糟糟地吼出一段革命现代京剧之后，他口吐白沫地倒在了地上。
是的，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居然成了一只可怕的甲虫，他的脑子却是清醒的。可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的身体外形并没有被改变，甚至比以往更健壮了一些，脑子却已被彻底地损害了。上文所述的我的老师，脑子出了问题之后，由于整日无所事事，以往的诸多压力消失了，吃喝拉撒反而正常而有序，不出几年，身体竟已无端地胖了一轮，脸色红润，绝无小病小痛。从他那根细毛手指极有力度的直挺来看，其体格的壮硕有力自不待言。老师曾经为自己瘦弱的身体喟叹过，说自己老是失眠老是厌食老是头晕耳鸣的毛病怎么也消除不了，以后怎能承担更为繁重的工作？如今，这些毛病俱已消除，健壮的身体即使对付国务院总理般繁重的工作也已不成问题，但他原本敏锐超常的思维却已丧失，差不多已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一具健壮的行尸走肉！
爱迪生说过：“健康不是身体状况，而是精神状况的问题。”一旦精神垮了，再怎么健壮的身体都是白搭。从这个角度理解，甲虫是可怕的，因为身体出了大问题，但他的脑子没坏，至少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而脑子出了问题的人，即便可以自如行动，居然不知自己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那是一件更可怕而且极其可悲的事情！我曾经被这个问题死死地粘住过，思考的结果当然是这样的：与其成为丧失正常思维健壮者，不如成为一只甲虫——还是让我保留一只健康的脑袋吧，即使必须烂死在床上也行。
迄今我仍然不知道老师究竟由于什么原因让脑子犯了毛病。略见偏执的个性、稍带歇斯底里的言行、微显古怪的处事方式，这些不算毛病的症状在当年的校园里已经出现了。在我们学生看来，无非再一次强调了他作为一个智慧超常人物的特征，在当时绝没有看成毛病。这些充满个性的言行也让我们更加钦佩于他，仅此而已；他的婚姻好像遇上了波折，其间必定发生了一些纯属隐私且又极其痛苦的情节，这是可想而知的。像他这样的智者，对日常生活势必极度理想化，对于配偶的挑剔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想，即便发生一些矛盾，应该也不算是什么。就在这所学校里，就在那个时候，闹得更具悲剧色彩的肯定不是他——关于别人的故事，我会在另外的文字予以记叙；还有，在他担任领导职务期间，可能遇上了主观意愿与客观事态之间的若干冲突。他是一个极其仰凭于主观的人，对于客观事态有着别一般的改变欲，而浪漫主义的本性往往又不能使之落在现实主义的点子上，由此遭受了工作的尴尬和内心的迷惘。混迹于政坛上的人，若是遇上了他的这些尴尬，想必视为芥尘，比它厉害的不知已经见识过多少回了，而他已经受不了，一度曾有撂挑子的念头，但又不舍得这样的机会。可我至今依然认定，这样的烦恼也不足于摧毁一个人的精神。在一个学术为重的氛围里，一官半职算个什么东西呢？堂堂教授去担任什么副处级干部，常常还遭人嗤笑哩……一句话，以上这些原因应该都不是本质性的，另外已没有别的什么原因。
但千真万确的是，老师的脑子已经出问题了，在似乎不应该出什么大问题的情况下。
智者的脑子似乎更容易出问题。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所有的疯子都是智者演变过来的。小时候，在外婆家的那座小镇里，那个老是撵着女人跑的花疯连牛粪都爱吃，把自己脱得精光，公然在街上行走，裸呈他硕大无朋的生殖器，几乎是每个夏天的每个午后必定出演的节目，小镇上的男女老女无一不观赏过。据说这个疯子从小就是一个智障，精神发育极不正常。智慧两字与他无缘。当年的镇上有好几个疯子，他是疯得最严重的一个，也是愚傻得最厉害的一个。傻子可能会变成疯子，我并不想推翻这条定理，我只是想说，那些智者，尤其是那些似乎比一般智者更具“智者相”的人，他的脑子（脑壳）更脆弱。智者知道自己的不同寻常，必须努力表现出这一秉性，无形中已徒增了几分心理压力。智者容不得自己的任何失败，微小的失败都让极度苛刻的他不愿自我原谅。同时智者又不愿意原谅同事、家人、朋友的种种低级错误，一方面他鄙视他们，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拯救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智慧”起来。当对方抓住了智者的某些漏洞，故意取笑时，他的沮丧和愤怒可想而知！事实上，真正困扰着智者的还不是取笑或被取笑之类的小事，而是他的前途、他的社会地位、他的情感，他的物质基础诸等大事。
