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抗日烽火把我们逼到了他乡。一路上，爸爸带着我们一家加上姑妈、外婆，先到浙江桐庐，然后又到江西萍乡，湖南长沙，广西桂林、宜山，贵州都匀、遵义，最后来到四川重庆。
一路颠沛流离，只有到了遵义，才摆脱了日寇的追赶，过上三年平安的日子。
在逃难路上，我们孩子不必像大人那样担心，也不必为策划安全和衣食而操心，只觉得经常换地方，看到从未见过的山水，而且不必上学，真开心！虽然日子很艰苦，但儿童时代对于艰苦似乎无所谓，只注重兴趣。所以一直觉得挺高兴的。
到了遵义就不一样了。日寇追不到这里，爸爸就让我们进学校念书。我先进两湖小学读完六年级（因为我九岁逃难出来时正在念五年级），然后进豫章中学念初一。
那时我家住在离城两公里多一个叫“罗庄”的地方。（六十多年后我曾旧地重游，罗庄已消失，只在一个“罗庄招待所”的招牌上才看到了“罗庄”二字。）我二哥元草也进了豫章中学，他比我年级高。记得我们俩每天早上同时出门，但不走在马路的同一边。我走左边，他就走右边，大概他认为男女有别吧。在家里我们经常讲话，但一路上以及到校后从来不搭腔。
我在豫章中学只念了一个学期。记得当时有几个浙江大学的学生在豫章教书。爸爸是浙大的老师，所以他们是爸爸的学生，例如教美术的华开进老师、教数学的吴兆祥老师、教语文的罗象贤老师，还有一位教音乐的齐老师。他们知道我是丰子恺的女儿，都另眼相看。记得罗象贤老师教学生读我爸爸写的《忆儿时》一文时，老是把头转过来看看我，表示这就是作者的女儿。我却不喜欢让我在班上受人注意。
还有一次上音乐课，齐老师竟选了一首十分不适合初中生学的歌。一开头是“女郎，单身的女郎，你为什么彷徨在……”歌词就算不去说它，那曲子带有很多附点音符，全班学生都唱不好附点音符，几乎教了大半堂课也没教会。我的座位是前排的。齐老师大概听出来我唱得准，便让我一个人站起来唱了一遍，算是这堂课有了交代。
我的音乐课还可以，体育课却很差。记得期终考试时，体育课要求考投篮，一分钟内只要投进一次就算及格。可是我一生从没碰过篮球啊！我在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一个一个地投篮，总投不进，心急如焚。同学中几个相好的也替我着急。“高一点！再高一点！”在她们的鼓励下，我在一分钟的最后几秒里投进了篮。“好啊！”同学们为我鼓掌。
到下学期，我患了副伤寒，就休学在家。爸爸替我请家庭教师补习一下。后来到了重庆，以“同等学力”考进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应用美术系。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中学时代”。由于数学差，如今连算钱也经常算错。现在我已八十四岁。语文、史地都有机会自学，只要多看些书，可数学就只好不去管它了。
这就算是我的中学时代吧！
丰一吟，女，汉族。一九二九年五月生于浙江省石门镇（今属桐乡市）。其父为著名画家丰子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子恺研究会顾问，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