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研究过我少年时代就读的那所学校创立在什么年代，想来是在辛亥革命以后开办的所谓洋学堂。校址原来是一座玉皇庙，根据清代张焘的《津门杂记》记载，少说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一进校门是个大操场，前殿有若干间教室，拐进东边的月牙门便是后殿，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校园，种了一些花草。后殿的院子更大，当中是一座篮球场。北面最高的教室该是原来供奉玉皇大帝神像的地方。
学校外面是一条繁华的大街，有饭馆、酒坊、绸布店，甚至有一座戏院，后面则是一座不小的当铺。当铺有几层楼高，远远地就能看到它，俨如这一带的首脑，高高地俯视着低矮的平房。那建筑活像一个仓库，四面不见一个窗子，总让我想到也许监狱就是这个样子。最有意思的是我们学校后院紧挨着一家卖活鸡的市场，常常有鸡中“逃犯”跳出“牢笼”，飞上我们教室的屋脊，或是跳到我们的篮球场上来悠闲地漫步。于是这些闪耀着美丽羽毛的鸡，便成为所有孩子眼中的猎物，再也没有心思听课了。大家恨不得马上下课，好到篮球场上去追鸡。
逢到这种时候，我们的级任老师王先生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索性放下了课本，跟我们讲起鸡的故事来。我们暂时忘记了院里的那个“逃犯”，津津有味地听老师讲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或是讲乡间斗鸡的风俗，以及古代有个孟尝君，他的一位聪明的朋友，怎样以学鸡叫来解救了他的危难。
说起我们的级任老师，他可是个又严肃又可亲的人物，那时总该有四十岁上下了，因为我们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头发已经有点花白。他是早期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多少受过“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所以能够跟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和课外的话题。抗日战争以前，教师们的生活一度还算稳定，那时他穿了一身毛哔叽长袍，外面罩了一件黑马褂，总是整整齐齐的，连脚底下的一双黑礼服呢鞋，也总是像刚买来的那样一尘不染。头发梳得光光的，再加上眉目也很端正，所以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美人王”。这个外号未必高明，也说不清是谁起的，大抵是以前高级班的同学们给叫起来的，总是对他酷爱整洁的一种善意的讽刺吧。其实这种讲仪表的态度，也是他热爱自己的职业和尊重同学们的一种表示，可惜我们当时还不懂这些道理。
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在我们这小天地里也不声不响地经历着一场变化。先是院里墙上的“礼义廉耻”大字标语被涂掉了，接着又摘去了教室正中悬挂的孙中山先生的遗像，换上了孔夫子佩着宝剑的全身画像，上面还写了一行字：“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圣像”。总之，那时候我们只朦胧地知道孔夫子不是人，而是“圣”。“圣”是高不可攀的，离得我们很远很远。
大概是在挂上孔夫子圣像不久，我们又增加了学习日语的课程，跟着便来了几位教日语的老师，分到我们班上来的是一个姓李的。这个人梳着大背头，戴了一副墨光眼镜，上身穿着西装，下面一条绿色的马裤，脚蹬一双闪光的马靴，俨然半个皇军的模样。说真的，在侵略者的刺刀下强迫我们学习敌国的语言，这滋味很难忍受，我们打心眼里不乐意，何况回到家里，家长们也不支持。有一次，我偶然翻开日语课本刚念了一个单词，家中人便呵斥：“住嘴，把课本扔到一边去！”每当见到这半个皇军的德行，更增加了我们的反感，背后总骂他是“翻译官”。所谓“翻译官”，实际上就是汉奸。
这位“翻译官”很厉害，留下的单词很多，谁不会背便得罚站。我们班上个子长得最高的同学杨国柱，爸爸是个卖水果的小贩，他功课门门好，就是日语不行，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存心不好好学的。有一次，“翻译官”让他站起来背单词，他说：“不会。”
“凭什么不会？”“翻译官”瞪大了圆眼珠子问。
杨国柱没有回答。整个教室里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音。
“回答！你哑巴了吗？”“翻译官”追问着。
“我……我是中国人。”同学们都替他捏了一把汗。
“什么？你……你骂谁？”“翻译官”气极了，马上举起了手中的藤教鞭，可是距离较远，立刻拿起铁皮的黑板擦，用力地朝杨国柱掷去。这小子也许受过什么训练吧，扔得很准，尽管机警的杨国柱很快地闪避了一下，还是打在了头上，鲜红的血顺着额头流在脸上。同学们惊呆了，而“翻译官”还在讲台上吼叫着：“出去，滚出去！跪在篮球架子底下，跪一天！”
我们望着杨国柱一步步地绕过讲台，推开了教室的门，然后又走到院里的篮球架下。他用手擦了擦额头的血，远远地朝我们教室望了望，艰难地跪了下去。这屈辱好像不是他一个人的，我们的心里也在滴血！而台上的“翻译官”还在咆哮着：“不学日语甭想毕业。别门功课再好也无效……”我们低下头望着日语课本，却什么也听不进去，只是想着跪在外边的同学，想着他脸上的血……
下课的时候，“翻译官”又重申没有他的命令，谁也不准杨国柱起来。同学们，包括其他班级的同学都从教室跑到院里来，可是没有人敢去接近他。
