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总是说，我从出生那刻起，就和她对着干。据说，我刚出生就咳血，他们差点儿以为我活不成。她喜欢说我幼年时期的饮食故事。起先我不肯吃奶，后来我又不肯吃辅食，除非用打针或者一个可怕上校朋友的剑来威胁我。因为一些原因，她不让我吃黄瓜或者坚果。有一次，她给我吃了太多鱼肝油，导致我发了荨麻疹。当我和弟弟得了猩红热时，她把我们放在一间小黑屋里，关了四十天。因为她相信，光亮会让得猩红热的孩子失明。长大后，我有时候会告诉别人，她喂我吃了太多葡萄汁，导致我呕吐的事儿。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时间，我完全不碰葡萄。直到一天晚上，在一个朋友家，我心血来潮地在红酒杯里放了两颗葡萄，然后第一次体会到用牙齿咬碎葡萄的乐趣。
我们总是因为我的玩具而争吵，它们被锁在柜子里。我的玩具都是她挑选的，每隔一段时间，她会允许我玩一会儿，然后立刻再把它们锁起来。我有一个会爬的娃娃，还有一只兔子，是她的朋友莫妮尔·琼恩从法国带回来的。我特别喜欢那只兔子。它浑身雪白，毛茸茸的，还能敲鼓。但也因为那只鼓，我不能好好地拥抱它。我是多么喜欢那只可望而不可即的兔子以及它身上的白色绒毛啊！在我离开家很久之后，母亲还是继续收集玩偶，她说某一天这些都会是我的。但当她去世之后，没人能找到那些玩偶。它们和母亲的金币、两行李箱的银器、珍奇的古董地毯、她第一次结婚时的瓷器，以及她大部分的首饰一起不翼而飞。
母亲第一次允许我玩的玩具是一个蓝眼睛的瓷娃娃。她一头金色的长发，穿着天蓝色的裙子。我不停地把它丢起来，再接住，最后它掉到地上，脸被摔成了碎片。这些年来，我一直会丢失或者弄坏心爱的东西，特别是母亲给我的东西。戒指、耳环、古董灯、小雕像，我到现在都还清楚地记得它们的样子。失去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我就是那样的人，粗心大意，注定会失去心爱的人和东西？
我们第一次真正的争吵，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当时，我想把床放在窗边。我喜欢那扇窗户，因为我可以在宽宽的窗台上摆放玩偶和成套的瓷器玩具。母亲想把床放在墙边，靠着衣柜。一般她对我让步后，过一两天，又会反悔。有天晚上，我到美国邻居家和他家的女儿玩（一个四岁的害羞女孩，我们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当我回家时，发现母亲已经把我的床移回到墙边。那个晚上，我不肯吃晚饭，一直哭。以前，她都会逼我吃东西，但是那晚她没有。我就那样一直哭到睡着。
第二天早上，当我从房间讨厌的另一边醒来时，眼泪汪汪，愤愤不平。父亲微笑着来到我的床边。父亲和我有一个固定的习惯，每晚他会给我讲一个睡前故事。但是这天早上，他给了我特殊待遇。他一边把巧克力放到床头柜上，一边说，如果我能做个好姑娘并且给他一个笑容，他就告诉我一个秘密。什么秘密？他不能把秘密泄露给一个愁眉不展的女孩。但我很顽固，拒绝妥协。他必须不求回报地把秘密告诉我。好吧，他说，但我敢打赌，听到我的计划，你肯定会笑的。
让我们做些新的东西，他神秘地说，让我们自己来编故事。什么故事？我问。我们自己的故事。我们可以编出任何想要的故事。我不知道怎么编，我说。会，你会的。想一想你最想要什么，然后编一个跟它相关的故事。你现在最想要什么呀？我说，什么也不想要。他说，也许你现在最想要把你的床移回窗边，但你知道床想要什么吗？我耸耸肩。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编一个关于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床的故事？……你听说过会说话的床么？
新的惯例就是这样形成的。从那天起，父亲和我发明了自己的秘密语言。我们通过编故事来交换感情和需求，建立我们自己的世界。有时候，我们编的故事非常普通。每当我做了他不允许的事情，他就会用讲故事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意见。比如，“从前有个男人，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但是，他很伤心。因为他的女儿答应不再和保姆作对……”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又建立了其他的秘密交流方式：当我们在一起时，如果我做错事，父亲就会用他的食指摸鼻子以示警告。当我想要记住一个重要的任务，我就会连续摸鼻子七次，每次重复想一遍要做的事。这个习惯我保留至今。在这个秘密的世界里，没有母亲的立足之地。这是我们报复她专横的方式。随着时间流逝，我学会在想象的世界里寻找避难所，在那里我不仅能够把我的床移到窗边，还可以飞出窗外，去到一个没人能进入的地方，哪怕是母亲。
