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巴黎人穿着木跟皮鞋在街上走，“格格”声不断。他们学会万一过了宵禁时间就脱了鞋子，光着脚回家。那样巡逻的德国兵就只听见自己的皮靴铁掌的击地声了。
那年八月，巴黎人都待在家中。战争使得大家都无法按惯常那样到乡间去度假。学校照常开学。成千上万的人在塞纳河的河滨道上晒日光浴。那年夏天，这条泥浆污浊的河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游泳池。
对法奸和他们的德国主子来说，对黑市中的“暴发户”来说，马克西姆餐馆、丽都饭店和少数如“天方夜谭”和“苏姗索立多”那样的夜总会，仍有香槟酒和鱼子酱。那个星期，有个交好运的法国人的174184号彩票中了第二十八次全国彩票的摸奖，得了六百万法郎（约相当于三万四千三百美元），这笔数目比阿兰·佩帕扎放在不舒服的腰包中带到巴黎来的钱还多。
星期六、星期日、星期一，在朗香和奥特伊，赛马季节照常不误。马匹瘦小，但看台拥挤。卢那公园可以说是巴黎的康尼岛[7]，从那边传来的信息倒令人宽慰：“不要为错过度假良机而感到难过。骑上你的自行车，蹬它九十九下，你在这里就能找到新鲜空气和灿烂阳光。”
伊夫·蒙当和伊迪丝·比亚芙在红磨坊夜总会搭档演唱。塞尔日·里法尔评论芭蕾演出季时，称赞了两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舞蹈演员，一个叫兹兹·让梅埃，一个叫罗兰·佩蒂特。
电影院靠脚蹬自行车轮子发电，维持放映机照常工作。规模相当于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的高蒙电影宫曾经计算过，靠四个人在自行车上按每小时十三英里的速度蹬六个小时所发的电，可以放映两场电影。在电影院外面，有“空地可以免费存放自行车三百辆”的广告。
剧场三点钟开门，天黑收场，场场客满。分布在全市各处漆成绿色的圆形广告柱上，贴的剧目广告有二十多个。老哥伦比亚剧场在演出让-保尔·萨特的《没有出路》。离剧场不远几个街区外，它的作者匿身在一间顶楼里为抵抗运动写宣传品和传单。
不过最重要的事是，一九四四年那个令人难忘的夏季里，每个晚上在有微弱电流供应的短短半小时里，只有一个神圣的活动把巴黎人都拴在他们的家里：他们的耳朵都贴在收音机上，整个城市鸦雀无声，在德国人的干扰杂音中偷听被禁止收听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的那个晚上，在巴黎绚烂无比的落日余晖中，这个城市的居民将第一次获知那桩不久就会成为他们自己的噩梦的事件。
那天晚上，华沙烧成了一片火海。就在它的俄国解放者在它的大门口只需稍进一步就可攻达的地方裹足不前的时候，德国守军残酷地镇压了抵抗运动一次过早的起义。镇压结束，波兰人牺牲了二十万，华沙变成了一片发黑的废墟。
随便哪个巴黎人那天晚上往窗外看，就可以看到战争中的一大奇迹——巴黎仍完好无损。圣母院、卢浮宫、圣心教堂、凯旋门，所有这些举世无双的伟大建筑物曾经使这个城市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而在这场历史上最具有破坏性的战争中，五年来却没有受到丝毫损伤。如今，巴黎的解放时刻终于快要来到了。在这八月的晚上把华沙化为一片瓦砾的命运，也就是巴黎到现在为止像奇迹一样逃脱的命运，很快就将笼罩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头上。
因为巴黎是整个法国围着转的轴心。法国的所有主要道路、铁路、运河都汇集到巴黎。它是统治法国的心脏。它的三百五十万市民所关心的，还有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所关心的，可能只是它为人类文明所保管的宝藏的安全。但是对那天晚上与它相隔几千英里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巴黎如今成了一种别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巴黎成了一个争夺的目标。
三
对肩负解放巴黎重任的美国人来说，巴黎一直是个令人进退维谷的难题。从诺曼底的格朗维尔海滩往内陆深入两英里的地方，有一个指挥部的车队隐藏在雨水浇透的树丛中，就在那里，艾森豪威尔将军终于做出了他很不情愿做出的决定，也许这是诺曼底登陆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他要尽可能推迟巴黎的解放。他要把这个城市包围了以后再绕过它。这位盟军最高统帅估计，在将近两个月之内，巴黎不会解放，最早也要到九月中旬。
这个决定可不是艾森豪威尔随便做出的。他像别人一样清楚，巴黎的解放对法国人，对他自己的军队，甚至对全世界会产生怎样深远的感情影响。他充分意识到巴黎人民和自由法国的傲慢自大的领袖戴高乐将军急不可耐的情绪。但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放在他桌子上长达二十四页的油印文件中提出的精确军事分析比起巴黎这个神奇的名字来，分量要重得多。这份文件的蓝色牛皮纸夹上印有“绝密——后海神作战计划第二部分——越过塞纳河和攻克巴黎”的字样。它是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三人计划委员会送来的，其中提出的建议供他在做出战略决策时参考。
