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是工人，无非希望企业兴旺，从而确保自己们的收入养家度日不成问题。倘是农民，无非希望风调雨顺，亩产高一点儿，售出容易点儿。倘是小商小贩，无非希望有个长久的摊位，税种合理，不积货，薄利多销……如此看来，大多数世人虽然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由金钱所推转着的世界上，每一个日子都离不开金钱这一种东西。甚而，我们的双手每天都至少点数过一次金钱，我们的心里每天都至少盘算过一次金钱，但并不因而都梦想着有朝一日成为富豪或资本家，银行账户上存着千万亿万，于是大过奢侈的生活，于是认为奢侈高贵便是幸福……真的，细分析，我确确实实地觉得，人类之大多数对金钱所持的态度，从过去到现在甚至包括将来，其实一向是很健康的。
一直不健康的或温和一点儿说不怎么健康的，恰恰是“金钱文化”本身。这一种文化几乎每天干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正常视听要求和愿望，似乎企图使我们彻底地变成仅此一种文化的受众，从而使其本身变成摇钱树。这一种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当其在表现人的时候几乎永远的只有一个角度，无非人和金钱的关系，再加点性和权谋。它的模式是，“那公司那经理那女人，和那一大笔钱”。
我们大多数世人每天受着这一种文化的污染，而我们对金钱的态度却仍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我简直不能不赞叹，大多数世人活得真是难能可贵！
再细加分析，具体的一个人，无论男女，无论有一个穷爸爸还是富爸爸，其一生皆大致可分为如下阶段：
童年以亲情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少年以自尊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青年以爱情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中年前期以事业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中年后期以金钱满足为最大也许还是最后满足的阶段；老年前期以自尊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老年后期以亲情满足为最大满足的阶段。
……大多数人大抵如此，少数人不在其例。
人，尤其男人，在中年后期，往往会与金钱发生撕扯不开的纠缠关系。这乃因为他在爱情和事业两方面，可能有一方面忽然感到是失败的，甚或两方面都感到是失败的，沮丧的。也许那是一个事实，也许仅仅是他自己误入了什么迷津。还因为中年后期的男人，是家庭责任压力最大的人生阶段，缓解那压力仅靠个人作为已觉力不从心，于是意识里生出对金钱的幻想。我们都知道的，金钱除了不能解决生死问题，除了不能一向成功地收买法律，几乎可以解决至少可以淡化人所面临的许许多多困扰。但普遍而言，中年后期的男人已具有与其年龄相一致的理性了。他们对金钱的幻想仅仅是幻想罢了。并且，这幻想折叠在内心里，往往是不说道的。某些男人在中年后期又有事业的新篇章和爱情的新情节，则他们便也不会把金钱看得过重。
在经济发达的国家，人们的追求，包括对人生享受的追求，往往呈现着与金钱没有直接关系的现象。“金钱文化”在那些国家里也许照旧地花样翻新，但对人们的意识已经不足以构成深刻的重要的影响。我们留心一下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国家的文化的文艺的和传媒的主流内容，往往是关于爱、生、死、家庭伦理和人类道德趋向，以及人类大命运的。或者，纯粹是娱乐的。
因为在那些国家里，中产阶级生活已经是不难实现的。而中产阶级，乃是一个与金钱的关系最自然、最得体、最有分寸的阶级。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人们反而普遍没有对金钱那么强烈而痛苦的幻想。因为那接近着梦想。他们对金钱的愿望是由自己限制得很低很低的，于是金钱反而最容易成为带给他们满足的东西。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在由经济落后国家向经济振兴国家迅速过渡的国家，其文化随之嬗变的一个显著事实是，“金钱文化”的迅速繁衍和对大文化系统的蚕食，以及对人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几乎无孔不入的侵略式影响。