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这时，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李鸿章虽然身在北京，对此却一无所知。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朝的“国家军队”绿营兵腐朽日甚，简直是不堪一击；相反，倒是曾国藩办的团练、组建的湘军这种“民间武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屡建奇功，于是朝廷开始鼓励地主豪绅大办团练。
此后，李鸿章被派往家乡淮上做团练，抵抗太平军。此时的他已经31岁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现在却必须从头学习战场上的杀戮技巧，李鸿章一时茫然无措。
但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一定是有值得寻味的故事的。乱世出英雄，因为乱世才能给人非比寻常的磨炼，乱世才能让人在生存的压力中，在磨难的不断打击中，最终确定自己的定位。
李鸿章带兵之初，完全还是一个书生，毫无征战经验。当地士绅们嘲讽他：翰林变作绿林。还有人讥笑他：专以浪战为能。所谓浪战，就是不顾性命地厮杀，总之是豁出去的意思。李鸿章知道自己没有经验，此时他总想找一个捷径，找一位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然后跟随着他飞黄腾达。此时的李鸿章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能力，或者说其天性当中的懒惰让他不愿担负这样的责任（后来曾国藩治好了他懒惰的毛病）。所以，他的定位就是一个帮忙的人。但他能帮谁呢？
他先是帮周天爵，稍后追随李嘉端，再后来追随安徽巡抚福济。后来，进援庐州的太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慌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和谴责。
随后，李鸿章经历了人生中最惨痛的时刻：1857年2月，陈玉成与李秀成，双双入淮。淮上清军彻底崩溃，陈玉成则饶有趣味地追杀李鸿章，李鸿章携带着母亲弃军而走，陈玉成追他到李家圩，将李鸿章的祖宅焚毁一空。
李鸿章的失败，曾国藩看在眼里，他写信给李鸿章，在信中，曾国藩要求他自行训练淮勇：“……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赤地新立，庶收寸效。”
此时的李鸿章，并不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只想捞一点儿从军资本。他急于作战，目的只是在自己的求职简历上添上一行光彩的文字。定位的错误，让他再次做出错误的决定。结果更加惨不忍睹。
他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老师曾国藩身上，希望曾国藩能够给他提供飞黄腾达的平台。
1858年冬，李鸿章决定去投奔老师曾国藩。
李鸿章到了曾国藩幕府，接连干了几件漂亮的事，让他一下子成了幕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让他认清了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
当时，李鸿章虽然深得曾国藩的器重，不过，心志甚高的他主见甚强，因某些建议不为曾国藩所用而负气离开曾府。不久，曾国藩念其才干，修书力劝他回到自己身边。
这次的出走与回归，让李鸿章彻底明白了两点：第一，曾国藩不是一个好老板，其他的老板更不靠谱；第二，连曾国藩都让自己不如意，那能让自己如意的，只有自己了。
但此时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李鸿章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不过，李鸿章已经完成了自己人生的正确定位，就是自己要有一番大作为，不靠天不靠地，只靠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了，但机会还会来吗？
1861年下半年，太平军在浙东、浙西战场连获大捷，直逼杭州、上海。上海受到太平军威胁，官绅自然惊恐万状，于是派代表到已经克复安庆的曾国藩处乞师求援。使者私下找到李鸿章“晓之以理，动之以利”，这些打动了李鸿章，于是他力劝曾国藩援救上海。在李鸿章的劝说下，曾国藩认识到上海对兵饷的重要，同时亦想借此争得江苏巡抚的重要职位，于是决定派兵沪上。
曾国藩派他的胞弟曾国荃前往上海，不料，曾国荃对率兵援沪却是百般不满，因为他一心要争夺攻克“天京”的头功，于是采取种种办法违抗兄命，拒不放弃进攻“天京”而援兵上海。
曾国藩只得改变计划，决定派李鸿章率淮军前往。此时的李鸿章已经不再是那个挑肥拣瘦，只想跟着别人赚点小便宜的李鸿章了，而是一个一心想要自立门户，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李鸿章。果然，后来的赫赫战功证明了李鸿章的定位是正确的。
此后晚清的政治舞台上，少了一个意气书生，多了一个文武双全的栋梁——李鸿章。而准确定位之后的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在晚清的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四十年屹立不倒。
4.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
行高于人，人必非之，当然，被人非议，只能说明做事遇到很大的阻力，并不说明就会被打倒。李鸿章在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被打而不倒，这和李鸿章的立场有很大关系。李鸿章的立场很坚定，那就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
