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傍晚，张寒晖慕名来到查柳儿家拜访，见到谷雨儿，他十分高兴地说：“关若云同学，那天你在张将军面前的宣誓真是太好了，我辈虽幼，志向高尚；勤奋刻苦，奋发图强；东北子弟，翘首东望，白山黑水，铭刻心上；国难家仇，永世不忘……你看，我都背下来了，也许哪一天，我还要给这段誓词谱上曲，让流亡的东北人都唱起来。”
“真的吗，那你赶快写呀，我第一个唱。”谷雨儿兴奋得脸蛋儿都红了。
查柳儿赶紧教训女儿说：“哪儿那么快呀，小孩子家，在先生面前要懂规矩。”
张寒晖却点头说：“是得赶快，时不我待呀，等我写好了一定让你第一个唱，不过，我想先听你唱支歌，听听你的嗓子能不能唱我的歌。”
“行，可是唱啥呢？”谷雨儿拿不定主意。
“随便，我就是听听你的嗓子，唱你最熟悉的。”张寒晖鼓励她。
“好，我唱我在‘放下你的鞭子’里唱的那支东北小调吧。”谷雨儿有点羞涩地说，两只秀气的大眼睛看着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先生。
“哦，你演过街头剧？太好了，唱吧。”张寒晖鼓励她。
谷雨儿脸上的表情变得沉痛起来，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开始唱起来：“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张寒晖听得入了神，谷雨儿稚气的童声中渗入了些超出她年龄的凄凉，把这首东北民谣唱的委婉动情，特别是最后一句，唱出了压抑中的无限悲愤。张寒晖内心深处某种蕴含被谷雨儿的歌声激活了，他觉得他需要的就是谷雨儿这种不经意流露的凄凉和悲伤。谷雨儿唱完了，张寒晖猛然从自己的思绪中清醒，连声夸奖道：“唱得真好，真好。”
小孩儿家听不得人夸，一夸就蹬鼻子上脸。谷雨儿也不例外，见这位张先生夸她，就把他当作了知音，爬到床上，摘下挂在床头上的鹿角号，夸耀地说：“看，我还会吹号呢。”
“是吗？吹吹我听听。”张寒晖被谷雨儿天真的样子逗乐了。
谷雨儿当真撅起嘴巴，呜呜地吹起来。对于一个音乐教师来说，这种吹不出来调子的号筒自然没有什么稀罕的，让他稀罕的是，关若云这样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不但能把这种号筒吹响，而且吹得十分轻松。他知道这种鹿角号需要用很强的气息，还必须掌握好技巧才能吹得响。“真不简单，谁教你的？”张寒晖问。
“我爷爷。”谷雨儿自豪地说。
“哦，你爷爷在哪儿，我怎么没见呀？”
谷雨儿满脸的笑容顿时不见了，她的嘴巴撇了撇，说：“还在老家呢。我想爷爷，还想爸爸。”
“你爸爸也在老家？”
谷雨儿摇摇头，靠在妈妈的身上，神情黯淡地说：“爸爸在长城上跟日本鬼子打仗，战死了。”
“哦——”张寒晖看着紧紧靠在一起的母女俩，沉痛地说“全中国都不会忘记你爸爸这样为国捐躯的英雄。”为了不再惹母女俩伤心，他调换话题问谷雨儿：“我知道小若云的老家一定很漂亮，对吧？”
“我老家的房子可大了。”一说起老家，谷雨儿来了兴致，“老家还有炮楼呢，我小时候妈妈还带我上去过。炮楼可高了，站在上边往外看，一眼望不到头全是高粱地，风一吹，‘哗哗啦啦’响。我最喜欢在老家过年了，一到过年，我爷爷就赶着大车到沈阳城里去，我坐在爷爷旁边，爷爷把他的大皮袄包在我身上，只露个头。满地都是雪，像白面一样，爷爷把大鞭子一甩，马车就跑起来了，车轮子压得雪地‘嗞嗞’响。到了城里，爷爷就买好多东西，把大车装得满满的，还给我买新衣服，买红皮鞋，别人只有新衣服，就给我一个人买红皮鞋。”谷雨儿兴致勃勃的只顾说，完全没有注意到张寒晖的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查柳儿赶紧打岔，说：“张先生累了吧，小孩子家说起来就没完。”
张寒晖说：“最近我接触了很多东北人，每一个人说起家乡都说起来没完。他们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留在家乡的爹娘，但是他们都在日盼夜想着回去的那一天。”
谷雨儿望着张寒晖问：“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爷爷？”
张寒晖坚定地说：“总会有那一天的。”
张寒晖从查柳儿家出来，踏着月色回到位于东关外索罗巷的竞存小学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了。他坐在宿舍里那张两屉书桌前，望着窗外皎洁的明月，思绪万千。
