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作献给——所有为公众开拓居住空间和心灵空间而努力的人们。
一
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每回从郊区回来，下了公共汽车，走到东单十字路口时，侯锐总希冀能看出一点征兆，预示着立体交叉桥即将动工。
然而，他总是失望。十字路口西北角，把口的那座古旧大棚构成的“东单饭馆”依旧触目惊心地映入了他的眼帘。这家永远拥挤的饭馆一侧，照例有人排队在购买煎饼卷油条。30年了，这座丑陋陈旧的饭馆虽然一再粉刷，却永不见拆除重建，它还要存在多久呢？
侯锐走到十字路口的铁栏面前，点燃一支烟，朝十字路口西南角望去。那里的人行道后侧，成L 形竖立着高大的、连续不断的商业广告。他很快便发现了广告的最新变化：拐弯处的一幅，换成了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的广告，一个巨大的孙悟空从彩色电视机的荧光屏中飞出，背景用无数小金属圆片组成，随着空气的流荡，小圆片微微摆动着，在夕阳映照下，构成了金波闪动的视觉效果。望着这些彩绘的、充满匠气的商业广告，侯锐吐出一口烟来。他想，生活毕竟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多年来人们所向往的东西，即便还不能立即获得，总算有了实现的可能。
侯锐是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的前身）1964年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远郊一所公社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到这1980年的秋天，他已经整整39岁了。上大学的时候，他是公认的美男子。他有着宽阔的前额，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长短配搭恰到好处的鼻子和嘴，以及当中有天然凹槽的极富魅力的下巴。他曾经在高校运动会上拿过100米自由泳比赛的亚军，由此可以想见他有着怎样的体魄。但是，此刻站在十字路口人行道边上抽烟的侯锐，已经有点未老先衰，他的鬓发竟已斑白，眼角的鱼尾纹虽不甚明显，泪囊却已青灰可辨，而且昔日红润紧实的皮肤，业已变得黄黑粗糙。不过从稍远处望去，他仍不失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壮年男子。
侯锐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倚在铁栏上，望着东单十字路口壅塞喧嚣的景象。横过十字路口的东西向长安街固然宽阔，但与其垂直交叉的南北街道，特别是东单以北的街道，却狭窄得与长安街极不相称。这里分明需要尽快建起立体交叉桥。然而……侯锐把抽剩的烟蒂扔到脚下，双手撑住铁栏，望着马路上纷繁驳杂的车流，任失望与向往的丝缕，在心头交织成一张五味俱全的网。
正在这时，有人用手掌拍着他的肩膀，令他吃了一惊。
二
侯锐扭过头来，一眼认出了面前站着的胖子，是大学时的同学葛佑汉。
葛佑汉当年是以在职干部身份投考大学的，比侯锐大五岁。他本想考个名牌大学，出来到研究单位去“高级”一下，万没想到只考取了个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胡同里一所最不起眼的中学当教师。这是葛佑汉一生中最大的憾事，至今他仍极其怀念昔日的机关，以及他在机关当科员的那段生活。“要不是当时迷了心窍，非考大学不可，我早混上个科长啰！”这话他常对人说。到了中学谁都看不起，但别人几乎也都看不起他，因为他简直不会教课。后来他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又半真半假地时时因慢性肾炎而病休。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什么政治运动、十年动乱，对他虽然不无影响，但很难以此为线索来概括他的生活。多年来，他不看报纸，不听广播，不打听政治性小道消息，也几乎不看除家具图样和菜谱以外的任何书籍。而他居然是图书馆的管理员！他用五年的时间奔走在各个换房站，结识了无数的房管员，他乘人之危，如家庭纠纷、死了亲属而感到恐惧、家庭成员政治上沉沦所造成的窘境等等情况，以合法手续，不断扩大着自己换来的住房。目前他住着新楼区一种格局最佳的三层楼上的三居室单元，而他家只有三口人，就是他和他的老婆以及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儿子。他家里有着颇为考究的家具摆设，这些东西都是他长年奔走于全市所有的信托商店，细致地加以考察、比较、选择、退换、卖掉然后再买进……逐一凑齐的。