艾森豪威尔深信，“德国人会为巴黎决一死战”。在他看来，“一切战略和地理因素都有此要求”。他桌子上的三人计划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证实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要避开这场决战。
这个文件警告，如果德军以重兵坚守巴黎，要逐出他们就需要进行“像斯大林格勒那样的长期激烈的巷战”，这样的战斗可能最后造成“法国首都的毁灭”。
艾森豪威尔不能允许巴黎发生这种情况。而且，他不想让他如今横扫法国本土的兵力陷入消耗极大的城市争夺战。
除此以外，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还有一个压倒一切的理由让他做出现在的这个决策。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份文件一语道出了天机。
它说：“如果太早攻占，巴黎会对我维持部队进行作战的能力造成严重限制。”
而且，这份文件又警告说：“巴黎的攻占将需要承担民政责任，这一义务相当于要维持八个作战师。”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无异是说，巴黎的攻占意味着他在法国已经登陆的三十七个师中，几乎有四分之一的部队的油源要被耗竭掉。这是他所不愿承担的风险。那年夏季，对他来说，汽油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他后来说：“我每放弃一加仑汽油，就吃亏一次。”巴黎会使他耗费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
这种耗费不是花在攻克巴黎上，而是花在把它解放以后要供应它的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上。盟军总部这一研究报告说：“光是巴黎的粮食和医药需要，在头两个月就是七万五千吨，外加每天可能需要一千五百吨的煤供公用事业的消耗。”由于只有瑟堡和一些登陆滩头做港口，而法国的铁路又成了烂摊子，每一吨物资都需要从诺曼底用卡车运输，来回一次就是四百一十六英里。因此计划人员的建议是“尽量长期地”避免这一义务，也就是避免解放巴黎。
作为代替，他们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这需要从南北两个方向对巴黎作钳形包围，这样也能使盟军直捣德军设在法国北部的V-1和V-2火箭发射场，他们认为后一任务十分紧急，“值得一冒超过正常风险以上的风险”。
按照这一计划，蒙高马利将军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将出击瓦兹河和海滨之间的上塞纳河，打开勒阿佛尔港，进迫加来海峡的V形火箭发射场。然后，在巴黎以北八十二英里的亚眠用两个兵团[8]的兵力作迂回行动，在东面突破。同时，在巴黎以南，美国第十二集团军在默伦越过塞纳河，推进到巴黎东北九十八英里处的兰斯，然后向西迂回，与从亚眠出击的英军会合。两支部队会师以后，巴黎就牢牢地落入一个大囊之中。这个计划实施的日期定在九月十五日到十月一日之间。
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一计划有三大优点。它避免了在巴黎打一场破坏性极大的巷战；它把他的军队推进到他们最能发挥作用的坦克地带；而尤其是，它可以为他超越一切的目标——在冬季来临之前突破齐格菲防线和在莱茵河上建立桥头堡——节约宝贵的汽油。
只有一件事可能打乱这一计划：像巴黎发生起义这样无法预料的事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艾森豪威尔可以感到放心。他已向法国国内部队[9]首脑皮埃尔·约瑟夫·柯尼希将军发出“坚定指示”，在他发出命令之前，“巴黎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得发生任何武装行动”。他告诉柯尼希将军，“不能让巴黎发生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这一点是绝对必要的。
对于急不可耐的巴黎人来说，这样的决定是无法忍受的。但是，他告诉他杰出的副手瓦尔特·皮台尔·史密斯将军，如果他们能够“再忍受德国人一段时间，他们的牺牲可能会帮助我们缩短战争”。
为了确保他们这么做，英国谍报处派了阿兰·佩帕扎在一个无月之夜跳伞空降到法国。
四
这时有一个忧郁的法国人在阿尔及尔炎热的夏季气候中不耐烦地等待着。对他来说，巴黎是他的国家的命运不久将随之而转的关键，也是这个孤独的人自己的命运随之而转的关键。因为夏尔·戴高乐比他周围的人更加明白，他于一九四○年六月十八日从伦敦向他的战败的国人发出的那个号召是一场大胆的赌博，而巴黎是决定这场赌博输赢的地方。[10]戴高乐深信，今后几个星期内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将决定由谁来控制战后法国。戴高乐将军坚定地决心要由他来控制。
