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那年，我都十四岁了，已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
我的家乡是京西百花山下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四周均是巍峨的青山，俯瞰之下，村子小得像一个豆荚。二十五户人家——二十五颗豆子，紧凑地排列在这个豆荚之中，享受着一种封闭下的安静。
1976年7月28日那天夜里，窗台上的油灯凭空就跌在地上，碎了。全家人被破碎的声音惊醒了，在黑暗中，母亲说：“该死的老鼠。”
我们也附和着说：“该死的老鼠。”
都以为是老鼠偷吃灯油时弄出的闪失，感叹了几声之后，就又睡熟了。
几天之后，从山外传来一个骇人的信息，说一个叫唐山的地方地震了，山崩地裂，死了很多人。
问怎么个多法，传信的人说：“海了去了，用卡车拉尸体，一车接一车的。”
这个说法把人镇住了，好半天，人们都不说话。我的眼前，出现了卡车拉尸体的幻景，一辆接一辆的，那些尸体都大大地睁着眼，吓得我手心里的汗直往地上淌。
母亲似有所悟，说：“怪不得咱家的灯台早不打晚不打就那天打了，原来是地震震的。”
我也说：“是哩，打我记事起，就没见过老鼠扒灯台，咱家的老鼠知道咱家穷，很乖巧哩。”
接下来，学校就放假了，是无限期地放假。校长说，到底啥时候开学，他也是不知道的。
虽然不能正常上学了，但孩子们却一点也不感到遗憾，相反，倒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那所中学在村外的垭口，有近十里的路程，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走路，脚心被路上的石子硌得生疼，已经有些腻烦了。
地震给了童子们一个机会，可以理直气壮地睡大觉了。
但是，这只是一相情愿，因为第二天村支书就在场院上召集全村人开会，传达上级的精神。他说，公社领导说，地震还没有震完，到底啥时候震完，领导们也不知道。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所有人都不能在屋里睡觉了，都要搬到开阔地带，啥是开阔地带？就是咱脚下这爿场院。
最初的日子，还没有搭防震棚，人们就在露天地里过夜。场院里有一堆堆上年的谷草，把谷草平铺了，人就睡上去。我从小就喜欢裸睡，身上要一丝不挂。这样和衣卧在场院上，身上像爬满了虱子，痒痒的，横竖是睡不着。我恼躁得不成，对父亲说：“我是不怕死的，我要睡到屋里去。”
“你敢！”父亲说：“你要是敢到屋里去睡，我就打断你的腿！”
他为啥这样说？因为他就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
后来我发现，全村人几乎都跟我有同样的感觉，都不习惯这个睡法。一些老人竟不顾村干部的阻拦，死活是睡到屋里去了。他们说，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咋死都是死，横竖不受那个洋罪哩。
爷爷奶奶可不管父亲是不是村干部，也执拗地睡在屋里。这就更助长了老人们的脾气。
父亲急了，把两个老人从屋里扛了出来。
爷爷气得直骂娘，一声高过一声地，惹得周遭一片笑声。奶奶悄悄地拽他的衣角，“别再骂了，你就给咱留点面子吧。”
爷爷终于纳过闷来，摇摇头说道：“真是气糊涂了，原来骂了半天你。”
老人家从此蜷曲在地上一动不动。日到中竿了，他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像死去了。
父亲踅过来，轻轻地叫道：“爹，爹……”
横竖也叫不应之后，父亲就去扳动老人的身子。老人兀地就吼出一嗓子，“我还没死哪！”
这让我心中一震：平日里爷爷是很端庄的一个人，咋突然就变得无赖起来？
父亲的表率作用到底是起了作用，那些回到屋里去的老人们，均陆陆续续地回到了场院上。所谓回，也是被他们的儿女们像我父亲那样，撵出来的。因为那时的年轻人都是很要求进步的，不是党员，就是团员，最不济也是村里的基干民兵；只要是组织上有要求，只要是领导上有垂范，他们是羞于落在别人后边的。
非常不情愿地睡在露天的干草上，由于没有睡意，就干脆陷入冥想。
起初总是想那一车一车的尸体，想那尸体里一定有身材袅袅、眉儿弯弯的漂亮女孩子。于是心头一皱，可惜哩！
为啥可惜？家乡这个小山村，只有薄地，只有粗粮，穷得许多汉子都说不上媳妇，如果能从唐山城拉一车活的回来，成家生子，岂不两全其美？
可是……
我开始感到，老天爷真是很厉害的一尊神，他作弄起人来，是很任性的。
到了后来，我像中了魔怔一样，总是想跟死亡有关的事——唐山那里的尸体毕竟缥缈，而身边的死人却真实得有名有姓。便开始按记忆的顺序，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死亡事件——
