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不安的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间，为了躲避重庆急剧升级的武斗，我们一家逃到了当时相对平静的贵阳，住在三妹家里。我没事成天逛街，一个下午在冷冷清清的黔灵山前，偶然碰上了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老同学徐亦瑞，初中、高中我们都是同班同桌，算得上莫逆之交，相逢让大家都很高兴，便一起溜进了游人稀少的黔灵公园，边逛边聊别后情况。我当时因为写了倒霉的《一双绣花鞋》被划成“预备敌人”，前途吉凶难料。徐亦瑞的境遇也不比我好，他在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分配到贵州一个县的文化馆，辛苦工作十几年才混了个副馆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这号“弼马温”级的当权派也被打倒“夺权”。因为官卑职小，除偶尔为了凑数把他拉去陪斗之外，平日里就被监督着为造反派刷大标语，抄大字报，身份逐渐上升为“候补人民”。这次徐亦瑞就是跟随造反派头子来到省城，有选择地抄写满街的“北京来电”，然后寄回县里转抄，用以壮大本派声势、吓唬对立派。
“知道吗，为什么永乐皇帝四征漠北、三宝太监又七下西洋？”徐亦瑞瞪大了他那双高度近视的眼睛，紧盯着我。
猝不及想，无言以对，我发觉这位老同学还像儿时一样，思维是跳跃式的。我们正谈到山城武斗的惨烈状况，他却突然提出了十五世纪明代永乐年间的问题。
徐亦瑞从我惊讶的表情中得到满足，他扶了扶自己那副像玻璃瓶底般厚的眼镜，又问：“听说过贵州安顺关索岭上的‘红崖天书’吗？知道它和明代宫廷第一疑案——建文皇帝失踪之谜的关系吗？”我的好奇心真正被调动起来了，便叫着他在学校时的诨名说：“瞎猴儿，你就给我来个竹筒倒豆子，别老在这里卖关子。”徐亦瑞“吧嗒、吧嗒”地狠狠吸了几口我从重庆带去的八分钱一包的“劲松牌”香烟，冲着我嘻嘻一笑：“行呀，不过今夜的晚饭得由你请客。”我们在公园内的弘福寺侧边找了一条石礅坐下，徐亦瑞这才细细讲了开来。
“今年春末，我和县委宣传系统的‘走资派’们，被一大群造反派押去深山里的云峰禅寺，在‘破四旧’的现场上挨斗。造反派的‘革命行动’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深夜，在这座唐代修建、明初重修的庙宇里，佛像全被拉下神坛砸烂，匾额楹联也都被摘下焚烧。大雄宝殿前的坝子上燃起一堆熊熊大火，无数的佛教典籍、神幔、幡引都被投进火里烧。造反派的男男女女围着这堆大火手舞足蹈、声嘶力竭地唱着‘造反有理’，那情景活像原始部落在烧吃俘虏人肉以前的疯狂模样。我这个‘黑爪牙’只被陪斗了一会儿，就被安排去后面第三重神殿扫集经典书籍，装来焚烧。我只好背着背篼，拿着扫帚，打着火把，向着黑咕隆咚的地藏王菩萨神殿里走去。
“我妈生前信佛，每月逢二、六、九都要吃斋念经。我小时候经常跟妈上庙礼佛，因此对菩萨一直怀着几分崇敬。看见造反派把一座千年古刹糟蹋得一塌糊涂，心里实在不是滋味。我慢慢走着，刚跨进鬼气森森的地藏王殿，忽然，脚下碰着一个圆鼓鼓的东西倏地往旁边一滚，吓了我一大跳。支着火把一看，却是地藏王菩萨那颗庄严的佛头——断离颈项滚落在地。我再仔细看看，它的法身也扑倒在地，左手托着的红色如意宝珠已被砸得粉碎，右手持的锡杖也断成了几节。我心里好生不忍，一时冲动，放下扫帚与火把，用力将扑倒的佛像翻过身来，准备将佛头正面安装在它的颈项上面，还地藏王菩萨佛像一个全身。当我刚刚把佛像翻转过来时……”说到这里，徐亦瑞压低了嗓音，好像在诉说一个重大机密而又担心泄漏似的。“我突然发现摔开裂口的地藏王胸腔内，藏着一包亮黄黄的东西。这使我大为惊讶，便把这包东西从佛像的胸腔内硬扒了出来，支着火把一看，却是一个用明黄绸缎包裹、再用黄色丝绦紧紧拴住的筒卷。”“快讲呀，什么东西？莫非我还会当‘汪精卫’去告密！”徐亦瑞又要过一支香烟，再“吧嗒、吧嗒”猛吸几口提了提神方才说道：“我三把两把扯开丝绦，却见黄缎上面用工楷写着：
翰林院编修臣程济谨遵圣命恭录后封存
皇明丁亥年仲春吉日