此刻他腆着肚子，坦然地立在老同学侯锐的面前。他的圆脸庞上，眼皮、鼻子、嘴巴都肉嘟嘟的，显示着营养的充分与心情的闲适。他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草编菜篮，里面塞满了刚从东单菜市场买到的鲜货。侯锐瞥了一眼，只见两条湿淋淋、厚墩墩的鱼尾，引人注目地翘在篮外。
“嘿，我一眼就认出你后脊梁了！”葛佑汉敞开喉咙，满面笑容地说，“你这是干吗呢？闲了没事，用眼睛过车瘾吗？”
“我才从学校回来。刚下车不大会儿，还没回家呢。”侯锐懒懒地说。他并不希望与这样一位老同学邂逅。
“怎么着，你们家还没搬吗？”葛佑汉依旧是喊叫似的问。“往哪儿搬呢？”侯锐心上仿佛被刺了一刀。他尤其不愿意同葛佑汉谈论这个问题。他知道葛佑汉如今住着怎样的房子，看得出来葛佑汉从骨髓里往外喷溢的得意劲儿和优越感。他从葛佑汉的眼神里意识到，对方的脑际此刻一定闪现着侯家三代同堂的平房小屋内的情景。
“别着急，等着拆迁吧，快了！”葛佑汉用空着的手指点着十字路口说，“听说这一两年就动工，修立体交叉桥；跟日本人订的合同，人家给钱，给设计，咱们自己施工；瞧着吧，那时候你们家就扬眉吐气了……”葛佑汉不容侯锐插嘴，忽然迈前一步，用粗短的手指点着侯锐的胸脯，降低嗓门，以极亲昵的口吻嘱咐着，“到时候别让拆迁办公室给坑了，他们准让你们往垂杨柳搬，不能去！那儿离造纸厂太近，喝了那儿的水要得癌；团结湖南区也别去，那儿地势低，一下雨楼底下全成了蛤蟆塘……你就咬定牙关，非团结湖北区不可，非三楼不可，非大过厅、双壁橱的不可……告诉你吧，‘有志者事竟成’‘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两句格言最灵验！”
“你的消息有多少根据？立体交叉桥，八字没一撇呢！”
侯锐依旧懒懒地对他说，“我又不像你那么能耐，会换房。”侯锐以为葛佑汉听了他最后一句话，会现出不高兴的表情来。谁知葛佑汉的脸上更增加了几分诚恳，他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你哪像我似的，豁出去，二皮脸，跑跑颠颠，求爷爷告奶奶的。再说你平日又在城外，星期六才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又得走人……”
侯锐已经偏过头去，望着夕阳渐暗、暮色缓降的长安街，继续想自己的心事，葛佑汉却心平气和地又跟他叨唠了几句，这才告别而去。
三
侯锐的家，就在离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倘若东单真要修立体交叉桥，他家住的那个院子，是非拆掉不可的。
侯锐慢腾腾地朝胡同走去。胡同里一片灰色。灰墙、灰瓦顶、灰色的路面。像每回一样，侯锐一进胡同，情绪也便灰了下来。侯锐近年来每周必回家，甚至于一周回家两次。其实从他那个学校跑回家来，要步行两里路，搭乘长途汽车，再换市内汽车，时间、精力的消耗都很大。可他还是宁愿得空就往家跑。
侯锐也曾有过那么一个阶段，心中充满玫瑰色的意念，决心扎根农村，为在农民子弟中普及中等教育干一番事业。在这种心气最盛的时候，他一度半年才回一次家。然而纷乱的世事像无数把利剪，早已铰断了拴系在他心上的理想之线。这两年，他们公社所属的三所中学里，已经有十多名教师调回了城里，说是照顾家庭困难、个人身体不佳，其实谁都清楚，他们自己也并不隐瞒：几乎全都靠的是死磨硬泡加拉关系走后门。调回城里以后，他们便纵情享受城市特有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又何尝有几个真的比以往更体贴地照顾双亲，又有几个真的静息养病呢？侯锐在公社所在地的镇上逛街，遇上以往教过的学生，他们大多已经成了公社地区见多识广、自认看透世事的活跃人物，他们总是劈面便问侯锐：“侯老师，您还没调回城里啊？”侯锐从他们的脸上、眼里，清楚地看出了一种轻蔑或怜悯的表情。生活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甘心在比较艰苦的地方为人民工作，在人们心目当中竟成了可疑或可怜的状态；你还没有把自己调往更舒适的地方吗？你真没有能耐，你这人真窝囊！侯锐忍受不了这种对待，有一回他用反抗的声气说：“没调回去呢。没门路。你别光瞅着我乐，你倒帮帮我的忙，给我活动活动！”对方一龇牙，毫无顾忌，甚而面带几分得意，又掺杂着几分挑逗与轻蔑，大声地说：“行啊！可您能帮我干点啥呢？”侯锐扭身就走了。他恨自己，他轻贱自己，因为他一无钱二无权三无门路，他只能乞求别人救助，而无力拿出什么来与别人交换。在现今的生活中，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废物！“窝囊废！”他自己骂着自己，这样心里才不堵得慌。
