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
我是一名爱国者——布鲁克林第十四区的爱国者，那是我长大的地方。美利坚合众国的其余部分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除非是作为一种观念、作为历史、作为文学而存在。十岁的时候，我就从土生土长的家园被赶了出去，搬到了一个公墓那里，一个路德派教堂公墓，那里的墓碑总是整整齐齐，花环的鲜花从不凋零。
但是我生在那条街，长在那条街。“后机械化的阳关大道，那里有最美丽最令人想入非非的钢铁生活方式”……诞生于白羊宫[1]之下，它赋予了一个火一般活跃的身子，精力充沛，又有点儿躁动不安。还有火星在黄道第九宫哩！
生在那条街上，意味着你一生游荡，自由自在，也意味着意外与偶然、戏剧性及运动，更意味着梦想。一种不相关事实的协调一致，这赋予你的游荡一种形而上的确定性。在那条街上，你懂得了人类究竟是什么；而不在那条街上，或离开那条街之后，你就虚构他们。凡不在那条大街上的东西，便都是虚假的、派生的，也就是说，是文学。被称之为“冒险”的东西，没有一样接近过那条街的风格。无论你飞到北极去，还是手上戴着衬垫坐在海底，或者驱车去九个城市，一个接一个，或者像库尔茨那样，向河的上游航行，去发疯，这些都无关紧要。无论形势多么激动人心，多么难以忍受，总会有退路，总会有改善，有安慰，有补偿，有报纸，有宗教。但是一旦没了这一切，一旦你自由、疯狂、杀气腾腾……
你最初在这条街上所崇拜的男孩们，会留在你整整一生中。他们是唯一真正的英雄。拿破仑、列宁、卡彭[2]——全是虚构出来的。同第一次把我眼睛打青的埃迪·卡尼相比，拿破仑算得了什么！在我遇到的人中，似乎没有人像莱斯特·瑞尔顿那样高贵，那样有帝王风度，他只要一走到街上，就引起敬畏和赞美。儒勒·凡尔纳从来没有领我去过的地方，斯坦利·博罗夫斯基在天黑时让我拽着他的袖子领我去过。同约翰尼·保罗相比，鲁滨逊·克鲁索的想象力很贫乏。所有这些第十四区的男孩现在仍然形象鲜明。他们不是发明或想象出来的，他们是真实的。他们的名字就像金币一样掷地有声——汤姆·福勒、吉姆·巴克利、麦特·欧文、罗伯·拉姆塞、哈利·马丁、约翰尼·邓恩，更不用说埃迪·卡尼或了不起的莱斯特·瑞尔顿了。嘿，就是现在，我一说起约翰尼·保罗的名字，那些圣徒的名字就在我嘴里留下了臭烘烘的味道。约翰尼·保罗是第十四区活生生的奥德赛[3]，而他后来成为一个卡车司机，这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事实而已。
在发生大变化[4]以前，似乎没有人注意到那些街是丑陋还是肮脏。如果阴沟主排污道被打开，你就得捂着鼻子。如果你擤鼻子，你在手帕里看到的是鼻涕而不是鼻子。更多的是内在的宁静和满足。这儿有酒馆，有跑道，有自行车，有放荡女人，有遛蹄子的马，生活照样过得悠闲自在。至少在第十四区是这样。星期日早晨没有人梳洗打扮。如果戈尔曼太太穿着晨装，眼睛里带着眼屎，对神父鞠躬——“早上好，神父！”“早上好，戈尔曼太太！”——这也无妨，这条街已经清除了所有的罪孽。帕特·麦凯伦在他礼服大衣的后衣襟里带着他的手绢；它放在那里很不错，很实用，就像他纽扣洞里的三叶苜蓿花。啤酒冒着泡，人们停下来互相聊着天。
我在梦中回到了第十四区，就像一个偏执狂回到他的迷狂中。当我想起海军造船厂里那些蓝灰色的军舰时，我看见它们躺在那里，处在星相学的维度空间中。而我在这个空间中，则是军械工人、化学家、烈性炸药贩子、丧事承办人、验尸官、戴绿帽子的家伙、施虐狂、律师和争论者、学者、躁动不安者、蠢汉、厚颜无耻者。
别人想起他们的青年时代，就会想到一座美丽的花园、一位慈祥的母亲、一次海岸边的旅游，而我却生动地，就像用酸液蚀刻了一般清晰地记得，我家对面那家锡工厂面目可憎、被煤烟熏得黑不溜秋的墙和烟囱，以及散布在街上的亮晶晶、圆滚滚的锡块。其中有一些闪闪发光，另一些生了锈，色泽发暗，有点儿像铜的颜色，会在手指上留下锈斑；我记得火红的高炉发着灼光的钢铁厂，人们手中拿着大铲子走向火热的炉口，而在外面，浅浅的木制模型就像有竿子从中穿过的棺材，碰在上面，你会擦伤你的小腿，或是折断你的脖子。我记得那些满是铁锈迹的黑手，铁锈渣已深深地嵌入了皮肤里面，没有东西可以把它除去，无论是肥皂，还是拼命搓洗，还是金钱，还是爱情，甚至死亡，都无法将它除去。就像手上有一个黑色的标记！两手黑不溜秋，像鬼似的走进高炉——后来，又捧着鲜花，冷冰冰、一板一眼地穿着星期天的套装，可就是雨水也冲洗不掉那铁锈渣。所有这些漂亮的猩猩带着隆起的肌肉，带着腰部风湿痛，带着黑不溜秋的双手，去见上帝……
