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部奇史，即本书乃是北京之奇史，书中所写及、道及的种种世相，有些或许耳熟，曾被书写，如八大胡同。（但八大胡同与国会之关联，谁又写得那么翔实明晰可感？）而大多细节很少见诸新文学诸多作家笔下。以我看来，这或是因为新文学作家大部分都是老北京的外来者（除老舍外），文学史上所谓“京派”，也不过是寓居于北京的外地文人而已。他们可以描摹北京的风俗与风景（如卞之琳写“垃圾堆上放风筝”），但对老北京的细节缺乏理解，对老北京的前生今世，更是茫然少知。他们所书写的其实是新北京的新生活，即便是好谈古、好抄书、好风土的周作人也是如此。而穆儒丐这些彼时寄身于报业的文人，或与今日之专栏作家相仿，但不仅仅写“美文”“时评”，还要写新闻、剧评、打油诗、岔曲……简直是样样都干。而且他们本身即是北京土生土长（多是旗人），对老北京社会、文化及生活的变化极其敏感，因而事事皆流露于笔下，而化作彼时老北京的一份极真实又极富情感的见证。以下举本书中所涉及的数个事件为例——
旗人之命运。本书中几乎无处不有。鼎革之后，旗人之遭遇极其悲惨，但亦有分化。书中人物大多是旗人，因此本书亦可称作一部辛亥之后的旗人“变形记”。大多数旗人堕入社会底层，如主人公宁伯雍（亦是穆儒丐之自况，穆后来改姓宁）从郊外进北京城，在万寿山所雇人力车夫，便以满语呼之。彼时之旗人，无生存手段者，男多以人力车夫为业（因此老舍的祥子也以拥有自己的人力车为奋斗目标），女则多堕入娼门。观此段描写，与鲁迅《一件小事》、胡适之人力车夫诗相比，可见差异。鲁迅文、胡适之诗仅止于对人力车夫的崇拜或同情，人力车夫只是劳苦大众的符号，而穆儒丐所写这一场景则涉人力车夫之因果。
书中亦写堕入娼门之旗人妇女，至少有两种：一是桂花，为其母主动送入窑子，成为八大胡同里的红人，被议员包养，因而引发了一场闹剧；二是秀卿，因家贫卖笑，却是奇女子，被主人公引为知己，后因贫病而死。此二种，皆是入娼门之旗人之命运，或者前者更常见一些，后者只是作者之理想人物（亦是才子梦）。
书中亦写旗人之同流合污、飞黄腾达者。如主人公寄身之《大华日报》老板白歆仁，白氏是主人公留日的同学，亦是旗人，回国后应合时势，在国会里当议员，出入于八大胡同，又拥护袁世凯复辟。从书中描写的细节，再对照相关史实，就会发现，其实具有很强的自传性。如主人公宁伯雍即是作者穆儒丐之化身，报馆老板白歆仁亦真是穆氏的留日同学乌泽声的化名，穆儒丐来到北京城谋职，就是栖身于乌泽声担任经理的《国华报》（惜《国华报》今已不存，不然可见更多细节），乌泽声投入进步党（可说是进步党的党鞭），被列入安福系家谱之孙辈。乌氏鼓吹袁世凯当皇帝，时《国华报》新闻常自称“臣记者”，亦是民国报界的一大笑谈。书中，主人公指责老同学背弃往日理想，亦是有据可查。因彼时留日的部分满族学生，曾创办《大同报》，提倡君主立宪，穆儒丐、乌泽声都曾赞襄其事。而这群留学生的领袖，满洲宗室恒钧，此时也在国会为议员，成为国民党人。因此，往昔的这群朋友，满怀天下之大志，在其所属的阶层倾覆后，走上了迥然相异的道路。也可由此见及辛亥之后旗人知识分子的分化。