记忆中，我的老师当年奇迹般地考取大学，已是当地全县人民的骄傲，这说明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必须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伟大的人。他自己当然也被巨大的自信所征服，摩拳擦掌，志在必得。时间就这样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事物就这样一桩桩、一步步地朝前发展……这样的开头，加上他的个性，他怎么可能容忍哪怕是半点的挫折呢？事业、仕途、收入、婚姻……一个也不能少。当最终每一个都眼见着必少不可时，他能不疯么？尤其是当他从稍嫌偏远的小城——那是那所大学所处的地方——来到纷纷扰扰的省城，且又遭遇了令他烦忧的五花八门的物事时，他不得不一步步地走向了精神的深渊。是的，没人伤害他，这些人，这座城市，这个年代，但他已经被严重地伤害了，而且再也无法复原。精神的复原比肉体的复原显然更为困难，然而有时，摧毁一个人的精神竟比摧残一个人的肉体要来得容易！
我不敢设想老师真正疯了的那一刻，其症状究竟如何。从黑暗的床上鹞身而起，哇哇嚷叫，在房间里乱扑乱窜？从书案中突然抬头，揪着自己的头发，不顾死活地撞向墙壁？还是毫无征兆地忽地唱起歌来，或者大笑大哭？一个并非医生的人，把想象力倾注在设想一个人的病态上，反复猜想，似乎是不道德的，我只想以此入手，弄清楚有没有一根触发了灾祸的导火线。知情者告诉我，这根导火线或许是不存在的，因为神神叨叨的言行，异乎寻常的脸部表情，在确认发疯之前，已经表现了较长的时间。邻居常被他莫名其妙地叩开门之后，他久久地坐在主人的沙发上，抨击电视中的广告内容，无中生有地“透露”中央某要人对他的人身迫害。满嘴的“秘闻”、“内部消息”、“╳╳正准备整我”的言辞显然来源于他病态的思维。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他的脑子也许从未明显地质变过，而是经历了数年、十数年的量变，其最终结果当然是无法逃脱的、可怕的质变。
分析至此，我还是不甚明白，所有的原因中，究竟哪个原因最终剥夺了老师的智慧，把那只曾让我们钦佩崇拜的脑子变成了一堆乱了神经的东西？我的一位同学对此不无解嘲地说，所有的原因都是原因，所有的原因都不应该是原因。
人类为什么要自我折磨，难道天生就患有不可摆脱的自虐症？明明可以安耽地过了，却不满足，非要进行新一轮的、变本加厉的冒险。大部分冒险、竞争、拚搏可能是值得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往往得不偿失。奋斗并不都是有意义的。很多奋斗中的目标，其实我们早已得知了它的内容，能估摸出达到这一目标后的滋味——那滋味不过如此，至少犯不着这般破釜沉舟、不计代价。一位一向多情的朋友曾对我说，每当追香逐臭之前，被追逐一方其实已不被他过于看好，也就是说，获取对方只是一种惯性，无休无止的追逐无非是癖好罢了，而这正是人类劣性的表征之一。满脑子智慧的老师何尝不知这一点，耗精费神的究竟是些什么，记得他不无黯然地说过：“……都是些垃圾不如的东西，犯不着由我来如此较真。”但他仍然较真了，而且一直较真到把自己优秀的脑子奉上。事实上，在我在那所大学就读期间，老师的既有成果已经能让他基于敏感个性之上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度的满足。老师成为废人之后，很多人从不同的动机出发表达着惋惜，说的最多也是最正确的自然是那些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何苦来哉？知足者常乐，以一颗平常心处世，难道不也是一条可取之路？这下子可是鸡飞蛋打了……是的，知足；是的，适可而止，尤其在将以自己的脑袋作代价的时候。
