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从来没有迟到过。每天傍晚，那个德国兵带着他的那支旧毛瑟枪、皮套已经磨得发毛的望远镜和装了晚饭的饭盒一到，梅昂默尔田村子里的居民就知道已是六点钟了。他走过村里的鹅卵石铺的广场时，十二世纪盖的那座小小的圣母升天教堂的罗马式钟楼就分毫不差地开始响起晚祷的钟声。那座小教堂高踞在巴黎东北三十七英里处乌尔克河畔的一个小山脊上，俯瞰着梅昂默尔田村的灰瓦屋顶。
这个德国兵是个头发花白的空军中士，总是迎着清脆的钟声走来。他在教堂门前摘下军便帽后走了进去，用缓慢的步子爬上狭窄的螺旋形楼梯，到了钟楼顶上。那里有一张桌子，一只煤气炉，一张从下面教堂那里征用来的椅子。桌子上整齐地铺着一张德军总参谋部军用地图，还有一本笔记簿，一本日历，一台灰绿色军用电话。圣母升天教堂的钟楼是德国空军的一个瞭望哨。
那个德国兵在这里用望远镜可以把这一带整个地区收入眼底。从南面莫城的大教堂尖顶到北面拉费尔特米隆堡的中世纪石墙，他极目望去，纵横十三英里，眼光扫过了马恩河弯弯的河道，乌尔克河畔利赛镇的陶砖墙头，最后回到了在他眼皮底下蜿蜒而去的乌尔克河白杨参天的河岸。
再过几小时，夜幕就会降落在这位中士的望远镜下一览无余的宁静景色上。那时他就要搜索天际，窥看周围的黑影，又一次开始他的夜间值勤，这已是诺曼底登陆以来的第五十八次了。等到东方发白，他就会提起军用电话，向设在苏瓦松的德国空军分部报告。自从十二天前上次月圆以来，中士的报告总是一成不变的同一句话：“本区没有情况。”
这个德国兵知道，盟军总是在满月时的月明之夜向法国抵抗运动进行降落伞空投的。他桌子上的日历告诉他，要再过十六个夜晚，到八月十八日晚上，月亮才会再圆。
这个德国兵心中很有把握，那天晚上，在交托给他看守的法国占领区这块小小的地方，是不会发生什么事情的。因此在一九四四年八月二日这天晚上，这个中士觉得他完全可以趴在他面前摇晃不稳的桌子上放心地打个盹。可是他错了。
就在他睡着的时候，两英里外一片堆着一捆捆麦秸的潮湿的田野里，有两男一女散开来，布成了三角形的阵势，那是抵抗运动空投区的标志。他们的手中都握着手电筒，玻璃罩外面装了用马口铁皮打的套子。这种装套子的手电筒发出的是一道细细的光柱，只有从天空中朝下看才能看到。这三个人在等待着。午夜刚过不久，他们就听到了他们所等待的声音。那是一架哈里法克斯轰炸机把发动机降低马力后轻轻地飞过乌尔克河谷时发出的低低的嗡嗡声。他们打开了手电筒。
上面那架飞机的驾驶员低头观察着下面灯火管制下的漆黑河谷，一眼就看到了他们的手电筒的三角形闪光。他按了一下面前的控制盘上的一个按钮，飞机机舱里有一盏灯由红变绿。这时有一个人扶住飞机上打开的舱门，纵身一跃，跳入夜色之中。
阿兰·佩帕扎是个年轻的医学生，他轻轻地飘落在法国故土上时，可以感觉到身上捆着的藏钱的腰包，里面有五百万法郎。不过，他在这八月之夜纵身跳下来，并不是为了送这笔巨款。
阿兰·佩帕扎的左脚鞋子后跟里嵌着一块薄如蝉翼的绸子，上面印有十八列密码数字。他在伦敦的上级认为上面的信息十分重要，十万火急，因此不惜违反他们的一切规定，派阿兰·佩帕扎冒险在这无月的黑夜跳伞投递。
佩帕扎并不知道他投递的是什么信息。他只知道要尽快把它送到潜伏在法国的英国谍报机构一个代号叫“阿米可翡翠”的头子那里。他的总部设在巴黎。
到佩帕扎掸掉他夜里躲在麦秸堆里沾在身上的麦屑时，已是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了。要到巴黎去，这个年轻的医学生选了可供他采取的最快途径。他决定搭过路便车。
在法国三号公路上，第一辆驶过他身旁的卡车停了下来。这是德国空军的卡车。四个头戴钢盔的德国兵扶着敞篷卡车的木栏杆，面无表情地望着下面的他。
佩帕扎看到卡车驾驶室的门打了开来。司机示意叫他过去。就在这一刹那间，佩帕扎感到他藏钱的腰包仿佛重如千斤。那个德国兵仔细看他一眼。“Nach Paris？[1]他问。佩帕扎点一点头，然后感觉麻木地爬上了司机身旁的发热的座位。德国兵换了挡，于是这个年轻特工带着给法国境内英国谍报头子的密信，坐在德国空军的卡车车厢里，看着通往巴黎的公路开始向他身后滑去。