张寒晖时年三十四岁，出生于河北省定县一个教书先生家庭。在他的家乡，自古就有吹拉弹唱的传统，每到农闲季节，村民们经常自发地组成小戏班子，自娱自乐，用以丰富农村单调的生活。少年时期的张寒晖在这种原始的艺术形式里，获得了最初的艺术熏陶，这对他最终走上音乐创作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九二二年，张寒晖考入我国第一所培养话剧人才的学校“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并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接受共产党的指派两次来到西安，先后在西安二中，竞存小学、竞存中学当教员。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深入东北军将士家庭和东北流亡学生中，调查了解他们在内地的流亡生活，亲眼目睹了被调至陕甘地区的东北军拖家带口的悲惨生活。通过与东北军官兵及其家属、子弟的朝夕相处，感同身受地体会到亡国之恨和丧家之痛，深切感受到他们对家乡的无比思念。
张寒晖点亮煤油灯，拿出几张横格纸，在桌上铺开，借着煤油灯的光亮，工工整整地默写出关若云的誓词，然后开始酝酿情绪，随时捕捉着随同情绪出现的旋律，可是每当他用笔记录下这些旋律之后，他都不满意地划掉了，这些旋律总是走向进行曲的轨道，和他内心中的需求相差太远。
他又重新抬起头望向窗外的夜空，皎洁的明月在丝丝缕缕的云中穿行，好像一面镜子似的折射出大地上的山川河流。他仿佛从明月里看见了广袤的东北平原，看见了波涛汹涌的松花江，看见了松涛翻滚的长白山，看见了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他的胸中突然充满了对祖国山川无比的爱恋。
他换了一张纸，写下了几句新的歌词：“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他放下笔，再次仰望明月。现在明月里折射出的是他自己的家乡，几垄薄田，一间茅舍。他真真切切地看见茅舍里年迈的双亲，父亲带着老花镜在油灯下写字，母亲盘腿坐在炕上纳鞋底。他的眼睛湿润了，一种伤感在心里油然而生。他拿起笔，一笔一划地写道：“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写完这句之后，张寒晖的目光，落到书桌上那份东北军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出版的专刊《东望》，专刊封面上是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军长的题词：“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
“九一八，九一八，”张寒晖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个词，他想起关若云的那双大眼睛，她好像又在问他：“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爷爷？”他想起他在西安街头看到的凄惨景象：那些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东北难民，有的扶老携幼在寒风中颤抖，有的在救济所门外龟缩成一团等待收容，有的沿路乞讨，有的甚至沦为娼妓……
他满怀悲痛地奋笔疾书写出后面几句歌词：“‘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写完最后一句，他不能自已地趴在桌上痛哭失声。
在谱曲的时候，关若云凄凉的歌声始终在他耳边缭绕，他仿佛又听到了家乡定州秧歌的大悲调，那悲痛欲绝的哭泣，那哀怨凄凉的倾诉，悲痛欲绝时撕心裂肺，哀怨凄凉时婉转压抑。他意识到这正是他苦苦寻找的旋律，他的笔飞快地在纸上飞舞……一首新的流亡歌曲诞生了，他给这首歌曲起名叫《松花江上》。
第二天，张寒晖就在竞存小学组织教师、学生成立了一个抗日宣传队，他还专门从东望小学请来关若云作为领唱。节目很快排练好了，决定于“九一八”国耻日在东望小学公演。
是日，东望小学操场上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其中部分观众是东北军及其眷属，但绝大部分都是附近的本地市民，这大大地出乎张寒晖的预料。东北军进入古城之后，与民争食，引起物价上涨，一些官兵还为租房，为看戏，为买东西等等事情，时不时地和市民发生争执甚至武力相向，市民颇有怨言，在本地人中引发了敌对情绪。有识之士为此十分焦虑，千方百计化解矛盾，但收效甚微。
