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闻古来御边之道，无事则宜防，有事则宜战。法人自夺踞越南以来，日肆鸱张，势将偪我疆界，和局已坏，而边警日闻，所以凌夷至此者，知所以防，而不知所以战，有事而视为无事故也。夫法人越数万里而灭我属国，狡焉思启，此其意岂仅在越南哉！在彼本无中止之势，在我宜有虑远之图。臣请就目前要务，择其最急者，敬为皇太后、皇上筹之。
一、用兵宜以全力专注一路也。法人越国鄙远，前为刘义所败，力几不支，乃复添募兵船，侥幸一战，复虑中国之救，声言欲犯广东，侵轶琼州、台湾等处，声东击西，意在分我兵力，使多方顾虑。彼乃得萃力越南，以至有北宁之失。夫备多则势分，兵分则力弱，缓急虚实，贵有权衡。今除天津为京畿门户，宜宿重兵外，其余各海口岸，应令督抚提镇各自设防，所有精兵良将，正宜归并一处，命一威望知兵重臣，如左宗棠、彭玉麟者，归其节制，统往越南，以收泰山压卵之效。即彼犯我沿海诸郡，我以得胜之师，随机策应，势亦无难。如此而先发制人，不至为人所制矣。
一、大事宜虚衷以集众议也。夫国家行政，固归君相主持，而成败所关，亦宜博采旁谘，以期允协。近年夷务方兴，往往海外周知，而近侍诸臣，转若讳莫如深，而惟恐有泄露者。夫机事尚密，局外者不可使知，至股肱耳目之臣，均有献替之责，何难盈廷萃议，使之各摅己见，以备折衷。昔大舜之圣，其智在好问察言；诸葛之贤，其功在集思广益，由斯道也。
一、用人宜器使以收边材也。夫两军相敌，得人者强，自来祸乱所生，人材即由此出。是故粤有发匪，而湘士以兴，豫有捻匪，而淮军以起。今海疆有事，其沿边材勇非常之士，伏处者当不乏人，请令统兵大臣，留心延揽，或仿古人翘材馆故事，募有能洞悉敌情、制御火器、精通兵法者，罗而致之幕下，俟着有成效，始加保荐。至官军所到，有能团练一军，与相掎角，克奏肤功者，亦予破格擢用。然知人不易，要非器识闳远，体用兼备之大臣，亦不足以语此。此又在朝廷委任之得人也。
一、筹饷宜变通以裕财用也。用兵之道，军饷为先。饷所从出有三，曰钱粮，曰厘金，曰关税。其济三者之穷，曰捐输。我朝于钱粮，则不加赋；于厘金，则近多裁并；于捐输，则新议停止；皆属善政，未可更张。所未经整顿，而可资挹注者，唯关税耳。关税有赢无绌，中外共知，乃纷纷以征不足额为辞，藉端如出一口，虽以浙海、江汉为华洋最旺之关，犹可以不敷结报者，其它可知也。然管关之员，无不坐拥厚赀，充盈私橐，即以粤海一关言之，刘坤一署监督百余日，已可捐银十五万两，使充其数而涓滴归公，军饷何患不足，乃诸臣屡以为言，朝廷但令其和盘托出，彼亦徒应以空文。臣以为关税之归监督者，令督抚递署，实核其入款之多寡，以定章程，关税之归巡道者，宜派大臣清查，严稽其报数之盈虚，以惩侵蚀。考雍正、乾隆两朝，武功不废而库帑仍充。盖由利归于国而无一切中饱之故。不此之务，而徒张皇补苴，欲国之富强，不可得也。
凡此数端，皆今日筹边之要，臣学术庸浅，不足仰赞高深，诚见边圉有传烽之警，黼座廑宵旰之忧，爰是俯竭愚虑，冀裨万一，统俟采择施行。
覆陈密抒愚悃疏（光绪十年）李鸿章
前大学士、署直隶总督兼署北洋通商大臣、一等伯臣李鸿章跪奏，为遵旨覆陈密抒愚悃，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三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中国自与法国通商以来，讲信修睦，历有年所，惟期永固邦交，嗣法国与越南构兵，当以越南为我朝藩服，不得不为保护。且越境土匪滋扰，尤恐窜入中国边疆，是以派兵驻扎北圻地方，以资防堵，仍一面照会法国使臣，以免彼此猜疑，乃越南昧于趋向，首鼠两端，致使该国教民，抗我颜行。此皆越南君臣，不识事机所致。朝廷与法国，并不愿伤睦谊也。本日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李鸿章电报，兴化已被法人据守，粤税司德璀琳密称若早讲解，可请本国止兵等语。自系为保全和局起见。着李鸿章通般筹划，酌定办理之法，即行具奏。李鸿章筹办交涉事件，责任綦重，迭经被人参奏，畏葸因循，不能振作。朝廷格外优容，未加谴责。两年来法越构衅，任事诸臣，一再延误，挽救已迟。若李鸿章再如前在上海之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自问当得何罪。此次务当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既不别贻后患，仍不稍失国体，是为至要。如办理不善，不特该大臣罪无可宽，即前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等因。钦此。仰见圣虑精详，洞烛时势，训勉周至，曲示矜全，曷胜惶悚。窃惟中外大局，关系綦重。