戴高乐相信，有两派的人阴谋不让他得到控制权：一派是他政治上的敌人法国共产党，另一派是他军事上的盟友美国人。
美戴关系在一九四○年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以后一直在走下坡路。美国的承认维希政府、同达尔朗的交易、美军在北非登陆以后才告知戴高乐[11]戴高乐同罗斯福之间的个人厌嫌——所有这一切都造成法美之间互不信任和猜疑，影响一九四四年夏季两国之间的关系。
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比罗斯福拒绝承认他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为法国临时政府更能激怒戴高乐了。他认为这是美国拒绝承认他对法国的领导地位。[12]
罗斯福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在致乔治·马歇尔将军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写道：“只要我们能做到不用武力把戴高乐作为法国政府强加在法国人民头上，我们应该充分利用戴高乐可能拥有的对我们军事努力有利的任何组织或影响。”他警告艾森豪威尔、盟军总部：“可以与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打交道，但绝不能做任何事情可能构成对该委员会作为法国临时政府的承认。”
戴高乐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稍好一些，但是盟军总司令可以觉察得到“他（戴高乐）总是要我们做这个或那个改动以适应他的政治需要”，而且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一九四四年六月在盟军总部的一份备忘录上不高兴地批示道：“如果有人能够对我明确说明他（戴高乐）在本总部占有什么地位，我是乐意向他汇报的。据我所知，他什么地位也没有。”
还有别的令人着恼的事。戴高乐与他驻在伦敦的人员的无线电通讯必须经过英美之手，他很清楚丘吉尔曾经指示外相艾登要对通讯的“政治内容加以检查”。盟军决定在登陆日发行登陆后使用的货币，使这位法国领袖大为恼火，他撤回了原来受过专门训练帮助盟军总部管理诺曼底桥头堡附近已解放的那些地方的法国联络官，五百名中只留下二十五名。
尤其是，戴高乐决心不让占领区盟国军政府在法国领土上有生根的机会。在七月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他的担心有了一定的缓和。他在那里同罗斯福对法国解放区的管理达成了协议。但这是个脆弱的协议。戴高乐在离开华盛顿时对墨菲说：“战争结束那一天，我们的协议就结束。”
根据这个协议，法国的解放区分成两部分：内政区和作战区。内政区的控制权交给戴高乐的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作战区里的最高权力属于盟军总部。决定两区如何划分的责任基本上落在艾森豪威尔的身上。
这一协议没有解决戴高乐和盟军总部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戴高乐看来，作为自由法国政府首脑，他代表法国主权，因此，在法国，最高权力应属于他，而不是盟军总部。但是在盟军总部看来，法国是个军事作战区，戴高乐的政治需要得符合盟军总部的战略要求。
这一协议没有为巴黎做什么规定。华盛顿估计巴黎在解放以后会留在作战区里相当长的时候。罗斯福无意在那里设立一个他还没有承认的政府。这个估计是有根据的。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戴高乐已下了坚定的决心要尽快地在巴黎确立自己和他的政府。戴高乐认为，他自己的命运和法国的命运都系于这一举是否成功。
在八月初这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戴高乐不由得相信，罗斯福会尽最后努力，要把他圈在阿尔及尔，挡住他获得政权的道路，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在法国悄悄布置不利于他的阴谋。[13]但戴高乐相信，美国人的这些努力不可能成功。但是他担心这些努力可能把他拖延住，而让他的真正敌人法国共产党有足够的时间在巴黎的权力结构中扎下根来。这是他所不能允许的。
因为戴高乐相信，他是在同法国共产党赛跑。当前的目标是巴黎，但胜利者的奖品是整个法兰西。
早在一九四三年，他就命令代号为“巴赛上校”的负责空投武器组织工作的工业家安得烈·德·瓦佛伦：“任何武器都不得直接空投给共产党人，或者结果可能落入他们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