书中所写白牡丹，亦可一说。因这也是穆儒丐关心的伶史的一部分，但与穆氏写《伶史》、写梅兰芳不同，穆氏写白牡丹，除揭露北京的社会问题外，更多是一段伤心史。这段故事，以主人公发现白牡丹开始，到看戏结识一帮朋友组织白社，捧白牡丹成名（今日仍能见到《国华报》组织童伶竞选，白牡丹选为童伶博士之记载），又帮助白牡丹脱离师傅之束缚，出钱请老师教白牡丹皮黄，如此等等。但白牡丹成名后，即为有钱有势者夺去，他亦对这帮早期白社成员弃之如敝履。查之此段戏界往事，今多不见提起，说起荀慧生（“白牡丹”为其唱梆子时的艺名），亦说起为师傅所困，不能解脱，但多叙述为好友尚小云所救，全然无穆儒丐在内的这批早期白社成员的影踪。但书中所述大体应为真事。去东北之后，穆氏在《盛京时报》写剧评，亦提及捧白牡丹之伤心事。此外，在《戏杂志》的某一期，我偶然发现一段文字，可与书中白牡丹事相印证。那是因《戏杂志》上登载《白牡丹传》，结果有人打抱不平，认为其传少了一段重要内容，所以投了一篇《白牡丹传补遗》，以下摘录兹文片段，可对照之：
……民国二年，友人朱佩弦、秋吟籁、刘弦伯、张梦词辈，组织白社于燕京，以词儿（白牡丹）为社长，骚坛健将，咸属而和之。时人称胜焉。顾尔时之词儿，为秦腔花衫。师事庞姓，性极蛇蝎，常不使之有片刻欢。后虽荷朱秋刘张诸公之垂青，得稍见天日，而每出必以三秃（庞氏子，习丑，蠢如鹿豕。偶与词儿配演《小放牛》，是犹以金盏玉杯盛狗矢也）偕。三秃贪狼，多与之钱，则可减少词儿之磨折，故朱秋刘张诸公，皆不惜以阿堵物为词儿谋幸福也。学戏时代之困苦，大率类是。个中黑幕，实有不忍言之者矣。嗣词儿病嗓，哑不成声，皮相者顿现其炎冷之态，独朱秋刘张诸公之怜惜不稍替，乃商之庞氏。（时词儿未出师，伶界惯例，未出师前，有所举动，未得师氏允许，不可。）而为词儿谋重振之方，易二黄之辙。庞氏至此，不得不允其求。乃由朱秋刘张诸公，鸠资延聘陈桐云，不数年而艺大进，小嗓亦颖脱而出。此盖彼苍之有造于词儿也。然苟不遇朱秋刘张诸公，则词儿之为词儿，未可知矣。
这一段叙述，和书中几乎一般无二，只不过穆氏用了化名。这也可足证穆氏写白牡丹成名史之亲历性与细节之真实。但是，此文只是说了故事的开始（美好之佳话），却没有道出故事的结局（丑恶之现实）。后来的捧白牡丹者里，为何不见“朱秋刘张诸公”的身影？答案即是在穆氏此书里了。
本书之细节，大多可玩味，也可与其时之新闻相对照。我在读《顺天时报》《群强报》时，曾对其社会新闻及剧评等栏颇为留意，也时加记录。读穆氏此书也往往有此感。如书中，主人公进城见西四牌楼被烧，此即1912年正月十二日之时，据云袁世凯为阻止国民党代表将政府南迁之议，而纵兵掳掠之事。此外，穆氏还写及万松野人，万松野人正是创办《大公报》的英敛之，亦是旗人，在香山创办慈幼院。北京现正提倡“三山五园”文化，而读穆氏此书，便可知“三山五园”在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衰落了。而山川人物的衰败，不仅仅是旗人以及其所居住的北京城的命运，亦是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结束。
书中主人公甫进1912年之北京城，便见兵火之象，此后以记者之业，遂见及北京城中的芸芸众生，遭遇形形色色之社会怪状，除以上所述种种外，尚有和尚乔装娶妻，有画秘戏图的无赖成为教育杂志编辑，有监狱式的孤儿院，有种种没落之旗人家庭……
虽然穆氏所写，乃是如此之北京奇观，但又不能仅仅以奇观文学视之。也即，并非是鲁迅所谓之“黑幕小说”。换言之，穆氏写的是世相（社会小说），但探寻的依然是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之寄托：这个社会为何会堕落，而且还将堕落下去？理想的社会到底在哪里？
乙未七夕次夕于燕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