有感于时事的艰难，李鸿章曾经无奈地感叹：“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这段话是李鸿章对自己目标的准确表述：第一，他是改革者，总是想通过各种修修补补来让这个王朝焕发生机。所以，中兴，是李鸿章的追求。第二，与维新派相比，他思想保守；与保守派相比，他又太过激进。在主战派面前，他是彻底的投降派；在主和派面前，他又太不淡定。甚至，在帝后的明争暗斗中，他也显得格外超然。
无论任何时候，李鸿章的立场都是力保大清，力保皇室，坚定不移。尽管有时候这种立场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甲午海战之后，李鸿章不愿赴日本谈判，因为他知道只要自己去了，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卖国贼这个帽子他是戴定了。但在国内国外“只认李鸿章”的形势下，李鸿章还是出发了。在日本谈判结束后，当面颊缠着厚厚绷带的李鸿章带着《中日马关条约》回到大清国时，他忽然发现几乎所有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眼光看着他，众人对他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知道，他被毫不留情地否定了。李鸿章到了天津以后，称病不出，此后，李鸿章一直留在天津与俄、法、德三国交涉，让他们对日本施压，要求将辽东半岛归还大清国。八月二十八日，当李鸿章销完病假，进京上朝向光绪汇报所有情况，光绪阴沉着脸问李鸿章：“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
尽管光绪很生气，但他生气的只是合约，并不是生李鸿章的气。因为换别人去谈判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也深知，李鸿章对大清的忠心耿耿。他更知道，现在的时局，缺少不了李鸿章这样的大臣。
1900年8月，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谁来处理义和团事件之后的乱局呢？颇负众望的老政治家、两广总督李鸿章受命料理局势。
朝廷在七月三日和六日两次催促他立刻北上，接着在七月八日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此时义和团闹得正凶，慈禧也被她身后的满清权贵集团端郡王、刚毅等人所挟持。李鸿章回电说，先定内乱，如有眉目，即行启程，言外之意是我去了也无能为力，那么各方为何一致认为乱局非李鸿章梳理不可呢？
在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期间，李鸿章几乎参与了清政府所有的外交折冲的处理，天津教案、马嘉理案、琉球冲突、中法之战、甲午之战，他柔软而不失原则、圆滑而务实的外交风格获得了西方政治家们的尊重。当时很多外国人，包括后来研究李鸿章的汉学家、史学家都评价李鸿章是当时最具有国际眼光的一位清朝大臣。
但李鸿章不是机会主义者，他始终处在各派势力的联合夹击当中，却总是似倒而没倒。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他被各方势力攻击，是因为他的定位的问题，而他始终不倒，也是因为其定位的问题：他始终代表着大清国当时最广大的臣民的利益。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只是代表当时，而没有代表未来。
所以，面对所有人的攻击，他始终不倒，即便数次被冷落，甚至遭免职，一旦大清国遇到无法收拾的危局的时候，他总会当仁不让地走到台前。
李鸿章本来不想做裱糊匠的，他要做改革者，但能怎么办呢？
李鸿章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的近代化而努力。他比满清权贵还关心那个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他勇于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他倾尽心血建水师、搞实业、办洋务，他一生不知创造了多少个“中国第一”：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织布厂，第一个兵工厂，第一个炼钢厂，第一个矿务局，第一个电报局，第一个轮船招商局，第一条铁路，第一支中国海军……李鸿章为中国引进了许许多多人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东西，倾尽精力却饱受骂名。然而，这些东西对冲击中国根深蒂固的守旧思想，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都起了极其巨大的作用。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李鸿章被绑在大清朝这只破船上随风漂流，为了船走得更远，作为“船夫”的他竭尽全力修修补补，却无力回天……
李鸿章在风雨飘摇的晚清，始终将倒而不倒，他始终将自己与清王朝连在一起，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大清王朝，他不得不以公敌的姿态出现，在血雨腥风的晚清王朝，李鸿章始终与大清朝同呼吸共命运，这既是他的幸，却也是他的不幸。梁启超曾说“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比较中肯的说法了。
在晚清的权力构架中，慈禧和李鸿章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知李鸿章者，慈禧也；助慈禧者，李鸿章也。他们之间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却也对对方心存戒备。李鸿章和慈禧虽然方法不同，但殊途同归，他们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那就是全力保全大清朝，保全皇室，他们就像清王朝最坚固的两根柱子一样，构求着一种平衡，支撑着末日的清廷。
当然，要想大清朝不倒，就要保证李鸿章不倒。
5.审时度势，才能在夹缝中游刃有余
在曾国藩看来，李鸿章虽然是自己的得意门生，但绝不是池中之物，不会长久寄人篱下。在李鸿章还是曾国藩幕僚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