第一个，就是曾祖母之死。
曾祖母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太太，都八十七岁的高龄了，还能很利索地走路。她的两只脚，是标准的三寸金莲，但登在高低不平的石头台阶上，却准确而稳健。好像她的脚底上长着一双眼睛。看这个架势，她肯定能活过一百岁的。
但是，冬至那天，她突然对爷爷说：“你把我的装裹衣裳搁在我身边吧，我该要上路了。”
所谓上路，是农村对死亡的一种说法。于是，爷爷大吃一惊，“你可别吓唬人，身板这么硬朗，哪会说走就走呢？”
曾祖母说：“我自己有感觉。”
“啥感觉？”
“这两天突然就想吃青杏，就跟害喜似的。”
“这有啥稀奇的，咱这地界就产青杏嘛。”
“可是这大冬天的，你到哪儿能找到青杏呢？我爹跟我说过，老而不死便为贼，我想，再不走，就要烦腻人了。”
爷爷不想忤逆老人的意志，便把装裹衣服给她搁在了身边。
那是一身崭新的青布衫裤和一双麻底子合脸的青布鞋。
第二天一早，爷爷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打开老人的屋门的。
只见老人靠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垛，抄着手端坐在土炕之上，双眼轻合，面色安详，似在梦境之中。
爷爷叫了几声娘，见没有回应，便去摸她褪在衣袖中的手腕。
不仅没有脉搏，还冰凉得跟冰一样。
老人家真的上路了。
由于老人家走得如此从容和安详，以至于爷爷都感不到悲伤了，他把老太太的死讯很平静地通知了家族里的每一个成员。
我怀着对死人的畏惧，战战兢兢地尾着母亲进了老太太的屋门。
但看到她那副安静的模样，我满怀的恐惧竟悄然消失了——原来死亡竟可以这么美丽！
在那一刻，我对老人家产生了肃然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跪下身去，重重地给她磕了几个头。那一年我才五岁。
想到曾祖母之死，我好像对村里老人们的举动有了一些理解——之所以即便是余震不断，他们也要睡在自家的房屋里去，看来，到了他们的那个年纪，真的是不怕死了。
（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曾祖母跟鲁迅是一个时代的人。）
第二个，是堂大伯之死。
堂大伯小名叫柱儿，人长得且高且白，站在那里清清爽爽、亭亭玉立，俨然就是一根拔地而起的立柱。所以，他如果不叫柱儿，恐怕没人可以叫柱儿了。
他是村里第一个到山外去当工人的人。是门头沟煤矿的一个小技术员。
他在那里娶了一房媳妇，就地安了家。所以，见到他的机会就很少——从我记事，到他去世，也就是三四次的样子。
第一次，是在年关，他回老家过年省亲。
大年三十的酒肉都预备妥帖了，他的父亲对他说：“咱爷俩窝在热炕上好好喝两盅吧。”
他却说：“您老先喝着，我出去散散心。”
他踅到村西的水井边，欠着屁股坐在井台上，从怀里摸出一管笛子，呜呜地吹了起来。
在寒冷的风中吹笛子，他显得很孤独。
我玩耍路过那里，看到了这个情景，感到他有一种怪异之美，更感到他虽然出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却不属于这里。我那时才仅仅四岁，竟有了这样的想法。
因为觉得他不可亲近，我便悄悄地退了回去。
第二次见到他，也是在年关，他带回来一房新妇。
新媳妇也是清爽而白，笑容嫣然，能把人的魂勾了去。
管这样的美人儿叫大妈，我叫不出口，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她，傻傻地笑。
看得出堂大伯是很开心的，因为他给了我们这些晚辈很多的糖果，很多的炒花生。
奇怪地，村里很少有人去他那里讨喜酒喝，一提到他及他的新妇，许多人都摇头，甚至露出恨恨的样子。
过了六七年的样子，才见到他第三面。他和他的媳妇还是那么年轻，身后却拖着一群儿女——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个个都像花儿一样精美。
他的生活如此之美丽，迥异于山里的世界，让我生出纳罕，虽觉得他不可亲近，但是我却很思念他——
每到年关，如果见不到他的身影，我会下意识地说道：“堂大伯咋不回家过年呢？”
父亲听见了，白了我一眼，竟说：“你小小的年纪，竟长了一身贱肉。”
见到他的最后一面，竟是他的遗容。
那天，也就是唐山大地震的前一年，一辆卡车沿着崎岖而窄的山路摇晃到村前，车上躺着一副黑漆棺材。棺材里躺着的竟是堂大伯。
人们拥上去的时候，堂大妈率着她那一群如花的儿女，齐刷刷地给村里人跪下了。
祖坟坐落在山顶的一爿平地上，要想把堂大伯安置在祖坟里，需要村人帮助。我父亲等一干青壮年互相过了过眼神，毫不犹豫地就把堂大伯的棺材掮在了肩上。他们嘟囔着：“人都没了，还计较个啥？”从他们的表情和话语里，我感到山里人尊重死者。