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九个修女跪在她们教堂清凉的阴影里，正在诵念她们这一天第三遍诵念的祈祷文，这时有三长一短的门铃声刺破了修道院的寂静。她们之中有两个修女马上站起来，划了为自己祝福的十字，走开去。对院长妹妹简恩修女和她的助手简恩-玛丽·维阿内修女来说，拉圣特路一二七号修道院古老的门铃三长一短的铃声意味着“有要客来访”。
德国秘密警察四年来一直在竭力搜寻藏匿在这个修道院里的那个人。就在这里，在院内一块空地和圣安妮疯人院高高的石墙交接处，有一所表面粗糙不平的旧房子，在这房子的起居室后面，就是法国占领区英国谍报头子“阿米可翡翠”的总部。在这些古老的石墙和几个修女镇定自若的勇气的保护下，他的总部一次又一次逃过了德国秘密警察的严密搜查。[2]
简恩修女打开修道院厚重的橡木大门上的窥视孔，看到外面有一张年轻人的脸。
“我叫阿兰，”他说，“我有一封信要送给上校。”
简恩修女拉开门栓，跨到门外台阶上，看清楚这个年轻人后面没有人尾随。她就点头让他进来。
在起居室里，在那个创建我主受难修道院的不知名的拉撒路派教士脸色严峻的肖像下面，阿兰·佩帕扎脱下了左脚上的鞋子。他用简恩修女递给他的一把刀子撬开后跟，掏出他冒了生命危险带来的那块绸子。他把它交给坐在他旁边小沙发上那个有一双蓝色眼睛、头发已经开始谢顶的体格魁梧的高大汉子。
代号为“阿米可翡翠”的克劳德·奥立维亚上校看了一眼印在上面的黑色字母，就叫简恩修女去把他用来破译的密码字格拿来。这是印在用一种可以消化的纺织物做的极薄的手绢上的，一有危险，吞入口中，嚼碎即化。简恩修女把它藏在小教堂里好人贼[3]神龛的祭坛石下。
奥立维亚上校把密码字格扣在佩帕扎带来的密码信上。这样给他破译出来的信息是，盟军统帅部决定要“绕过巴黎，尽可能推迟解放巴黎”。它并说，这个计划不容改变。落款“将军”，这是谍报处长的代号，只有极其重要的信息才签此名。
上校抬头看佩帕扎。
“我的天！”他说，“这可糟了！”
二
对“阿米可翡翠”修道院围墙外面的这座城市来说，这个炎热的八月上午是被德军占领后的第一千五百零三天。
十二点钟刚刚敲响，二等兵弗里茨·戈特却尔克就像他在过去四年中每天做的一样，和他的第一保安团的二百四十九名弟兄一起，开始他们每天沿香榭丽舍大道开到协和广场去的列队行进。走在他们前面的一支铜管乐队吹奏起“普鲁士光荣”的刺耳音调。很少有巴黎人站在这条气象宏伟的大街的人行道上观赏二等兵戈特却尔克的表演。他们早就学会了怎样躲开这种令人羞辱的场面。
这种趾高气扬的列队行进不过是法国首都从一九四○年六月十五日以来不得不忍气吞声地蒙受的许多羞辱之一而已。从那一天起，法国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国旗在巴黎公开陈列的唯一地方是在空气污浊发霉的荣军院博物馆里，而且还是锁在玻璃柜里的。
纳粹德国的黑白红卍字旗则在巴黎市的象征——埃菲尔铁塔顶上飘扬。被巴黎的征服者所征用的成百上千所旅馆、公共建筑、公寓大楼的顶上，都飘扬着这面令人感到压抑的旗帜，那是四年来钳制着这座世界上最美丽城市的精神的那个政权的象征。
沿着里沃利路上优雅的拱廊，在协和广场四周，在卢森堡宫、国民议会、外交部的前面，德国武装部队的漆成黑白红三色的岗哨挡住了巴黎人，不让他们在自己的城市的人行道上行走。
在福煦大道七十四号和索色埃街九号门前，在其他一些标志不这么明显但同样著名的建筑物门前，站岗的是德国武装部队之外的部队。他们的军服领口上有党卫军的双条银色闪电。他们守卫着秘密警察的办公楼。他们的邻居晚上总是睡不好，因为从这些建筑物里几乎每天夜里都会传出惨叫声来，要听而不闻，常常是很难做到的。
德国人甚至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把全市近二百座最漂亮的铜像都拆卸下来，运到德国去熔化，制造炮弹的弹壳。
工兵劳役队里的建筑师用他们自己的纪念碑来取代这些铜像，也许从美学的观点来看要差一些，但却要威风得多。几乎有一百多个混凝土地堡深深地嵌入了巴黎的人行道上。它们矮墩墩的样子分布在全市各处的地面上，仿佛青春痘一般。
