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见之明是混好官场的基本功
官场上，先见之明是非常重要的。李鸿章在看人看事方面，总是有先见之明，这种宝贵的能力，能让他大致判断出事情发展的轨迹，并且在事前就做针对性的准备，以免事到临头时毫无准备而导致的仓促和忙乱。多一分从容，就少一分失误；多一分准备，自然多一分胜算。
李鸿章的这种精明，首先表现在他对日本的看法上。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李鸿章相比清政府的其他官僚，是更有远见的。
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决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日本政府便试图努力与中国建立官方关系。而日本此时积极打开对华关系，除了想“均沾”西方列强在华利益外，另一个直接目的是为打开、进而征服朝鲜做准备。
朝鲜当时是独立国家，是中国的“藩属”。按照日本的战略设想，征服朝鲜是实现其征服中国、统治亚洲进而争霸世界的第一步。
后来，日本政府代表、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经上海来到天津，会见了李鸿章，要求与中国订约、通商。1871年1月21日，李鸿章上了奏折——《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在此折后面提及了日本今后可能对中国的威胁：“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闻该国自与西人订约，广购机器兵船，仿制枪炮铁路，又派人往西国学习各色技业，其志固欲自强以御侮，究之距中国近而西国远，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为我仇。”但他相信通商可以“侦探彼族动静，而设法联络牵制之，可冀消弭后患，永远相安”。
当时，在清政府眼中，日本就是个“蕞尔小国”而已，对日本，李鸿章虽然在心底里也有轻视的态度，但总体上，他对日本还是给予充分重视的。
由于准备对日谈判，李鸿章更加注意日本情况。在1871年4月9日给总理衙门的信中表示“东洋与中土最近，既议通商，稍有不慎易滋后患”。
李鸿章此时对于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已有认识，所以想以条约形式加以遏制。《修好条约》第一条规定：“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所属邦土”，即指中国藩属国，实指朝鲜。对于朝鲜，李鸿章在给朝鲜的一封长信中畅谈了他对朝鲜处境、东亚形势的看法和应该奉行的外交方针。他认为日本居心叵测，行为乖谬，恃强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应及早设法防范。朝鲜在做军事准备的同时，还应做外交努力，“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与欧美各国立约以牵制日本。而在对朝廷的奏折中，对于对国际形势一无所知的朝鲜能否采用此策，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由于朝鲜不熟悉“洋情”，突然与洋人相处可能会发生种种冲突，“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后来的事实证明李鸿章的这种担心确有道理。
此时国人大都仍视日本为不足道的“蕞尔岛国”，而李鸿章却已看到日本今后将对中国造成严重威胁：“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
李鸿章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874年，日本在美国的怂恿下，借口1871年琉球船民在台湾遇难悍然发兵进犯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生产的军舰“安澜”“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六千五百人入台，并运去洋炮二十门。同年十月，清政府却接受英、法、美等国的调停与日本签订了《台事专条》，承认琉球国是日本的属国，赔款五十万两白银。
大久保利通在结束北京的谈判后来到天津，李鸿章在会见他时，谈到了两国的变革，李鸿章感慨地说：“贵国眼疾手快，万事运转通畅。而我国，如足下所知，国古而旧弊凝聚，改革非易。”
此时的世界，海洋已经不是隔绝与世界联系的屏障，而是敌人来犯的重要通道。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李鸿章开始筹建海防。
所谓筹建海防，主要就是建立近代海军。由于财力确实困难，清政府不得不放弃同时创建三支海军的想法，决定“先就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划三”，因此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次战略大讨论，对中国近代海军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讨论甫一结束，李鸿章就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北洋海军，拥有舰艇二十五艘，官兵四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了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
面对鸦片战争以来的时局，李鸿章承认“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现实，呼吁与日本竞争才是当务之急。日本国“改习西洋兵法，仿造铁路火车，添置电报、煤铁矿。自铸洋钱，于国计民生不无利益，并多派留学生赴西国学习器艺，多借洋债，与英人暗结党援，其势日张，其志不小，故敢称雄东土，蔑视中国，有窥犯台湾之举。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
以后近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恰恰是日本一直是中华民族最严重的威胁，几次将中华民族置于亡国之险境。
北洋水师的兴建，是一场与日本的军备竞赛。
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海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此后，更是连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观之日本，六年中平均每年添置新舰两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天壤之别！
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大幅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不得不承认，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就已经判定。李鸿章虽然没有能力改变这种结局，但他终究努力了。
李鸿章的努力没有让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取胜，但终究还是让日本也耗尽了国力，最终不得不暂时停止侵华的步伐。李鸿章的远见也没有让他避免在甲午海战后“靠边站”的官场命运，但他终究还是没有倒。这场战争也让清政府明白了他的价值，虽然给了他一个闲职，却同时给了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2.敢为天下先，官场不倒的大智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李鸿章立于风气之先的姿态，一定会让他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而他始终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又让人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希望他能坚强挺立。一正一反的平衡，让他始终立于旋涡却能够自立。