堂大伯的父亲挤进人群，“先莫抬他，让我最后再看他一眼。”
打开那厚厚的棺材盖，我们看到了最后的堂大伯。堂大伯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头，但他的肚子却膨大得像一口锅，为了把他弄得安妥些，身子的左右、头上脚下都塞着一床床的棉被——因为他温暖到了极点，所以他的面容无一丝凄苦，妩媚得像正做着一个美梦。
堂大伯是因为肝病导致腹水而去的。应该说，最后的日子，他是很痛苦的；居然就没有看到痛苦的影子，要知道，他死的时候还不到四十岁啊！于是，村里人都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发出一片真诚的唏嘘。
堂大伯的父亲，整了整儿子的衣领，平静地挥了挥手，“送他走吧。”
灵柩移动起来了，堂大伯的那群如花美眷开始放声号哭。但是整个过程，堂大伯的父亲却始终平静如初。儿子虽然枯瘦地走了，但他身后的人儿却个个鲜亮、腴润——他走得好不亏心哩。
老人嘟囔道：“他日子过得太好了，要啥有啥，自然就短寿哩，老天爷长着眼哪。”
面对亲人的死亡，老人竟如此想得开，我的心受到一次强烈的触动。什么叫“老天长眼”？依老人家的逻辑，就是：因为死亡，给人间带来公平。
（生死契阔。这是鲁迅杂文里说的。堂大伯的父亲虽然跟鲁迅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是我的曾祖母——他的母亲，已把一些关于生死的信息通过血液传递给了他，他不仅学会了听天由命，而且还学会了给无奈找出让自己确信不疑的理由。）
第三个，就是邻居扁儿之死。
扁儿跟我是同族同姓，因为旁系得远了，亲情的浓度就淡了。所以，虽然按辈分他还是我的一个长辈，但我们这一辈人还是管他叫扁儿。
扁儿有兄弟四个，他排老二。
他成家之后，父母只分给他一口铁锅和几只碗。虽然已是冬季了，父母连过冬的口粮都舍不得分给他一把。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没有娶父母指定的那个女子，而是娶了他喜爱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一个女孩。那时，还有唯成分论的味道，成分不好的人家在村里受歧视，没有地位，就连工分都是给最低的一档。
父母嫌他不争气，给扫地出门了。
只有自己借钱盖房子，只有向村部借粮度冬日。
由于家庭基础不好，媳妇的工分又低，无论扁儿多么勤勉，也堵不上亏空。
但扁儿又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忍受不了人们在背后对他的戳戳点点，便缩衣撙节，从牙缝里抠出收益来还账。
他穿的衣服，是补丁摞补丁的旧衣；他每日的吃食，总是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粥。那时讲究学大寨，开山造堰田，要把穷山变成米粮川，所以，每日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那些青壮劳力，为了能撑持下去，即便是家境再不好，中午也要带些能挡嘴的干粮。可是扁儿却不，整个冬天，他每天的干粮却是两个柿子。
到了中午，他远离人群，窝在草窠子里，用震裂了虎口的手紧紧地捧着那两只柿子，偷偷地吞下去。
大伙知道他的情境，心里极不是味道，干活时，就给他分派一些省力气的活。但是，他执意要抡大锤，“都挣的是一样的工分，咱凭啥要人家照顾？”他生气地说。
后来，他就不会笑了，每日青灰着脸埋头干活，麻木得像一头牲口。
那天，轮到扁儿当放炮员。炮捻子点着了老半天了，还没见炮响，有人就说：“扁儿，你是咋搞的，到底是点着了没有？兴许是脚底下没劲儿，草草地就往回跑吧？”
话音未落，扁儿噌地就站了起来，“我去看看。”
我父亲一把拦住了他，“别冒失，再等一等吧。”
扁儿的脸色很难看，说：“怕个啥，不就是一个死吗？要真是那样，反倒省心了。”
他挣脱了父亲的臂膀，一下子就蹿出去了。
不久，就听到一声巨响，不久，就见到一块石头从腹部把扁儿穿透了。
父亲失声叫了一声，一个耳光重重地打到那个说怪话的人脸上。“你个孽障！”他骂道。
事后人们分析，扁儿自尊的背后，是强烈的自卑，苦难的日子，使他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他的心已经死了。死亡，是他期待之中的。
扁儿的死，当时给了我深深的震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
“怕个啥，不就是一个死吗？要真是那样，反倒省心了。”
扁儿这句话，久久地在我心里萦绕着，感到，人有时并不畏惧死，不可承受的却是生活对人的折磨。
从这一刻起，我的心，一下子就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