歌剧院广场和平餐馆门外的藤椅前面，仿佛长了豆秸一样，竖立起一块块用白色木牌做的路标。黑字箭头为德军司机指示通往像DER MILIT RBEFEHLSHABER IN FRANKREICH，GENERAL DER LUFTWAFFE，
HAUPTVERKEHRS DIREKTION PARIS[4]这样的非法国式的目的地。在那年夏天又增添了一个新路标，上面的字样让路过的巴黎人看到高兴。那是ZUR NOR-MANDIE FRONT[5]。
巴黎宽阔的林荫道从来没有这么空荡荡过。没有公共汽车。出租汽车早在一九四○年就绝迹了。少数运气好的（或者说没有骨气的）司机弄到一张德国牌照，把汽车改装，在车身后面绑上一个小锅炉，用木柴当燃料来发动。
公路上则是自行车和马的天下。自行车甚至代替了出租车。有些出租汽车司机索性把汽车改装成马车，自己成了拉车的马。他们把汽车锯成前后两节，只保留后面的一半架在两只车轮上，然后在前面套上一辆自行车，自己蹬在上面拉着跑。若需加急服务，还有四个司机在前面蹬车拉的。最快的是由曾经参加过环法自行车赛的一批宿将蹬的车。这种人力出租车的车厢后背都漆有一个名字。最流行的是LES TEMPS MODERNES[6]。
每周工作日里，地铁从上午十一点关到下午三点，周末全日关闭。入夜以后，从十一点起关闭。宵禁从十二点开始。德国人逮到在宵禁后还逗留在街上的巴黎人，便把他带到宪兵队去，让他整宿为他们擦皮靴。如果那天晚上正好有德国兵被抵抗运动战士打死，他为了错过地铁末班车回家要付的代价就要高得多，那就是被行刑队处决。德国人喜欢从违犯宵禁的人中挑选他们作报复性处决的对象。
每周有三天，巴黎的街头餐馆不供应酒。代替供应的是一种难喝的人造咖啡，名叫“国民咖啡”，那是用橡子和一种豌豆磨成的。
巴黎是座几乎没有煤气和电力供应的城市。巴黎的家庭主妇学会在用十加仑装的油桶焊接在一起的炉子上做饭，用的燃料是把旧报纸捏成纸团，然后泼上水——这样耐烧一些。有一家百货公司做广告说，六页报纸可以在十二分钟之内烧开一公升的水。
尤其是，巴黎是座饥饿的城市。它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农村，每天早晨都有公鸡把它叫醒。它们到处啼晨，在后院里，屋顶上，阁楼和空房里，甚至放扫帚的壁柜里——总而言之，凡是几百万挨饿的市民能够找到可以养鸡的寸尺之地，都能听到它们在啼晨。每天早晨都有小孩子和老妇人偷偷地到公园里割几把青草回来，喂他们养在洗澡缸里的兔子。
在那一年八月，巴黎人凭配给票可以买到两只鸡蛋，三盎司食用油，二盎司人造黄油。肉的配给量实在太少，大家都说笑，可以用地铁车票把它包起来，只要那张车票还没有用过。因为据那笑话说，如果车票已经用过，那么肉就要从收票员在车票上戳的洞中漏掉了。大多数巴黎人食谱中的主食是他们原来用来喂牲口的一种胡萝卜。
对那些有钱人来说，有的是黑市。在黑市里，四个人吃一顿饭要花六千二百五十法郎，而那年夏天一个女秘书的一月工资是两千五百法郎。鸡蛋四十美分一个，黄油十美金一磅。对没有钱的人来说，要把配给卡多维持几天，唯一的办法是骑自行车蹬上二三十甚至四十英里，到乡下去找个有一只鸡或一把蔬菜出售的农民。
维希政府的招贴贴在满街的墙上，号召法国工人“同德国兄弟团结起来”，或者参加“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军团”。法奸报纸如《小巴黎人报》、《巴黎晚报》、《我无处不在》周刊的头版都声称，“到德国去做工不是强制押送”，并且从柏林发回消息来说，“德国参谋总部从来没有这样对前途充满信心”。但是，在报纸内页却登着“马车长途托运家具”的含蓄广告。
不过，据伊里奥特·保尔的回忆，巴黎还是保持了它“轻松愉快”的心境。巴黎的美女似乎比以前更加美丽了。四年的些微配给和每天的骑车锻炼，使她们身躯矫捷，双腿修长。那年夏天，她们时兴把头发包在头巾中，或者塞在饰花的宽边草帽中，仿佛直接从雷诺阿的油画中走出来的一样。
七月间，时装设计家玛黛琳·德劳什、吕西安·莱朗和杰克·法恩发布了“军人式”的流行款式。它的特点是肩膀宽、腰带宽、裙子短——这是为了节约用料。法国衣料短缺。有些料子是用木头纤维做的。巴黎人开玩笑说，这种衣料淋了雨，白蚂蚁就都爬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