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是美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他曾如是说：“上帝造物时，给每个事物都留下了一些缺陷。”他的一席话既是希望我们人类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保持谦卑的态度，同时又是对我们的鼓励。
蒙田是法国的作家、哲学家，他亦曾如是说：“人，非为道德的生物，却注定要完成道德上的使命。”倘若人失去了理想，那么他是无法生存的。因为人性的本质就是常怀求真与向善的激情。人性中的善恶意识与生俱来，就好似植物要开花进而结果一样，顺应自然。
康德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的一句名言至今广为流传：“上帝的伟大可以由两个事实证明，那就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和内心中的道德戒律。”
然而弗洛伊德对此观点却并不赞同：“诚然，星空灿烂而庄严，但若说起人类的道德感，上帝也会为他造人时的粗心和草率而感到惭愧。”
诚然，人类能力的强大在各个方面均有体现，不仅体现为对良好道德规则的恪守，也体现为对其恶的流露毫不避讳。西方的宗教秉承这样的教义，只有谨慎地抑制内心的冲动与情欲，道德上的至善才能达成。故而他们在与恶抗争时，运用的方法大多可以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即：抑制。
道德感的萌芽潜藏于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只有这些萌芽一直存在并暗暗孕育、滋长，我们所期待的理想以及道德价值才能得到实现与弘扬。未能恪守道德时，人们的内心便会被不可名状的罪恶感包围。这证明，人的道德感与精神追求是始终存在的。尽管圣贤时常批判人性的弱点，但他们深谙，纵使人类的善恶意识微弱难辨，其确实存在无可辩驳。
苛责自己又不善待他人，渐渐成为社会败类。这是由于错误的道德观念会引起巨大的不利后果。焦虑、恐惧与仇恨，乃至人类精神和肉体上的很多疾病都是由于道德感的消极方面产生的。
正确意义上的道德是这样的：使人既不会感到自己的卑微，也不会加强自我憎恶。正如埃里克·弗洛姆所说，真正的道德感是对人类存在的自我否定，亦是完整人格的一部分，它标志着人的成熟。道德感可以体现于很多细节，比如，父母无私地将爱奉献给他们的孩子，等等。许多艺术家、教师和医生都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道德标准。
从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亚伯拉罕·林肯，他们对人民的关怀不仅使我们于无声处感到了道德观念的伟大力量，更为人类仁爱道德感的存在提供了佐证。
原罪和忏悔：病态的道德观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道德上的呼声都如此高亢和鼓舞人心。关于此点，宗教的历史最能说明问题，不管是使徒保罗还是圣·奥古斯丁，不管是约翰·加尔文还是马丁·路德，他们都认为人类是邪恶的，对此，他们自己也感到困惑不已。
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大多数西方宗教的道德观念，这些西方宗教会士向世人宣告：“可悲的人啊，请赎罪吧！让你们那罪恶的灵魂接受道德的皮鞭拷问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永远不会得到上帝的垂青，也永远不会升入天堂。”
病态的罪恶感充满于这种道德观念中，这种道德观念之所以产生，其负责者并非上帝，而应该是宗教。当然，从宗教这一方面而言，也有其值得原谅之处。
宗教要求人们保持一种道德观念，就必然要引进原罪和忏悔的观念。也正是因为原罪和忏悔的观念的引进，从而将人类本能中恶的一面的发泄加以限制，于是谋杀、乱伦和残忍的暴行有所减少。因为这些禁忌提醒人们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它们就如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指路明灯，将人类的生命之舟指引着驶向文明的港湾。
人类在开始出现时的迷人故事或许就如同下面所述的那样——在宗教刚诞生的时候，人类还处在蒙昧的幼年阶段。那时的人类还不曾形成明确的是非观念。当时，最亟须实现的社会目标如下：一夫一妻制，家庭内部关系的贞洁，兄弟间的互相帮衬，以及社会的正义。
为了让这些目标得以实现，于是在对与错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就显得特别重要。不过，当时的人类还不曾具备将自己内心的邪恶力量驯服，使其服从于善的本能。在此种情况下，在此二者之间就必须要做出严格的区分。为此，倘若宗教想在人类生活的诸多方面承担起这样艰巨的任务，它就务必在人类邪恶的灵魂旁建立起自己的坚固堡垒——此堡垒就要救济人们将“人类原罪”的道德观念树立起来。