抗战时期西安城里人活得艰难，特别是那些扛包的、吆车的、出力的下苦人，扛一天活回家能吃上放了辣椒面子的苞谷面搅团，把人喝得满头大汗，就已经是最大的受活了。逢上年节包饺子，二两肉三斤红萝卜拌馅，让眼窝解个馋，看在眼里是鲜红的肉馅，吃到嘴里全都是萝卜味儿。日子过得这般凄惶，娱乐就更谈不上咧，阿房宫的电影，易俗社的秦腔倒好，票贵的憎悚，买不起；开元寺、江南旅社晚上艳帜高挑，国色天香，那是人家达官贵人去的所在，老百姓甭想，游艺市场、鸭子坑倒便宜，怕得上花柳病嘛哒，一般人不敢去。现在听说东望小学校里能看不花钱的戏，一传十，十传百，活得生烦的市民们便从南门大街，从钟鼓楼，从南院门，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盛况空前。
那年头看戏就图个热闹，没人在乎演的啥，更不讲究啥规矩。演出开始的时候，台下乱糟糟的像庙会，但随着一个个节目的进行，台下渐渐安静起来。台上日本鬼子的骄横残暴，东北民众铁蹄践踏下的痛苦哀号，渐渐抓住了人们的心，封住了他们百无聊赖的嘴。现场的氛围越来越沉重，单从表情上已经无法分出谁是东北人，谁是西安人，他们的神情同样严峻，他们的热血同样澎湃，他们的心已经被台上的演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台上一个演员悲愤地喊出：“难道我们英雄辈出的祖国不再有热血男儿了吗？难道我们中国人命中注定就该被日本鬼子欺凌吗？难道我们中国人能容忍这样无耻的蹂躏吗？”
台下群情激愤，上千只手臂高高举起，上千条喉咙发出怒吼：“不能！不能！！不能！！！”发出怒吼的不只有东北人，更多的是西安人。
最后一个节目开始了，六十个小学生在台上排成合唱队形。关若云和唐风走到前台，唐风首先朗诵道：“同胞们，你们知道松花江吗？你们还记得‘九一八’吗？你们想了解东北人民的痛苦心声吗？那么，你们听吧！”
关若云神情庄严地跨前半步，倾诉般地唱出“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她清脆的歌声婉转而深情地在人们心头流淌着，激荡着，歌声把人们带到了辽阔富饶的东北大地。就在人们沉浸在无尽的想象中时，她的歌声突然高亢悲愤起来：“‘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坐在台下的查柳儿眼睛湿润了，她深深地被女儿如泣如诉的歌声打动了，被那看似平常却又字字千钧的歌词打动了。她眼泪汪汪地看着台上的女儿，想起留在老家的父母双亲，想起再也见不着面的丈夫，她突然意识到她距离生她养她的老家已经千里万里。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台上的女儿嗓音哽咽地唱着，台下的母亲五内俱焚地哭了。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台上六十个孩子的和声引发了台下千百人的共鸣。一个人站了起来，跟随着孩子们唱起来，一批人跟着站了起来，最后全场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千百人的歌声汇成了声音的巨浪，汇成了血泪交融的感情交响。
张寒晖激动的热泪泉水一般奔涌出来，这时候他真正感受到音乐巨大的凝聚力，感受到被唤醒了的民众力量有多么的伟大。多少人奔走呼号难以做到的事，一支歌做到了。
“九一八”演唱会后，张寒晖接到了西安多所学校和民众抗日团体的演出邀请，他每天带领宣传队到西安的第二中学、女子师范、省立高中、西安师范等多所学校以及“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组织的各种民众集会上演出。《西京日报》、《西北》周刊、《救亡》周刊、《老百姓报》、《西北文化日报》等报刊相继刊登了关若云和她的同学们的演出照。她们每一场演出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松花江上》像一杆战旗在古城西安上空飘扬，极大地激发了省城军民的抗日热情，歌曲中凝聚的血泪强烈地感染着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致使这首歌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传遍了大江南北，传遍了全中国，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无处不在地飘荡着《松花江上》中的悲切呼号。
四
十一岁的关若云因为这首歌似乎在一夜之间从心灵到身体都长大了，她不再是那个只喜欢唱“心尖尖，乖宝宝，”的谷雨儿，而成为了一个唱着《松花江上》融入抗战洪流的小战士。她忙得每天不着家，不是到工厂，学校演出，就是下乡搞宣传，弄得查柳儿直抱怨，说总有一天她得在《西京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