人面对之，要么采取个人式的抵御姿态，要么接受它的冲击它的洗脑，最终变得有点儿像金钱崇拜者了。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经常充斥于文化、文艺和媒体的主要的内容，往往是关于金钱这一种东西。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文化和文艺几乎已经丧失掉了向人们讲述一个纯粹的、与金钱不发生瓜葛的爱情故事的能力。因为这样的爱情故事已不合人们的胃口，或曰已不合时宜，被认为浅薄了。于是通俗歌曲异军突起，将文化和文艺丧失了的元素吸收去变成自身存在的养分。通俗歌曲的受众是青少年。是以对爱情的向往为向往，以对爱情的满足为满足的群体。他们沉湎于通俗歌曲为之编织的爱情帷幔中，就其潜意识而言，往往意味着不愿长大，逃避长大因为长大后，将不得不面对金钱的左右和困扰。
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贫富迅速分化，差距迅速悬殊，人对金钱的基本需求和底线一番番被刷新。相对于有些人，那底线不断地不明智地一次次攀升。相对于另一些人，那底线不断地不得已地一次次跌降。前者往往可能由于不能居住于富人区而混乱了人与金钱的关系，后者则往往可能由于连生存都无法为计而产生了人对金钱的偏狂理解。
不是人的错，更不是时代的错，也当然不是金钱的错，而只不过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人和金钱贴紧于同一段社会通道之中了。当同时钻出以后，人和金钱两种本质上不同的东西（姑且也将人叫作东西吧），又会分开来，保持必要的距离，仅在最日常的情况之下发生最日常的“亲密接触”。
那时，大多数人就可以这样诚实又平淡地说了：金钱吗？它不是唯一使我万分激动的东西，也不是唯一使我惴惴不安的东西，更不是我人生中唯一重要的东西。我必须有足够花用的金钱，而我的情况正是这样。
归根结底，爱国主义正是由这一种人对金钱相当理性，相当朴素，相当有度，因而相当良好的感觉来决定的。
哪一个国家使它的人民与金钱的关系如此这般着了，它的人民便几乎无须被教导，自然而然地爱着他们的国了……良心所谓良心，无非便指良好的心地。与“心”结构而成的词颇多，然我尤对“心地”二字一向肃然。“心地”是特别中国化的词，较有文学意味。在民间，每说“心肠”。民间评论某人心地善良，道是“心肠软”。反之，曰“心肠歹毒”。
善与不善，归咎于心，我们早已习惯这一古老逻辑，但与肠扯到一起，细思忖之，似乎总觉勉强。
然民间话语，其恰当必有独到之处，一个“软”字，极贴切。“心一软”，无非指人性之恻隐耳。
地生百千万物，“心地”一词，表意宏大。善、美之物，由地生之。丑、恶之物，亦由地匿。大地的一种现象是，凡那美、善之物，往往存在于光天化日之下。即使活动隐蔽，也断不至出没于阴暗、潮湿、腐败、肮脏之隅。几乎只有丑恶之物才那样，如蛇、鼠、蚊、蟑螂、蛆、毒蘑及一切对生命有害的菌……“心地”诚如大地，美善的与丑恶的两类心态并存。故古今中外之文化、宗教，发挥一切积极的影响作用，为使人类总体上是有良心的。人类有无良心，决定每一个活得像人还是像兽。有无良心的前提是有无良知。良知其实便是一些人作为人应该秉持的良好的道理、道德。于是，有良知者有良心，有良心者“，心地”充满阳光，美好似花园。这样的一个人，即使平凡，也是可敬的。即使贫穷，也有愉快。文化和宗教对人“心地”的积极影响，体现着人类对自身的关爱，也可以说是救赎。宗教之原罪思想并不是将原罪强加于人的思想，而是提醒人“心地”是需要清扫的。正如病理学家告诉我们，人体内天生潜伏着各种癌细胞，但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癌症的发作是可以被避免的。
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无论这一派或那一派，也都是关注良心问题的，甚至，将良心问题上升得很高，曰“天良”。对于恶人的最概括的指斥，便是“丧尽天良”。良知在古代，又被归纳为我们都知道的仁、义、礼、智、信。而这五个字，其实便是“厚德载物”之“德”的基本内容。
然而到了近代，一辈辈的中国人看分明了天下只不过是皇家的天下，“德”在统治阶级那里，只不过成了“礼”的代词。而“礼”，又只不过是他们延续统治的一种术。他们对百姓，不讲仁、不讲义，也不讲信，而只讲“智”，企图以他们的“智”永远地愚民。于是良知被疑，本应成为社会共识的良心，反之变成某些不甘良心泯灭的人士的自我要求。当一个社会这样了，讲良心的声音似乎便是不合时宜的声音了，讲良心的人就孤独了。
“五四”运动，无非要达成两件事一曰改革国体，二曰开启民智。前者为使国家成为公民的国家，后者为使社会重构起新一种“德”取向。然条件不成熟，志士流血，文人失望，事倍功半。