可是，惯性总是那么可怕，因为我们无法控制。明知故犯，这根多余的筋总是不能被我们剔除。高处不胜寒，这只是一个方面。当一个人一步步向上，贪婪地以为自己永远能够向上之时，根本不会顾及高处的寒冷，忽略登高时的种种意想不到。其实谁都不可能登临峰巅，倒在某个位置，或者摔下来，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你没有应有的心理准备，当困难降临，台阶还没有绊住你，你自己却莫名其妙地摔了下来。你甚至没来得及欣赏你站的那个高度所能揽怀的风景，没来得及享用虚荣心初步满足时的快感，就完了。老师在担任中文系副主任后忧患意识猛增，胸中涌动着改变若干现实的雄心壮志，但好多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也心知肚明，只是那股该死的惯性仍让他荷戟独斗，而且斗的又是一架毫不相干的风车。当老师死死地瞄准这架风车，准备与它决一死战之时，他的脑子正走向无可救药的境地。
我们不也固执地以为自己可以无休止地向上，每天都在明知故犯一些最低级的错误吗？毋庸置疑，因为脑子是人体最脆弱的部分，所以只要是脑子，它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突然犯病，沦为一块比石头还不如的东西。
然而，我还必须加上一句：除了缘于自身过高的企望、难填的欲壑，很多人脑子的犯病是由于遭受了他人的捉弄和迫害。我不知道老师在发病之前是否有过这类经历，可固执的脾气、怪僻的个性、苛刻的处世、过高的理想，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显然顺理成章。他的反击又可能招致对方更凶猛的报复，而他的力量始终是薄弱的。良好的心愿其结局往往令人沮丧，无意和有意的误解乘机又甚嚣尘上。对此，老师怎么可能忍气吞声呢？
我曾经分析过自己的人生经历，盘点哪些遭遇算得上挫折，哪个阶段可称作磨难，哪几个人物可认定为虎狼之人。尽管我的人生经历远不够丰富复杂，但也清理出了若干几乎能彻底改变我的个性、甚至让我发疯的事端。在深陷震惊、失落、暴怒的痛苦之时，幼稚而盲动的我什么情绪没有过？什么想法没有过？！当年，当那个道貌岸然的所谓领导不时阴阳怪气地晃悠在我面前，好像我上辈子欠他三万吊铜钱似地与我过不去时——那种无缘无故、没完没了的刁难和压制，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能忍受——我就涌上过索性豁出去一回的强烈念头。那些认为我软弱可欺的人，其实他们犯了天大的错误。只要他们有负于我，我决不会饶放过他们的。握了一点点可怜的权力，就凭着自己的好恶，想着法子整人，这样的人是人还是魔鬼？……那段时间，我羡慕猪肉摊上屠户手中的那把大劈刀，想象它被我握在手里，痛痛快快劈向卑劣无耻脑袋时的快感。每晚，我想象着这些猪狗不如的人物被我碎尸万段的情景，在想象中满足了我的欲望，方能睡去，否则就失眠。我惧怕上班，但又希望能看见那张煞有介事的脸，渴望盯着这张脸发挥我血淋淋的想象。是的，遭遇磨难是真实的，染上这些古怪的心疾却像脑子犯病的前奏。幸亏我及时使出种种招术，竭力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否则难保我发疯，我会发比老师更加可怕的疯。犯病后的老师无非是手执一把黑伞，而我会擎一把大劈刀。疯子杀人，是可以不负法律责任的……
……我从后面注视着可怜的老师。一身沾满油腻汤渍的衣服，手里擎着一把黑雨伞，右手则绷紧着，一根细毛手指直直地指向那条马路牙子，仿佛正在指责那儿的痰迹、纸屑、树叶，以及一只死去了的小老鼠……我的心情变得非常恶劣，因为老师的背影告诉我，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了。夕阳西下，好像还刮点儿风。他的乱发在风中飘舞，裤角上的一片破处也在风中飘舞着。没有比这更伤感的镜头了。数年前离异后，他一直孤独地生活着，据说乱糟糟的家里只有一张破沙发。此时，我不由得又对着他喊了一声“老师——”。他没有听见，依旧朝前走。当几名衣着时髦的女郎尖叫着，从他身边慌不迭地弹开时，他吓了一跳，回过头，盯了她们一眼，尔后又回过身，更愤怒地用那把道具般的黑雨伞指向马路牙子。我张了张嘴，又喊，却没有发出声音。
可是我在后面，陪着他走了长长的一段。脑子迄今还没有出问题的人陪伴已经出了问题的人默默行走，沉入思索，这是有意义的，至少比陪那些脑子正常得令人发怵的人，肯定有意义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