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天气常常会变得酷热难熬，这段时间，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就算意志最坚定的猎迷也害怕出去狩猎，连忠心耿耿的猎狗也“舔起猎人的脚跟”，就是说，一步一步地跟在猎人的屁股后边，难受地眯起眼睛，舌头伸得老长，对于主人的唤喝，它只是委屈地摇摇尾巴作为回答，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态，并不往前跑。一次，我正好是在这样的日子出去打猎。老想找个阴凉地方躺躺，哪怕就一小会儿，我对这种诱惑抵挡了好一阵子。我那只不知疲倦的狗也一直坚持在灌木丛里寻找猎物，显然，它对自己的狂热举动并没希望得到回报。这种令人喘不过气的闷热最终迫使我想到：还是省省吧，省些最后的气力为好。我硬撑着走到伊斯塔河边，这河读者们已很熟悉了。我走下陡坡，踩着潮湿的黄沙，朝着那个在这一带颇有些名气的“草莓泉”走去。这股泉水从河岸上那个渐渐变窄变深的峡谷裂缝中涌出来，在离这儿二十来步远的地方欢快地流入河中。峡谷两边的斜坡上生长着一大片小橡树林，泉水靠近一片草长得很短仿佛天鹅绒般的草地，光线几乎从来就不曾射到那清凉的、闪着银光的泉水上。我来到泉边，草地上放着一个桦树皮做的水勺，那是过路的农人留下给大家公用的。我一口气喝足了水，在阴凉处躺了下来，向四周张望。泉水注入河流的地方形成个回水湾，那儿不时泛起一片片小涟漪。有两个老头儿背对着我坐在那里。其中一个长得结实而高大，身穿整洁的深绿色长外衣，头戴毛绒便帽，正在钓鱼。另一个身体瘦小，穿的是一件带补丁的棉毛上衣，没有戴帽，膝上放着一小罐鱼饵，不时用一只手摸摸自己那白发苍苍的小脑袋，像是要遮挡点阳光。我细细打量了他，认出他就是舒米希诺村的斯捷普什卡。下面，我就要给读者介绍这个人。
离我的村子几俄里开外，有个叫舒米希诺的大村庄，村上有一座石砌教堂，是为纪念修士圣科兹马和圣达米安建造的。教堂对面曾经有一座很招眼的地主豪宅，豪宅四周有各式各样附属建筑，如，杂物间、作坊、马厩、地窖、马车棚、澡堂、临时伙房、供客人和管理人员住的厢房、花房、大众休闲娱乐房以及其他大小用房。这个宅院里住的是一家地主老财，日子一直过得有条不紊。不料，在一个美好的清晨，一场大火烧掉了他们全部家当。于是这地主一家就搬走了，这儿的院落也就空无一人了。宽大的院落废墟变成了菜园子，一些地方留下一堆堆砖头瓦块，和先前屋基的残留物。人们用没被烧坏的圆木草草钉了间小屋，用船板盖了屋顶，那船板是十来年前买来建造哥特式亭子用的。主人让园丁米特罗凡带着妻子阿克西尼娅以及七个孩子住进这个小屋，并叫他向住在一百五十俄里外的主人家供应时令蔬菜，指派阿克西尼娅照看那头花大价钱从莫斯科买来的季罗尔种母牛——不过，很遗憾，这头母牛已丧失了生殖能力，因此买来后就没有产过奶；她还得饲养一只烟色凤头公鸭，这是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孩子们由于年幼，没有给他们派任何差事，这倒使他们彻底成了懒骨头。我曾有两次借宿在这个园丁家里，顺便向他要了些黄瓜，可天知道为什么他的黄瓜在夏天便长得那么大个，清淡无味，皮黄而厚。就是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了斯捷普什卡。除了米特罗凡一家，还有一个年老失聪的教会长老格拉西姆，他就寄住在一个士兵的独眼妻子的小屋里。没有一个家仆留在舒米希诺村，因为我要向读者介绍的这个斯捷普什卡，既不能完全算作人，也不能把他当成家仆。