90年代初，父亲出版了三部基于波斯经典文本创作的儿童书。其中一本是史诗诗人菲尔多西的作品《列王传》（The Book of Kings）。在引言里父亲介绍说，最初这些故事是讲给他的孩子听的，也就是我和弟弟，那时我们大约三四岁。他通过各种波斯经典作品来教导我们，例如：鲁米的《玛斯纳维》，萨阿迪的《玫瑰园》《果园》，以及《卡里莱和笛木乃》。他写道，后来我们自己继续阅读这些故事。他在引言里想要强调的是，现代的伊朗人应该通过阅读《列王传》，了解更多祖先的故事和价值观。他说，他很高兴能通过这样一个媒介“来温暖我们的心，并使今天的家庭都能够看到、听到和体验古代的伊朗”。每当父亲提起菲尔多西，话语中总是充满敬意。他教导我们，对于诗人要保持一种特殊的尊重，这与对长辈和老师的尊重不同。有一次，大约在我四岁左右，我请他再给我讲一个菲尔多西先生的故事。不是先生，他纠正说，是诗人菲尔多西。从那之后，我都说想听诗人菲尔多西的故事。我对伊朗的最初的概念，都来自于父亲讲述的《列王传》里的故事。从我记事起，父母和他们的朋友谈起伊朗时，就好像它是个令人心疼的叛逆小孩，他们为它的前途争吵。许多年后的今天，伊朗对我来说却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它是一个具体的地方，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说这里的话，吃这里的食物。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神秘的概念，鼓励所有的美德和价值观，象征着反抗与背叛。母亲眼里只有伊朗，没有其他国家。虽然她也喜欢某些旅行过的地方，但伊朗才是她的家。父亲一直纠结怎样才算是真正的伊朗人，母亲则没有这样的问题，某些事情对她来说是不可改变的。她似乎生来就有做伊朗人的基因，譬如她深邃漆黑的眼睛，或者她浅棕色的皮肤。她批评伊朗人，就像批评家庭成员一样。但她从来不会把那些人身上的缺点，跟伊朗本身扯上关系。
和其他伊朗人一样，母亲也尊敬菲尔多西。但是她轻蔑我们对文学的投入，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对于她对小说家的敌意，我后来找到了一个精辟的解释：她不想要对手。她已经创造出自己的神话世界，所以不需要什么其他靠此为生的人给她的生活添加色彩了。
当我想起父亲时，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声音。走在街上，坐在公园里，开车，或者睡前，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我都能感受到当他讲故事时，曾带给我的那种平静。我倾听着这些故事，并且用我在现实生活中从没用过的方式将其内化。后来，父亲伤了我的心，因为在所有人中，我最爱他、最信任他；反过来，我也伤害了他，让他心碎。现在，部分让我能原谅他的就是他的那些故事。只有那些分享故事的瞬间，依然保持纯净，没有被我们相互间的掠夺和背叛所破坏。
母亲不时爆发的冷漠和持续不断的索取，让我恐惧。因此，我很害怕失去父亲。我还记得，许多的夜晚，我坐在窗边等父亲回家，没有听到他在门厅的脚步声就无法入睡。最后，我成为父亲最忠实的盟友和辩护者。我觉得他和我一样是母亲暴行的受害者。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可原谅的。母亲气我们总是这样一个鼻孔出气，并不时因此大发雷霆。“你们都遗传了你们父亲的坏基因，”当她发火时，她就会对我和弟弟这样说，“你们都在等着我死，好继承我的遗产。”有时，我甚至会怀疑她或许是对的：难道我没有继承父亲身上的那些坏基因么？
每当母亲发号施令、索取无度，父亲就会像童话故事中的汤姆·索亚一样，引诱玩伴和他一起刷篱笆。我和父亲一直有着一种共享秘密般的亲密。不管是走在街上他给我讲故事时，还是一起计划如何讨好母亲时，我们的秘密世界都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些共享的时光所创造出的亲密，将我从现实世界解放出来，把我带入一个由他的声音塑造出来的讽刺幽默、趣味横生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