军阀割据，狼烟四起，“城头变幻大王旗”。哀鸿遍野不是宣讲良心的时候，生存是第一位的。
至“九一八”，日寇猖獗，国将不国，抗战遂成国人第一良心。勇者御敌，才不至于全中国人都沦为亡国奴。其他良心，不得不往后摆摆。故当时宣传抗日的学生，振臂高呼之语中每有这么一句“有良心有血性的中国人，我们要……”
到了1949年以后，似乎终于可以讲讲良心问题。发展到后来也不能，为了巩固和维护阶级的专政，于是批判文化中的人性论，将人道主义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连人性也不许讲了，连人道主义也视为有害无益的主义了，那么“良知”、“良心”这一类词，便只有从中国人的词典中被剔除了……“文革”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无须赘述。
20世纪80年代，文化和文学，显然也又要重构社会的良知价值取向。然知识者们伤痕犹疼，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并未完成那一初衷。
90年代中国迈入了商业的时代，于是大讲“优胜劣汰”，信奉起金钱万能、胜者通吃来。我认为，将商场规律泛化向全社会，实际上是“泛达尔文主义”至上，这才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我在此讲两件有良知的事吧。许多人都知道的，费孝通先生是潘光旦先生的学生，费先生一向极为尊敬潘先生。“文革”期间，潘先生一家被逐出原址，居一小屋，摆不下床，全家铺席睡在水泥地上。潘先生由而关节病愈重，何况他自幼还残疾了一腿。那时费先生也早已成为“右派”，与潘先生为邻。他心疼他的老师，亲手为老师织毛袜子。某夜潘先生腹痛难忍，费先生家中又没有任何药，只得将老师拥抱怀中。而潘先生，就在学生的怀中咽了最后一口气……费孝通先生，即使在疯狂的暴力盛行的年代，内心良知之烛不灭也。傅雷先生夫妇不堪凌辱，双双吸煤气死后，无人认领的骨灰，三日后将被处理，也就是当垃圾扔掉。有位上海的江姓女士，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市民，然读过傅先生的书，心存敬意。是以前往火葬场，极力争取，要得傅雷夫妇的骨灰，冒险予以保藏。她因为同情傅雷夫妇的言论，自己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文革”结束，傅雷二子自国外归，从江女士处得父母骨灰，极欲给予物质报答。江女士坚拒之，最后仅答应接受一张傅聪专场音乐会的门票。甫一结束，悄然而去，从此遁出傅氏兄弟的视域。
良知几重？它像灵魂一样，无秤可称……然而，若人世间全无了良知，那样的人世，又究竟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生死关头的人们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文章。当时中国“贵族”、“贵妇”、“绅士”等字句的使用率渐高起来。首先出现于店铺招牌，接着出现于电视广告。忽一日，抢占摊位似的，挤满了报报刊刊。
“贵族风度”、“贵族气质”、“贵族性情”、“贵族精神”似乎成了某些中国人，主要是先富起来的中国人忙不迭的追求。仿佛他们认定自己已然是了，却仍感到还缺点儿什么，又不太清楚缺的是什么。仿佛“贵族”便是“高贵一族”的意思。仿佛“高贵一族”便是“有钱族”的意思。仿佛只要有了钱，便有了高贵的风度、高贵的气质、高贵的性情、高贵的精神。当年中国的时代精神，其实一点儿也没因一些人成了阔人便有了好榜样。
当年我整理旧书刊，发现自己收藏着一份《连环画报》，其中便有“泰坦尼克”号沉没的配画简介。彩页上的一位英国姑娘，是一千五百多名遇难者中的一个。
她是女人。她有权上到救生艇，但她为了救生艇能再挤下两个孩子，放弃了生的机会。
她的名字叫伊文思。当年我有感于什么是所谓“贵族精神”而写了一篇文章。
后来我开始留心剪贴一切读到的海难纪实报道。收集到了另外一些关于“泰坦尼克”号的资料那名叫伊文思的英国姑娘竟是一位真正的贵族小姐，时年二十三岁，未婚。她的职业是一所教会学校受学生们爱戴的教师。
值得一提的还有三人：一名叫纳瓦特利尔的法国男人。他和两个年龄尚幼的儿子同登“泰坦尼克”。
巨轮开始沉没时，人们允许他登上救生艇照顾两个儿子。但他望望身后的妇女和儿童们，也放弃了生的机会。他帮助几名妇女和儿童登上救生艇后，微笑着挥手与儿子告别，用从容的话语鼓励儿子们要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读来令人肃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