前面就快到侯锐家的院门了。他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停了下来，站到电线杆下，点燃了一支烟。他望着那古旧的院门。据说那个院子几十年前是一家客店，因此里面壅塞着几层排房。侯锐家的那间屋子后墙上的小窗子现在亮着灯光，把一块粉不叽叽的带蓝花儿的窗帘布照透了。这块窗帘布在侯锐的心中勾起了一股酽酽的柔情，这毕竟是唯一称得起“家”的地方啊。但同时也从他心中泛起了一种酸苦的不平。门洞右拐是他的家，斜前方便是男厕。那些往来在长安街上的外地人，大概万不会想到在这离长安街不过一二百米远的地方，竟有这样简陋、肮脏的厕所。记不得哪本书上曾经断言过，一处地方的文明程度究竟如何，最权威的标志是厕所的状况。其实侯锐他们院的厕所倒也并非不能打扫干净，但奇怪极了，虽然近些年来院中各家越来越讲究家具摆设，却对公用设施，如院中的路灯、自来水龙头，乃至这厕所，越来越不知爱惜、管理，厕所里永远乱扔着手纸，使人无处下脚。侯锐曾经下最大的决心，一个人去打扫过，但当时便惹得院里一些人不高兴，因为他这一行动本身，似乎便意味着对院内长年住户的一种轻蔑，而这是他们所断断不能容忍的；再一次回到家中，侯锐发现厕所状况依然如故，他也便从此放弃了改造院内厕所的雄心。
站在自己家的院门外头，居然想了半天关于厕所的事。这真滑稽，或者也是窝囊废的一种表现。侯锐苦笑起来。
侯锐很不情愿地想起了刚才在路口的邂逅。不情愿，脑海中却偏浮现出葛佑汉的胖脸来，这说明人真是不能抑制自己的思维。侯锐去过葛佑汉家里一次，那三居室单元的每一个细节都令侯锐嫉羡得发狂。不是侯锐没有见过世面，侯锐去过城外的军队大院，那儿的单元房远比葛佑汉住的高级。但人家总算师出有名，葛佑汉凭个什么呢？
侯锐常常把葛佑汉的情况拿来同蔡伯都比，越比他就越感到愤愤不平。
蔡伯都是他和葛佑汉共同的同学。蔡伯都现在是某剧团的专业编剧。近两年来，他的两个剧本都打得很响，剧团演出，电影厂拍片，出版社出书，对外刊物介绍，报纸上发表了不止一篇评论，电视台还邀请他同观众见面。用葛佑汉的话说，蔡伯都“成仙”了。但是蔡伯都又住得如何呢？直到头两个月，他才终于根据照顾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的政策，分到了一个两间的小单元。这单元恰恰在葛佑汉提起就要撇嘴的团结湖南区，并且位于一栋楼的最高一层。当然，这比以往三代四口人挤住在一间小平房中强多了，然而搬进去以后，依然并不显得宽松。葛佑汉和蔡伯都的住房情况，常常激起侯锐的万千感慨。要想把我们这个社会整治得真正体现出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面貌，真是太难了。蔡伯都已算时代的幸运儿，但他只能依靠“组织”，他甚至比侯锐更不会寻觅、利用“组织”以外的，实际上比“组织”更有实际分配权的个人关系，所以充其量他只能分到这么一个单元。为了落实这么个最高层的单元，多少领导同志斟酌了又斟酌，转多少圈儿，这才分到蔡伯都手中。而同一栋楼中那些两三层的大单元呢？是否都住着比蔡伯都更出色、更知名的角色？怪了，竟有好几家是葛佑汉式的人物。别光给人们讲述干部享受特权的故事了，也该让人们见识见识葛佑汉这样的市侩。昏庸的干部和善于钻营的市侩，就像枯木与毒蕈那样互相体恤着。
侯锐扔掉熄灭了的半截香烟。他依旧沉默地站在那根电线杆下。路灯亮了，路灯光使胡同里的灰色转化为一种暗银色。不知为什么，这就使原本显得枯燥乏味的胡同增添了一种风韵。
忽然，侯锐的心提升到了嗓子眼儿。他先听到一种清脆的、节奏熟悉的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然后，那期待中的、又熟悉又陌生的身影在路灯光的光圈中显现了出来。走来的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妇女，她穿着入时的豆青色外套和醉枣色长裤，头发烫成蓬松的大鬈儿，其中一鬈弯成一个C 字，搭在长而不宽的脑门上；她的眼睛是细长的有如豆角，高鼻梁，厚而红的梭形嘴唇紧闭着；右手挽着一只洋红色的人造革手提包，充满自信地朝前迈进着。
侯锐目不转睛地，甚而含有几分挑逗地盯着她。当她进入到路灯光的光圈中时，她显然也发现了侯锐，但她仅仅是向侯锐投去匆忙而冷漠的一瞥，步履和体态却丝毫不为所动，咯噔咯噔地从侯锐身前走过去了。
侯锐转过身，把胳膊抬起挨到电线杆上，把脑门贴拢胳膊，痛苦地咬着嘴唇。一股烫水般的潮，在他心中涌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