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元年三月，在由西山向青龙桥的道上，有一个青年，骑着一头驴，年纪约有二十八九岁，他在驴背上，态度至为闲雅，不住地向北山看那仲春的景色。在他所骑的驴前面，另有一头驴，驮着他的行李。驴后面跟着两个村童，手内替他提着小皮包，一边叱着驴，一边还玩耍。青年也不管他们，只顾看他的山景。
这时约有午前十点余点，前两天的春雨，把道路洒得十分洁润，一点尘土也扬不起。那山上草木，被雨沾润，都发了向荣的精神，一阵阵放来清香，使人加倍地爽快。那道路两旁的田间，麦苗已然长起来了，碧生生的一望无边，好似铺了极大的绿色地衣，把田地都掩盖住。驴子所经过的地方，时时有成双成对的喜鹊，由麦田里飞起来，鸣噪不已地飞到别的田地里去。赶驴的小童，见了这些喜鹊飞鸣，便由路上拾起石子，追击它们为戏。
那山麓间的农村，也有用秫秸围作墙院的，也有用天然石筑成短垣的，院子里面都栽着小枣、山桃、苦杏等树。那桃、杏树已然开了花，红白相间，笼罩着他们的茅屋，衬着展然欲笑的春山，便是王石谷所画的《杏林归牧图》，也无此风致。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着，且叙叙他的家世。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这西山麓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教育，陶铸的品行学问，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因为公家有考送留学生之举，他却考中，便送到东洋学了几年法政。如今他才卒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便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便在山林里，奉着他的父母隐居起来。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这时他的父母，见他已然老大不小，便把头五六年给他定的媳妇娶了过来。且喜这位娘子，倒也贤慧，能够体贴丈夫意思，上事翁姑，下和兄弟，家庭之间，总算幸福不浅。这时有近畿一旅军队，营长等中上级的军官，都和伯雍有乡谊，而且还有许多同学的，知他在家赋闲，便聘他来掌书记。
伯雍因为在家白闲着，终归是闲不起，没法子只得受了人家聘书。好在做幕的勾当，名义上还清高一点。当下禀明父母，择个日子，到军营里给人家做书记去了。他以为这些军官，除了同乡就是同学，自然容易处的。谁知这些老爷大人们，在军营里染了满身骄傲脾气，动不动以阶级压人。伯雍初到营时，多少还受点礼遇，过了二十天一个月的，也就不拿伯雍当事。有时大家一起闲谈，还指桑说槐的，把书呆子贬得一文不值。他们说念书好一点的，总要带一贴酸狂样子，看不起人，照伯雍这样纯厚端庄的，也太少了。可是如今看不起人的穷酸，要想当个司书生，都没人要。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如今倒大马长刀，当了营长、团长，还有当旅长的，这不上天睁开眼睛，无形中惩治他们一下子吗？说到这里，许多老爷大人总要哈哈大笑，并且有的说：“这些穷酸也不能办什么大事！他们的材料，自能当个司书生，不致饿死，也够他们享受的了！”
伯雍听了这些话，自然有些不愿意。虽然目下念书的不值钱，也不应当这样作践。何况当初都是村学房圣人龛下一同长起来的，便是如今所业不同，有幸不幸之分，也不可因为自己地位一时比人家强，便这样肆口奚落，未免使人太难堪了。从此伯雍不愿在军营里做那会使笔的奴隶。有一天，他给营长留下一张辞呈，卷了铺盖，竟自回家去了。次日营长回营，知道伯雍已然辞了差使，还打发副官到伯雍家里挽留一次。伯雍婉言谢绝说：“贱质不惯于军营生活，诸君抬爱，异日再补报吧！”副官无法，回复营长另聘高明去了。