对善恶动机的精神分析
弗洛伊德发现，在人的幼年阶段，早期人类社会出现的事物现象同样会出现。
在孩提时代，我们不具备分清善与恶的能力，甚至不能将幻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加以分辨。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的反抗本能受到我们的家长的限制，用这种限制使得我们顺从他们的权威。从我们身心的发育成长的角度考虑，自由、自持和独立的精神只好到成人时候才能加以考虑。
从幼年到青少年，宗教成为将明确的戒律提供给人的道德行为的最合适的工具。在人格的成长过程中，宗教禁止或允许人们做某事，以此逐渐养成人们一种“人性恶”的道德观念。
我们时常会发现此类情况，倘若人在幼年时期受到他人的保护，时间一长，他就形成对他人的依赖性，以致不能独立自决。此种幼时的保护状态于是阻碍着人们走向成熟，而这种对他人的依赖则令人变得软弱，做事犹豫不决。
更可悲的是，众多人常常对于将自己身上的枷锁挣脱的行为感到害怕，害怕让自己得以释放出来。错误的宗教观念希望人们将那种无端的恐惧感保存下来，令人类的灵魂受到这种过去的沉重枷锁的越来越紧的束缚。当人们长大成人后，他们本应该具备足够的能力将幻想和现实、梦想与事实区别开来，然而人们受到这种错误的观念的束缚，于是仍旧在幼儿和少年时的思想观念的支配之下生活。
道德的思想和不道德的行为之间有着相当严格的区别，不过自古以来，太少的宗教传道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对此提出明智的看法和认知。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嫉妒的、淫荡的、破坏性的思想及其行为都是邪恶的。
他们认为，罪恶的欲望是人与生俱来的，这和事实上的罪恶行为就本质而言是同样的。基督教曾因这种错误的观念而受到过深刻的影响。实际上，《马太福音》中也是如此认为的：倘若人的内心存在着情欲，就无异于已经在行动上付诸实施。为了避免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后果，基督教要求人们将心灵中产生的每一个邪恶的念头予以压制。
为了对抗邪恶，在此过程中，宗教所采用的全部方法都可以用“抑制”一个词来加以概括！西方宗教则认为，除非将人们内心的情欲和冲动加以抑制，否则人们无法达到道德上的善。从表面上来看，我们运用抑制的方法似乎将可怕的罪恶减少了，不过在无形中却导致了人们内心的痛苦，使人们出现病态的焦虑，而如今，现代人的灵魂正经受着这些病态的情感的拷问。
非常明显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抑制的方法曾导致大量的悲剧的产生，这种方法不可能为人类带来美好的生活。相反，倘若这种方法失败，将导致大量悲剧的产生，进而严重地影响着个人的生活，并对社会的进步产生阻碍。在西方，因为精神疾病的流行，因而人们时常产生不安定感，于是导致更多的婚姻问题引发的冲突，至于那些战争和集体屠杀事件的发生更是明显存在着。
所有这些可怕的后果都说明传统宗教的方法在处理罪恶问题上的不当之处。对于那种坚决否认我们的内心深处怀有敌意观念和情欲，并幻想借助于这种否认而让自己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的压抑内心欲望的方式，压根无法实行。
实际上，我们都有过不高尚和不道德的幻想。它是我们人类的本性，对于它们的存在，我们既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一味否定。倘若将这些不道德的幻想埋藏在内心深处，我们就会在内心深处产生罪恶感，由此而导致肉体上的痛苦的产生。
动机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向我们说明，一旦人类的邪恶观念从人的意识领域消失，它就会深入到人的潜意识领域。当我们一旦在口头上对于幼时耻辱和愤怒的存在予以否认时，其实它们并不曾消失，反而深入到我们的内心深处，并如同定时炸弹一样，留下了潜在的爆炸的可能性。
那些不合规范、有违道德的冲动被这种强烈的压抑伪装起来，从而骗过了我们的耳目。事实上，它仍然成为我们的神经系统，将我们心灵的宁静搅乱，令我们备受失败感的折磨，令我们感到沮丧、自卑，并驱使我们的情绪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徘徊。
而我们的身体则会因为这种不良情绪受到极大的危害，甚至会导致我们患上高血压或胃溃疡。埃尔文纳茨是一个诊所的医师，他曾说，人类文明的伤口就是胃溃疡。
传统常常对人们造成影响，于是人们试图根除自己内心的不安分欲望。不过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自己却常常成为虐待狂或偏执的宗教盲从者。众多所谓的好人，就其本质而言却是伪君子，他们在对待同事、孩子和其他人时事实上却是相当残忍的，这就是其内心的压抑令他们付出的代价。