包裹里面是一大卷扎得十分紧实的文稿。我凭直觉知道，这卷在五百多年前写成的文稿，不管内容如何，都是珍贵文物，丢进造反派的火堆里烧掉实在可惜，应该想法收藏起来。但咋藏呢？揣进自己怀里吧，文卷太大，鼓鼓囊囊好大一坨，明眼人一看就会穿帮。我想先在庙里找个地方藏着，以后再找机会来取。于是又用黄缎包好文卷，匆匆忙忙走到殿后，在一棵大树下刨开野草将它藏了进去，但野草枯浅，根本遮不住文卷。我也管不了许多，又马上跑进殿内，将佛头合上佛身，然后扫集碎落满地的烂匾额、破佛幔，装一背篼送去火场。”“当我重新扎了一支火把拿去厨房浸油时，突然看见路边一堆东西，猛地想到一个危险而又新奇的主意。原来县里造反派‘夺权’后，给‘走资派’每人做了一顶铁丝骨架的绢面高帽子，发给本人保管，每次挨斗时要求自动戴帽到场，损害者还要挨揍。我‘沾光’也有一顶，帽子上面在红笔勾抹下写了六个黑字‘小爬虫徐亦瑞’。这次要到庙里挨斗，我当然就自动戴帽到场。这时所有高帽子都集中放在大雄宝殿右侧的石条礅上，我路过时顺手拿起自己那顶，飞快向地藏王殿跑去，从枯草里找出那卷文稿，实实贴贴塞进高帽子内，再扯下一条经幡飘带，牢牢将它在帽内铁丝架上栓紧。我又才拿着火把东寻西找，在神台后面找到一个书橱，里面装满了经卷，什么《地藏本愿经》《莲华三昧经》等，我心里暗暗叫了一声‘菩萨，得罪了！’便一背篼将这些经典统统背走，送到前面火场，算是交差。
“月上中天之时，造反派押着我们，唱着‘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歌曲班师回城。我生怕高帽子里面的那卷文稿掉出露馅儿，便双手将高帽子捧在胸前走路。回城的路刚走一半，忽然，‘押解’我们的造反派头子大叫一声：‘队伍停下！’行进中的一二百人猛然停了下来，发愣地望着他。造反头儿是个粘上毛比猴还精的人物，他顺手夺过一支火把，忽地照到我的面前，‘大家看，徐亦瑞十分爱惜这顶高帽子嘛！’马上，百十双眼光刷地投向我的身上。我心里‘咯噔’一响，全身冷汗突冒，‘糟糕，露馅儿了！’这时，造反头儿却又将火把支向队伍中的其他‘走资派’，只见他们有的将高帽子夹在腋下，有的倒提在手上，还有人横挂在肩上，总之，表现出的都是敌视与不屑。只有我一个人，活像旧社会出丧时孝子端灵牌那样，恭恭敬敬地将高帽子双手捧在胸前。‘完了，准备挨揍，坐牢吧！’我正这样想时，造反头儿发问了：‘徐亦瑞，你为什么如此爱惜这顶高帽子？说，大声说！’我一时福至心灵，急中生智答道：‘这是革命战士用来帮助我们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工具，当然应该爱惜。’看来，那造反派头子听了这话十分受用，便大声武气吼叫道：‘你们这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在这一点上都应该向徐亦瑞学习，他算有点进步了。’这时，我听到身后的县委宣传部长轻轻骂了一句：‘软骨头，马屁精！’接着又对着我的小腿狠狠踹了一脚，我只有苦笑。当晚，打着火把走了十多里山路，我总算平安地把那卷装在高帽子内的文稿捧回了宿舍，撬开护墙的木板，连夜藏了起来。”徐亦瑞讲到此时，天色已近黄昏，我挽着他到公园附近一个小食店，买了半斤高价包谷酒，就着一盆盐煮素瓜豆，痛快地吃喝了起来。最后每人还吃了两碗光面，酒醉面饱才走出小店，沿着大街边逛边聊。我首先提出了一个心中存疑已久的问题：“那卷文稿如是写于明代永乐年间，经历五百多年岁月，怎么还没腐朽？”“这——你就外行了嘛！常言道‘纸寿千年’，它藏在地藏王菩萨的胸腔里，不受风雨侵蚀，又与空气隔绝，当然不容易坏了啊。”徐亦瑞又点燃一支我递给他的“劲松”香烟，清清嗓子，接着讲了开来。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用被单挡上窗户，这才取出那卷《程济遗稿》细细研读。文稿字迹工整，写的虽是古体散文，但行文十分流畅，全无生僻晦涩词句，读来毫不费事。哦！我还忘了问你，知道程济是什么人吗？”我老实地摇了摇头。“估计你也不知道，他原是明初四川岳池县一名教谕，后来到南京考进翰林院做了编修。建文帝自宫中出逃以后他一直随侍左右，是朱允炆一个大大的忠臣。”“慢着，你说建文帝朱允炆在他叔父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攻破南京之时，没有投入宫中大火自焚而死，而是出逃在外？”“是的，《程济遗稿》对此作了明白无误的翔实记述。他还写了永乐皇帝为什么会四次亲征漠北，又命郑和几下西洋，从而使建文帝一行能平安地流亡于外，直至终老。”我听了大感兴趣，非要徐亦瑞系统讲述不可。他的记忆力也真好，又是学历史的，便从建文君臣的仓皇出逃一直讲到贵州安顺的“红崖天书”；从刀光剑影的大漠征战一直讲到怒涛翻涌的海上搏杀。他一支接一支抽着我的“劲松”香烟，一口气讲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将《程济遗稿》的梗概讲完。我真佩服他对明初历史的熟悉和地域知识的广博。