忽然，从人丛中走出一个穿长袍的人来，他朝着篮球架子走去了，那人正是我们的王老师。他走近杨国柱，伏下身去，掏出自己雪白的手绢，为他的学生擦拭伤口……这说不上是什么壮举，但这行动是我一生也难以忘记的，因为在我们当中，是他第一个勇敢地走近了受难者。跟着，我们一拥而上，围住了王老师和跪在地上的杨国柱，我发现我的同学哭了。
上课铃响了，王老师回到教员休息室去，很快地又抱着讲义朝我们教室走来。当他走到篮球架附近，朝着杨国柱喊了一声，我的同学便站了起来跟他一起回到了教室。
这一次，王老师没有按惯例先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课题，只是习惯地抖了抖袖口上并不存在的粉笔屑，然后带着少有的激愤说：“刚才我向李老师讲了情，可是他不答应。同学们，不能光学日文，把别的功课都扔了啊！我把杨国柱叫起来了，我负责，大家不要怕。同学们，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要把自己国家的课文读好！”这一堂课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早已忘得干干净净，可是王老师的这一席话却记得很真切。果然，下课之后在教员休息室外面，又听到那个“翻译官”正在向王老师怒吼着，隐隐约约地听到他讲要去找校长告状，而校长却偷偷地先溜掉了。
敌人的奴化教育更加逼紧了，“翻译官”似乎比他的主子还要卖劲，当伪教育局到学校轮回放映宣传片时，他常常站在高高的台子上嘶喊着，无非像一条狗似的替主子宣传*****圈怎么美妙，或是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啊，等等。我记得有一张画片上画了一个美女向人献花，下一张那美女却变作一条狼要吃人。这时，“翻译官”就丑态毕露地叫着：“不要相信她今天说的好听的话……明天呢？她露出尾巴……”说着还指给大家看那画上的尾巴，上面写了“共产党”三个字。说真的，那时我们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共产党，只是因了他的一再咒骂，反而感觉这可能是一些好人。
“强化治安运动”开展的时候，人民的苦难也加深了。我们的王老师很明显地衰老了，虽然他还保持着一向爱整洁的习惯，然而，他的马褂不见了，毛哔叽长袍也不见了。有同学看到他不止一次抱着包裹进当铺。现在他穿了一件打了补丁的布袍子，细看的话，脚下的鞋和袜子都是缝补过多次的。中午，他就着一杯白开水，啃着从家里带来的凉饽饽。一根酱萝卜要吃上一个星期，每天饭后都用一张纸小心地把它包好。偶尔到校门外买上一根油条，便算是改善伙食了。
那时候，老师们的生活都很艰难，下课以后差不多都得设法另谋生路，找个兼差，以作补贴。有的老师去帮助商店清理账目，有的会中医的便去药店诊脉，有的为别人缮写文稿，有的甚至去做点小生意，让自己的孩子也退了学，到马路上去摆香烟摊。却没有听说王老师课余干点什么营生。
那是一个冬天的黄昏，天上正飞着雪花，我刚从亲戚家回来，走过金刚桥，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人力车夫，正拉着肥皂箱吃力地爬坡。他的破棉袄上罩满了雪花，头发蓬松着……啊，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个筋疲力尽的人力车夫正是我所敬爱的王老师！我的心立刻紧缩起来，好像什么人给了我迎头一击，我的灵魂震撼了。我真想过去帮助老师推上一把，可是我又怎么能忍心让老师看到我呢？我赶快躲在桥上的柱子后面，任风雪吹打我的面颊，看着老师一步步地迈着沉重的步伐。谁知道老师为了养家，已经给肥皂厂送过多少日子的货了呢？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简直不敢抬头去看王老师，我担心昨天老师已经发现了我。可是王老师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仍然那么认真地、严肃地在黑板上写下要讲的课题。他的头发虽然失去了光泽，但是又梳得那样整齐了。为了引起我们听课的兴趣，他甚至说了一句俏皮话，引得我们都笑了。老师啊，您越是这样，我越是感到难过：您为什么不直接向我们诉说自己的苦难！
我没有向任何人公开我所见到的王老师的秘密，我以为那样会伤了老师的心、同学的心，不过我终于偷偷地告诉了杨国柱。这个大个子同学一下子就流出了眼泪……可惜，我们这位不服“翻译官”管教的好同学，没有毕业便自动退学，挑起他父亲的担子，走街串巷地去卖烂水果了。
苦难的岁月折磨着一切善良的人们，我的老师和同学都逃脱不了屈辱的命运。王老师的腰弯得更厉害了，背后再也听不到同学们叫他的绰号“美人王”。可是直到这时，他讲起课来还是那么认真，总是向我们说：“同学们，越是这种时候，我们越是要好好读书啊！”
有一天，我在课堂上忽然发现房檐下面燕子归来了，它们正在旧巢旁边筑起一座新巢。我的心立刻飞向了它们，心里在说：“久违了，小燕子，你们在南方玩得可好？”我看得出了神，正在发呆，连王老师叫我名字的时候，我都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待到老师叫第二声时，我才连忙站了起来答道：“有！”
“你怎么了，在想什么？”老师问我。
“老师，燕子回来了！”我脱口而出，不想欺骗老师。四周的同学一下子都乐出了声。王老师不仅没有生气，还走到我座位的跟前，从我这里往窗外的屋檐下望去。待他果然看到燕子正往来衔泥的时候，脸上立时浮起了笑容，并且摇着手中的小半截粉笔头自言自语地说：
“是呀，燕子回来了……”
于是，我们全体同学都受了老师的感染，眼望着窗外的蓝天，从心底呼唤着，春天到了。
姜德明，一九二九年生于天津，一九五○年进北京新闻学校，一年后分配至人民日报编辑部，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曾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