李鸿章，是预言家。他预言，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即将来临。“敢为天下先”是勇气，“敢为天下先”也是智慧，这种智慧至少让李鸿章没有被他所处的时代所淘汰。
鸦片战争失败后，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大清国在经历短暂的疼痛之后，并没有认识到大的危机还在后面，林则徐的主张，更被冷落、拒绝。
直到二十多年后在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过程中，掌握了权力的曾国藩、李鸿章等才忽然发现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开始了中国的第一次“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
1861年，湘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后，在恭亲王奕的支持下，曾国藩设立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枪炮炸弹。但安庆内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将”，而且没有机器设备，仍是手工生产。从严格意义上讲，它还不是近代军事工业。
曾国藩所认为的西方的“长技”，就是船坚炮利，因此谋求“自强”的活动即从购买和制造船炮开始。但李鸿章并不这样认为，李鸿章做洋务的起点比曾国藩要高。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三所洋炮局，其中两所由中国人主持，一所由英国人马格里主持。前两个炮局没有雇用外国工匠而且也没有机器设备，完全采用手工劳动。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起初也无机器设备，但不久就购置了一些机器，这些机器虽然非常简单，但毕竟是中国政府首次引进机器。这三所“洋炮局”，为之后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机械制造局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李鸿章的种种远见，并不为晚清贵族们所接受。但李鸿章的行为，却切切实实给大清国带来了实惠。在内忧外患的晚清，顽固派们可以拒绝洋人的思想，但不能拒绝洋务运动带来的实惠。
虽然在顽固派的反对之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被冲击得支离破碎，不成系统，但李鸿章还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艰难地推动着洋务运动向前。
多年的官场经历，让他在做事的时候，多了一分老谋深算，少了一分冲动锐气。他知道自己处在风口浪尖，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不能鲁莽，而要有十分的心计和耐心。在给朝廷的一封信中，这种工于筹谋的本性一览无余。
在此信的前半部分，李鸿章对炸炮、炸弹和蒸汽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其细致与耐心，如同一个老师在向小学生解释他们刚接触到的某个新事物。
对一直处于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清王朝来说，“洋务运动”的种种举措与其生死存亡休戚相关，本应大力支持。然而，从造枪造炮到铺铁路架电线等顽固派一概谴责为“溃夷夏之防”，是用“奇技淫巧”来“夷化”中华。而李鸿章之所以如此不惜笔墨描述“洋器”，可见李鸿章想让王公大臣们了解“奇技”“淫巧”的心情是多么迫切。
此时的清王朝，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上，已经太成熟了。一个如此成熟的制度和思维模式中的人，只会利用惯性的力量向前，任何试图改变这种惯性的力量，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都会遭到激烈反对。
“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他们最体面的理由。
对“洋器”的介绍，并不是李鸿章最终的目的，李鸿章在介绍完“洋器”之后，便顺理成章地开始探触到“洋器”背后更深的知识和技术背景。这才是李鸿章的目的。
当时，日本“开国”向西方学习未久，但李鸿章已感到日本的崛起在即，故以日本为例鞭策国人：日本前些年也为英法等国侵略，但现在“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
李鸿章的目的显然不止于引进西方的技术这么简单，因为李鸿章已经发现，技术后面，是更为深刻的思想原因，要想真正地实现技术上的进步，必须从思想上对国人进行改变。
他指出，“查西士制器，参以算学，殚精覃思，日有增变，故能月异而岁不同”。而中国以往对西洋枪炮的介绍不仅数量极少、极为简略且“皆不无浮光掠影，附会臆度之谈”，若以此作为了解“西器”的门径，结果只会“失之愈远也”。
在政治上，李鸿章不是维新派，但在思想上，李鸿章绝对是改革的先驱。他始终代表着清朝最先进的“生产力”，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也因如此，李鸿章一直暗中支持维新派的改革。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上私下传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而以后孙文对其上书，以及其对孙文的出国安排，也显示了其“留待后人来解决”的明智。
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并不是哗众取宠。李鸿章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人，而“实”也给了李鸿章立足的根基。
李鸿章的这种超前姿态，让他自身也获益良多，顽固派的反对，换来的是开明者的支持，而且经过李鸿章的培养和争取，开明者的队伍逐渐壮大，而他获得的支持力量也越来越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梁启超曾经有过暗杀李鸿章的打算，但后来了解了李鸿章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打算，并把李鸿章作为极力争取的对象。
敢为天下先，这就是李鸿章立于风口浪尖而不倒的原因了。
3.一张口，让自己从被动变主动
辩论从实质上来讲是战略，而不是战术。所以，真正的辩论不是口舌之争，而是利益和手腕的较量。
真正的辩论家，是通过对形势的审视，或者通过在辩论之前巧妙的布局，抓住对方的痛处，掩盖自己的短处，然后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一击而中。
所以，辩论不仅仅是口舌的技巧，而更是超凡的洞察力和时机的把握能力。李鸿章善辩，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他的驳反对造船论。
“船坚炮利”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最早、最直观的认识，中国近代正式有造船工业，是从李鸿章于1868年开始建造轮船“恬吉”（后改名“惠吉”）号开始的。
紧接李鸿章之后，左宗棠于1866年底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专业造船企业“福州船政局”。正当造船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内阁学士宋晋于1872年1月23日上奏，要求停止造船。
宋晋反对造船的理由在今天看来有些可笑，但在当时，却反映了一大部分“心怀天下”，自以为“名门正派”儒学正宗的人士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