这是还没改民国那一两个月内的事。转过年来，便是民国元年，伯雍依然在家赋闲。假如他有相当的不动产，丁此大革特革时代，他一定不会出来的。在山里头侍奉父母，闭户读书，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山农，也就够了。无奈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不能不另谋生计，长此家居，终非了局。可巧这时有同窗友人，在前门外开了一家报馆，定名《大华日报》。两个经理，正经理白歆仁，副经理常守文，都是新被选的众院议员，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进步党，当初他们都是很有志气的青年，如今荣膺民国代表，在议会里很占一部分势力，由党部支了一笔补助费，开张了这家报馆。伯雍听说他们的报销路还不坏，打算在他们报馆里卖文为生，或者充任一员编辑亦可。于是他给歆仁去了一封信，说明所以。歆仁素日很知道伯雍的笔墨有两下子，假如得他来帮忙，于报纸声价不无小补。而且伯雍为人狷介，最不爱提钱字，较比他人，容易打发，一举两得，有何不可？何况他来求我，我没去邀他，日后的薪金大小，他不能与我争执了。主意拿定，便给伯雍去了一封信说：“你命令我的事，已然和同人说好了，请你赶快到馆，襄助一切。”伯雍见字，收拾进城。前面所述，正是他雇了驴子，进城上报馆的那一天。
伯雍一边催促着驴，一边看那山村景色，不知不觉，已然到了万寿山。他由驴上下来，付了驴钱，招呼了一辆车，言明雇到新街口，二十五枚铜元。到了新街口，他多给拉车的五枚，说：“我多着一件行李，这五枚给你打酒喝吧！”拉车的道声谢，接了钱，用条破手巾，不住擦他脸上的汗。伯雍在一旁看着，老大不忍，暗道：“小二十里路，给他三十铜子，还很高兴。可见出汗赚钱，过于不易了。”这时伯雍方要再呼一车，到宣武门外去。那拉车的见伯雍还要出城，又知他肯多花钱，便说：“先生！不必另雇车了，我送你去就完了。”伯雍说：“你已然出了一身汗，跑了二十来里路，再到南城恐怕你的力气来不及。”这时那车夫已然把汗擦干，喘息定了，连说：“行行！三四十里算什么，我就怕不挣钱！道路多跑，倒不在乎。先生，你上车吧！”伯雍说：“你既然愿意去，我仍坐你车去吧，省得费事。”当下告诉他什么地名。伯雍方要上车，这时在街心上，早拥来许多辆车，一个个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先生别坐他的车了，他已然跑不动了。”这个拉车的见大众车夫抢他买卖，便大声说道：“谁跑不动！有敢跟我赛赛的么？”还是伯雍排解了几句，别的拉车的才散了。当下上了车，那车夫拉起来便跑。伯雍说：“你倒不必快跑，我最不喜欢拉车的赌气赛跑，你只管自由着走便了。”车夫见说，果然把脚步放慢了些。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当初在善扑营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你认识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岁，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做。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儿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觍着脸活着呢。”这时德三已然把脚步放快，他们二人已无暇谈话。伯雍抬头看时，已然到了西四牌楼。只见当街牌楼，焦炭一般，兀自倒在地下，两面铺户，烧了不少，至今还没修复起来。这正是正月十二那天，三镇兵士焚掠北京的遗迹。