若不综其始终本末，则事理不能显著，而筹划恐有难周。臣敢披沥肝胆，谨为圣主密陈之。盖法人之经营越南，实在二十年前，始取西贡六省，为其属地，继复攻夺河内、海防等处，旋踞旋退，偪胁越南与立条约，认为法国保护。斯时中国尚有内寇，未暇诘问，法人以中国向不务远略，误谓铁案已定，遂谋渐占越南矣。光绪六七年间，法人筹兵筹饷，端倪大露，中国始悉其隐谋，议者遂佥陈保护越南，经营北圻之策，所以维体统而绥边圉，其为谋固忠也。无如法人蓄锐积虑，已非一日，竟成骑虎之势，攻城夺地，不留余步，中国争之以口舌而不应，争之以函牍而不应，不得巳而派兵分驻越境，其事虽自朝廷主之，臣之愚见，亦谓借防边为名，隐掣法军之势，不难乘机讲解，使彼此可以收场。八年十月，适法国前使宝海过津，有分界保护之议，臣知相持既久，必致决裂，因与酌订办法三条，以期渐有结束，乃外而疆臣，内而言路，皆不以臣言为然，均谓越地必不可分，通商必不可允，而法之政府，亦不肯遵约，竟撤宝海回国，于是越南之患，愈变而愈棘矣。自昔艰难之世，议论愈多，则是非愈淆，而任事者亦愈无把握。迄于今日，西洋各国，纷至沓来，尤为千古未有之奇局，其中得失利病，非阅历有素者，骤难得其要领，即如滇境通商，他日果得人妥办，于国于民，决无大损，可于各海口通商之事验之。法人即得越南，形隔势阻，岂能遽入滇粤。但使妥订约章，画界分守，当能永久相安，可于中俄接壤之事验之。至于藩邦见削，外侮交乘，中国宜奋兵自强，式遏敌焰，乃为正理。惟是用兵必先训练，西洋各邦，皆以数千年之战国，研究兵理，讲求利器，精益求精。中国风气初开，强弱不齐，未必各省皆有劲旅。用兵必先裕饷，西洋赋税繁重，往往什取三四，一遇战事，富商集饷，动逾千万。中国兵燹水旱之余，闾阎困苦，财力殚竭，未必商民能输巨饷。况有乾隆五十四年成案，孙士毅进图安南，既得复失，高宗纯皇帝撤兵引咎之谕旨，载在方册，前事可鉴。既审势而量力，不能不持重以待时。去岁广西抚臣徐延旭，慷慨谈兵，尝称欲尽歼法众，克复西贡，乃未几而一蹶不振。臣未尝不壮其志，而又深悯其不知彼已，不达时宜也。臣于去夏奉命赴粤，当时起自田里，骤无可携之军，暂驻上海，筹调兵饷茫无着落，适法使德理固来议越事，毫未就绪。曾胪陈和战大局一疏，奉旨饬催回津，筹备海防。秋间德理固复来会议，该使气焰颇盛，要挟较多，不能遽就范围，实亦无如之何。盖法人之欲得越南，始终不稍发劲。倘允其将驻越诸军，退扎边界，非惟众口必哗，亦与庙谟不合。且我军无端自退，与力屈而退，同一弃越，固不如暂与磋磨，徐待其变。故臣于山西不守之后，尚主坚守北宁之议。此臣前后筹办越事，未敢迁延观望，亦非敢畏葸因循也。兹奉特旨。责臣以竭诚筹办。今日事势至此，恐不能如前岁与宝海所订三条之妥，然诚能速与议结，犹可比之遇险而自退，见风而收帆，凡事虑敌之要挟，不如行之于敌未要挟之前，谓其意之自我出也。凡事畏敌之决裂，不如先示以我无决裂之心，俾其计之无所施也。详译税务司德璀琳与法总兵福禄诺函意，似尚不无转机，果其措注得手，则不贻后患，不失国体两层，或尚可以办到。中国诚能先结此案，以其闲暇，选将练兵，通商裕饷，造船简器，内外同心，切实经理，何尝不可争雄于各国。惟是事平之后，我君臣上下，当共卧薪尝胆，讲求实事，不宜复尚空谈，互相牵制，乃有蒸蒸日上之机。至目下法越一事，总当竭臣棉力，以期仰副圣怀。然不能不鳃鳃过虑者，约有两端。大抵国势随兵势为转移，法既连占越地，日肆鸱张，即与讲解，岂能尽如人意。将来越地分界，必有以分界太少为言者。滇境通商，必有以通商宜拒为言者。其它条目不少，指摘必多。臣既膺重寄，固当顺受其责，而不敢有辞，力当其冲，而不敢畏避。但恐意见益歧，则谋议难定，枝节横生。此一端也。法为欧洲强国，而议院各党，持论每有异同。今揆其本计，虽非必欲失和，亦难保无倾邪喜事之徒，别创新议，或要我以必不能行之事，则羁縻之中，仍当竭力迎距，恐难克期成议。此又一端也。夫天下事本难逆料，若办内政，则谋定事举，可以操券而成。惟议立和约，必俟两国俱允，方能定局。其遇事机紧迫之秋，往往一言不合，则玉帛变为干戈，一人阻挠，则风波起于呼吸。苟非众志悉协，时会已到，决难强为撮合。臣前所以屡与法使会议，而无成功者，职是故也。为今之计，挽救不宜再迟，苟彼降心相从，臣必因势利导，赶为设法。万一彼所要求，有必不能从之事，臣当尽力驳拒，不稍迁就，仍复加意笼络，徐图机会。尤愿宸衷豫为审定，何者可行，何者难允，先具大略规模，庶几国是衷于一定，不致为众论所摇，而臣亦有所遵循矣。抑臣更有请者，交涉大事，独任则难于操纵，合办则易臻周密，将来法使若奉其国命来商，应请旨于军机处总理衙门才望卓著之大臣，简派一员，驰赴天津，统筹斯事。臣虽驽钝，必当殚竭智虑，和衷会商，务臻妥洽。如蒙圣明俞允，俾臣届时遵办，大局幸甚，微臣幸甚。所有遵旨据实覆奏缘由，恭折密陈，伏乞圣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