听完以后，我十分感慨地说：“一部明史，太多问号。”“明史背后，又太多惊叹号！”天色早已断黑，徐亦瑞要回招待所了。我们乍相逢，又别离，彼此都很怅惘，长久黯然无语。快到招待所时，徐亦瑞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说：“老同学，我们现在的境遇都很不好，天涯沦落，前路茫茫，还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见？你的文字功底远比我强，将来如有机会，我们合作，以《程济遗稿》为素材，写它一部长篇小说。这里面一定要把‘红崖天书’写上，因为它牵涉到中国历史上一个百代之谜，那就是历代皇帝都视为命根子的传国玉玺的下落！”“什——么！？”我惊讶得半天合不拢嘴，“你说的是那方用‘和氏璧’雕成的金镶玉印？”“是的。”徐亦瑞平静地点了点头。“野史上说，它被元顺帝掳回大漠以后，从此就失踪了嘛。”“不，不！《程济遗稿》上清楚地写着，这方传国玉玺被一位中州侠士历经千难万险从漠北夺回，送到当时匿居在贵州的建文帝手中。但朱允炆此时万念俱灰，再无召集勤王兵马以图复国的大志，反而认为这方玉玺是‘不祥之物’，硬要将它扔下山涧砸碎。幸亏程济手快，抢了过来，才保全了这件国宝。”“后来它的下落呢？”“遗稿中没有明写，但有暗示。程济最后在文稿上记录了朱允炆四句类似偈语的竹枝词，第一句就是‘白云深处隐不祥’。建文帝不是说传国玉玺是‘不祥之物’吗！而在川黔一带，‘深’与‘僧’同一读音，这句竹枝词就可读作‘白云僧处隐不祥’。僧的住处能是什么？庙呗！偏偏与云峰禅寺相距不远的长顺县，又有一座白云山。如果那山上有和尚庙，可不就是‘白云僧处’，正好去找那‘不祥之物’嘛！”我听了觉得有点牵强，但他越讲越来劲：“据说离白云山不远还有一座高峰山，上有高峰寺，庙对面的石壁上镌刻有‘西来面壁’四个大字，传说是建文帝的手笔。‘西’与‘玺’、‘壁’与‘璧’都是谐音，这是不是对传国玉玺下落的又一暗示呢？”这时，我们快要走到他住的那家寒碜的招待所了，徐亦瑞不要我进去，“造反派的勤务员和我住在一起，见我接触生人，总要盘问半天。老伙计，我们就在这里分手吧，为了以后的合作，彼此都要保重。”说完他就转身，我一直目送徐亦瑞那佝偻瘦小的身影消失在黑洞洞的招待所门里。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同学。“文化大革命”过去后的八十年代初期，我曾几次去信探问，都被退回。后来又托贵阳的三妹专程到徐亦瑞工作过的那个县文化馆打探，才确实知道，原来他早就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期间又被反复折磨，终于口喷鲜血而亡。徐亦瑞至死都是无家无室的“光棍”，遗物无人受领。造反派生怕肺痨病传染人，便将他的衣笼帐被、书籍文具和着他的遗体一并推进了焚尸炉，烧得干干净净，未留半点东西。
这个消息使我的心情长期处于愤懑之中，暗自决定要将他转述过的《程济遗稿》整理加工成书，以祭奠这位老同学的在天之灵。但那些年我的工作实在太忙，只得找我在民族大学执教的妹妹况浩林，向她详细转述了《程济遗稿》的内容，希望她能动笔。我妹妹听了也感兴趣，在她讲授民族经济学的同时，挤了几年业余时间，对这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历史渊源、人文风物进行了翔实的搜集梳理，比较鉴别，去粗取精，弃芜存菁，以《程济遗稿》为重要素材，又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容。我们兄妹合作，重新构思并创作出了这部作品——述说中国历史上最费解最传奇的疑案——《假面君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