伯雍看了这些烧残的废址，他很害怕地起了一种感想：“这北京城自从明末甲申那年，遭了流贼李自成一个特别的蹂躏，三百来年，还没见有照李自成那样悍匪，把北京打破了，坐几天老子皇帝。便是洪杨那样厉害，也没打入北京。不过狡猾的外洋鬼子，乘着中国有内乱，把北京打破了两次，未久也就复原了。北京究竟还是北京。如今却不然了，烧北京打北京的，也不是流贼，也不是外寇，他们却比流贼外寇还厉害！那就是中国的陆军，当过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如今推倒清室，忝为民国元首，项城袁世凯的亲兵。项城先生是北洋派的领袖，国家陆军多半与他有关系。如今他的兵，在他脚底下，居然敢大肆焚掠，流贼一般的饱载而去。此例一开，北京还有个幸免吗？哎呀！目下不过是民国元年，大概二年上就好了，二年不好再等三年，三年不好，再等四年。四年不好，再等五年。五年不好，再等六年。六年不好，再等七年、八年、九年……若仍见不出一个新兴国家样子，那也就算完了。”伯雍一边感想着，一边替未来的北京发愁。他总想北京的运命，一天不如一天。他终疑北京是个祸患的症结，未来惨象比眼前的烧迹废址，还要害怕得多。他终以北京是不可居的，还是在西山寻个无人所在，韬晦起来，较着平安。但是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都得现抓。为饥所驱，遂把伯雍一个志行高洁、有意山林的青年，仿佛用鞭子赶到猪圈里去。他明知道一入北京，人也得坏，身子也得坏，耳目所接，一定不如涧边清风、山间明月，但是无论怎样与志相违，终是不能不到北京城里去，他的境遇也就很可怜了。
伯雍在车上不住感想，车夫德三在马路上不住飞跑。少时已出了宣武门，进了西茶仓胡同，伯雍才把他的思潮打住。又走了半里多路，进了一条僻巷，早见一个如意门，两边青灰墙上，写着老大白字：大华日报社。伯雍教车站住，下了车，教车夫把行李搬到门洞内，然后递给德三一张五吊钱的票儿，德三千恩万谢去了。伯雍来到门房，只见有三四名馆役，正在炕上躺着睡觉。伯雍叫了几声“借光”，才有一个由炕上爬起来，蒙眬着眼睛，懒恹恹地问伯雍说：“你是做什么的？”伯雍当时取出一张名片说：“烦劳通禀白先生一声，就说鄙人求见。”那馆役此时仍是懒洋洋的，仿佛再睡一会儿才好呢，所以他很愿意来客赶紧就去了，他好再睡。只听他打着呵欠说道：“你要见总理么？总理没在报馆。”说罢似仍然要去睡觉。伯雍见这馆役的神气，待理不理的，知他为睡魔所困，想是昨夜不曾睡觉，也不嗔怪于他，只得把自己来历说了一番，并不是寻常拜访，特来到社做编辑的。那馆役见说，少微把精神一振，说：“你先生在此等一等，我去回一回账房的经理。”当下他拿了伯雍的名片进去了。不多时出来，和伯雍说：“请进去吧。”伯雍随他进去，走入一个木板屏门里面，却是坐西五间正房，南北各有两间厢房，院子没有一把掌大，被四面房屋欺得连太阳光也得不着。馆役把伯雍让到南厢房里，里面也有几件木器，最重要的是一个铁柜，证明此处是报社的“财政部”。随墙放着一张木床，上面放着烟具。早有一个极瘦的人，由床上站起来，向伯雍一拱手，做出笑脸来说：“伯雍先生请坐请坐，我常听我们总理提你先生，兄弟很是久仰的，头几天总理跟我们说，已然把你先生约来帮忙。好极了！活该我们的报纸应该发达！”这时伯雍一边还礼，一边问那瘦人说：“阁下贵姓？”那人说：“贱姓吕，草字子仙。”伯雍说：“久仰久仰。”于是二人就木床上对面坐下，彼此周旋几句。吕子仙烟瘾未足，仍旧躺下吸烟。吸了两口，问伯雍说：“伯雍兄于此怎么样？”伯雍说：“倒是喜爱，还没尝试过。”子仙说：“不吃甚好。兄弟一生事业，便为这东西给耽误了。假若我不吃烟，内阁总理也敢去做。”伯雍说：“现在阔人，谁不吃烟？皆因吃烟才能做总理。照我们不吃烟的，也无非给人家卖卖胳膊。自目下看起来，究竟是没出息的人，吃大烟才能表示有做阔事的资格。”吕子仙见说，不禁大笑说：“伯雍你这样一个人，还会说笑话。如此看来，我这烟倒得足吸一气。”他又连吸了五六口，精神比从前大了些儿。伯雍细看他时，虽然瘦得不成样儿，眼睛里却含着机警的神气。歆仁既然用他当账房经理，想必是歆仁的心腹，可以无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