将压抑在心底的冲动释放出来
要想将人的全部原始欲望抑制住是不可能的事，也是不必要的事情。不过，令人倍感欣慰的是，巨大的心理能量潜藏在人类那种强烈的原始欲望中，倘若对这种心理能力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利用，那么整个社会会因此受益。
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升华作用，这是人类心理的深层机制。正是因为升华作用的存在，人类生活才不至于流于庸俗而变得更加高尚。人类众多重要的社会活动和智力创造，其力量都是从人的情欲中汲取来的，然后将其予以升华。
例如，男孩子喜欢玩棍棒游戏，倘若将这种心理冲动予以升华，这种心理冲动就会成为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成年后这个男孩子或许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这就是升华作用的最好的例子。
人类既不应该对这种原始的心理能量的存在予以否认，也不应该将这种欲望予以放纵。我们应该对此欲望的坦然地加以承认，我们要承认人的本能冲动是我们的心理能量的来源。我们应该尽全力让这种能量转变为其他有益的形式，以此去从事各种艺术创造和科学研究，从而达到实现追求真、善、美和幸福生活的理想的目的。
在对付人性的邪恶方面，宗教习惯于采用一种迂回曲折的方式。不过，动机心理学家却在意识层面上，喜欢鼓励人们把自己内心生活中的黑暗和不愉快表现出来。经过无数次的临床诊断和实验，动机心理学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果。此举为其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令我们只好相信这种方法的有效性。
实践表明，绝大多数心理冲动如同定时炸弹一样深埋在在人类的内心深处，当人们将内心压抑已久的隐秘想法说出后，于是其内心的压力就得以舒缓，如此一来，人们就不会再时时面对潜在的爆炸性危险了。
就思想和行动而言，精神疗法在二者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精神疗法将我们内心冲动的本质揭示出来，并对在整个心理系统中，精神疗法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说明。如此一来，对于人性中潜藏着的邪恶的问题，我们就能够运用可靠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令人惊喜的是，并非借助于否定和压抑，而是借助于承认和正视，对于自己的反社会冲动，人们才能较好地加以控制。
说出压抑在内心的冲动，将会对这种冲动付之于行动的机会予以削减。此种说法看起来似乎是奇怪和荒谬的，不过当普通人学会将自己深藏在内心的欲望和愤怒用语言发泄出来时，这种不道德的，原本具有破坏性的力量就变得可以轻松地加以控制了。当人们从病房离开时，他们才彻底放松，不再对这种情绪感到害怕和焦虑，他们能够对于自己的心理能量进行自由的支配，对于过上健康、幸福和快乐的生活充满了渴望。
借助于这种口头发泄的方式，有时候，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会奇迹般地消失。假设有一个人患有诸如高血压、胃溃疡、气喘等常见的疾病，医生循序渐进地鼓励其将自己内心的焦虑、冲突、愤怒和欲望一一说出。病人就会渐渐清楚，自己可以将自己具有反社会倾向的想法说出来，却无须对这些口头上的发泄会导致自己产生反社会的行为表示担心和害怕。
很明显，相比于传统的宗教方法，这种方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内心的邪恶想法，我们无须将其宣布为不道德的或非法，而应该在思想上对其予以承认，让它的存在被自我清晰地意识到，从而其危险消除，并将其制伏，甚至使这些心理能量能够转变为对未来人生具有建设性的积极力量。
宗教忏悔的片面性
你或许会问：“除了将自己的内心深处隐秘的想法告诉心理医生，忏悔不也是同样可以达到鼓励人们将自己的这种内心深处隐秘的想法说出来的作用吗？”那么，相比于向神父或传教士忏悔自己的罪恶，将自己的焦虑向心理医生说出有何不同之处呢？
就其内容和形式上而言，二者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区别。我首先要声明，众多睿智的神父将精神病理学的一些最新成果吸收进来，令宗教忏悔能够真正地有益于人们。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教士就清楚如何从新的角度将人际关系和人类动机加以理解，如此一来，这些建议对于那些身处于迷茫而痛苦之中的人们来说，将为他们提供巨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