在这个社会上，任何人，不论什么样的地位，都多少有些关系；任何家仆，就算没有薪水，多少也有一份所谓的“口粮”。可是斯捷普什卡确实没拿过任何补贴的，他跟谁也不沾亲带故，谁也不知道他的存在。此人甚至没有来历，没人提起他，人口普查时也不见得能把他算进去。倒有些不明不白的八卦传闻，说他从前曾经做过某人的家仆。然而，他是何人，来自何方，是何人之子，如何成了舒米希诺村的村民，他那件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穿在身上的棉毛混纺长外套是怎么搞到手的，他住在何处，何以为生等诸多问题，绝对没有人能知道一星半点，说实话，也没有人去探究这些问题。特罗菲梅奇老爷爷，对所有家仆的四代家谱了如指掌，就连他也只说起过一次，他只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当年出征归来时，用行李大车载回的那个土耳其女子就是斯捷潘（斯捷普什卡的本名）的亲戚。按照俄罗斯的古老习俗，每逢节日，要派发利是，要用面包和盐，荞麦馅饼和伏特加烧酒款待穷人，就算在这种节日里，斯捷普什卡也不会来到摆好的餐桌和酒桶前；他不鞠躬行礼，也不去吻老爷的手，不当着老爷的面为老爷的健康一口气干掉管家的胖手斟满的那杯酒。（难得有个好心人经过，把一块吃剩的馅饼分给这个可怜虫。）复活节时，人们按习俗和他互吻，可他也不卷起油腻腻的袖子，也不从后边口袋里掏出红鸡蛋，憋着气、眨着眼把红鸡蛋献给少爷和太太。夏天他住在鸡窝旁边的贮藏室里，冬天则住在澡堂的更衣室里，最寒冷的时候就到干草棚里过夜。人们对他已经见惯不惊，有时甚至会给他一拳踢他一脚，但没人跟他聊天，他本人也好像生来没张过嘴一样。那场火灾之后，这个被丢下不管的人便栖身在——像奥廖尔人所说的，“躲”在园丁米特罗凡家里。园丁对他不理不睬，既不对他说，“住在我这里吧”，也没有让他滚蛋。斯捷普什卡也不算是住在园丁家里，他是凑凑合合地借住在菜园子里。他来来去去、一举一动都无声无息，打喷嚏、咳嗽时都蒙上手，害怕出声。他老是忙忙碌碌，奔前奔后，活像蚂蚁，这全是为了温饱，纯粹是为了有口饭吃。说真的，要是他不从早到晚为自己能吃饱饭奔忙，那么我的斯捷普什卡早成了饿死鬼了。 糟就糟在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斯捷普什卡坐在篱笆旁啃萝卜或是嚼胡萝卜，或者低着头捣碎那脏兮兮的圆白菜；有时呼哧呼哧地把一桶水提到某处去；有时在小砂锅下边生火，从怀里掏出几块黑乎乎的小块东西扔在锅里；有时在自己的小贮藏室用木头敲敲打打，钉个钉子，做个搁面包的小架子。他干这种活时都是悄悄的，像是偷偷摸摸地干：有人看一眼，他就躲开了。有时他忽然离开两三天，他的消失当然也没有人发觉……没多久，一瞧，他又在那里了，又在篱笆旁悄悄地支起砂锅生火煮吃的了。他的脸蛋很小，有一双黄色的小眼睛，头发直遮到眉毛，小鼻子尖尖的，耳朵特大，显得透亮，活像蝙蝠的耳朵，胡子像是两星期前剃的，总是留得不多不少。这就是我在伊斯塔河岸上遇到的斯捷普什卡，与他一起的是个老头儿。
我走到他们身旁，打了个招呼，便挨着他们坐下来。我也认出来了，斯捷普什卡的同伴是位熟人，是彼得·伊利奇伯爵家已获自由的农奴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外号叫“雾”。他一直住在那个患肺病的波尔霍夫城小市民、一家客栈老板那里，我经常在那家客栈投宿。乘车经过奥廖尔大道的年轻官僚以及其他有闲情逸致的人（那些沉睡在条纹羽毛褥子里的商人则不会注意这些）至今还可以看到，离那个三一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木结构两层楼房耸立在路旁，房顶已经坍塌，窗户已经钉死，完全荒废掉了。在阳光普照、天气晴朗的中午时分，你很难想象有比这遗址更凄凉的景象了。早先在这里住的是彼得·伊利奇伯爵，他当年曾是有钱有势的显赫人物，以好客闻名。他家里常常云集全省的达官显贵，客人们在他那家庭乐队的震耳欲聋的乐声中，在花炮和焰火的噼啪声中尽情地跳呀，玩呀，热闹非常。如今，经过这座荒凉的贵族豪华大宅而勾起对往昔青春岁月的感叹和回忆的，大概不止一位老太太吧。伯爵长年欢宴，带着亲切的微笑来往周旋于众多的百般奉承的宾客之中。但不幸的是他的产业不够他一生挥霍。他彻底破产了，于是便前往彼得堡，想在那边谋个一官半职，但还未等到什么结果，就死在旅馆里了。雾曾在伯爵家里当过管家。伯爵还健在时，他就获得了自由。此人约七十岁，有一张端正而令人愉快的脸。他几乎总是面露微笑，如今只有叶卡捷琳娜时代的人才像他那样笑得面善而优雅。说话时，双唇慢慢地开开合合，亲切地眯起眼睛，说话带点鼻音。他擤鼻子、嗅鼻烟都显得不慌不忙，像在办件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