对我来说，整个世界都包括在第十四区的范围之内。区外发生的任何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就是无足轻重。如果我父亲到那个世界之外去钓鱼，我对此也毫无兴趣。我只记得他晚上回家时酒气熏天，他把大绿篮子打开，让那些眼珠凸出的怪物撒了一地，在地板上扭来扭去。如果有人去打仗，我只记得这人在一个星期天下午回来，站在牧师家门前，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出来，然后用背心把它擦干净。这就是罗伯·拉姆塞，牧师的儿子。我记得每个人都喜欢罗伯·拉姆塞——他是败家子。他们喜欢他，是因为他是个饭桶，他对此供认不讳。是星期天还是星期三，对他来说毫无区别：你会看到他来到街上的遮篷下，手臂上挂着他的上衣，汗流满面；他的腿摇摇晃晃，就像一个水手在海上长期航行之后，上了岸，腿还是长时间不断地颤颤巍巍；他嘴里滴下烟草色唾液，伴随着热烈而又不出声的诅咒，还有一些大声说出的脏话。一个懒惰透顶、满不在乎的人，淫秽不堪、亵渎神圣的事他都做得出来。不像他的父亲，是一个上帝的人。不，一个唤起爱的人！他的弱点是人性的弱点，他有了这些弱点还自得其乐，骂骂咧咧，得意扬扬，像一支斗牛用的短标枪。他会来到暖洋洋的大街上，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空气中满是阳光、大粪味儿和骂人的话。也许他的裤裆松开着，背带掉了下来；也许他的背心上吐满了亮晶晶的东西。有时候他冲到街上，像一头公牛冲过来四脚着地地滑行，然后整条街道像着了魔似的，人全跑光了，好像检修孔一下子打开，把人渣全部吞下。疯维利·曼会站在涂料店上边的小棚子上，把裤子扒下，玩那玩意儿想好事哩！他们在那里，站在干巴巴的电一般的爆裂声中，大街上的煤气总管道爆裂了。这一连串事情使牧师的心都碎了。
这就是他那时候的模样，这个罗伯·拉姆塞。一个永远处于狂饮欢闹中的人。他佩戴着奖章从战争中回来，肚子里有一团火。他在自家门前呕吐，又用自己的背心把呕吐的东西擦去。他比一挺机关枪更快地让街上的人全部跑光。开路！这就是他的方式。一会儿之后，他带着一腔热血，以他通常那种出色的、无所谓的方式，从码头的一端走下去，溺死了自己。
我那么清楚地记得他，记得他住的那所房子。因为我们在热烘烘的夏夜经常集会的地方，正是在罗伯·拉姆塞家门前的台阶上，我们在那里注视着街对面酒馆那边的动静。整夜人来人往，没有人费心去把百叶窗拉下。在举步之遥的地方，是一个叫作“巴姆”的脱衣舞小酒吧。“巴姆”周围都是酒馆。星期六晚上，“巴姆”外面排着长队，人们你推我挤地拼命挤到卖票的窗口。星期六晚上，蓝衣女郎真是得意之极，这时就必然会有某个从海军造船厂来的疯狂水手从座位上跳起来，抓掉了米莉·德·莱昂的一个吊袜带。那天晚上，一会儿工夫之后，他们肯定会漫步走到街上，拐进住家的入口。不久他们就站在酒馆上边的卧室里，扒掉他们的紧身裤衩，女人们使劲扯下她们的紧身胸衣，像猴子似的抓来抓去。而楼底下，他们正拼命灌着啤酒，互相咬耳朵，发出这样一种尖声尖气的笑声，充塞在那酒馆里面，就好像冒着烟的烈性炸药。所有这一切都是从罗伯·拉姆塞家的门前台阶上看到的，这时他父亲正在楼上的煤油灯前做祷告，像一只可憎的雌山羊一般祈求有一个结束。在厌倦了祷告的时候，他就穿着睡衣下来，像一个老妖婆似的，用扫把伏击我们。
从星期六下午起，一直到星期一早上，这是一段没有尽头的时间，一件事情融入到另一件事情中。星期六早晨就已经——这是怎么发生的，只有天知道——让你感到军舰停泊在大水坞里。星期六早晨我的心就已经蹦到喉咙口了。我会看见甲板被擦洗得干干净净，大炮被擦得锃光瓦亮，停泊在水坞肮脏而平静的水面上的那些海上大怪物的重量，沉重地压在我身上。我已经在梦想逃走，梦想到遥远的地方去。但是我最远只去了河的那一边，坐环行地铁到过北面的第二大道和第二十八街路口。在那里我演奏了香橙花华尔兹舞曲，幕间休息时，我在铁洗涤槽那里洗了洗眼睛。钢琴放在酒吧的最里面，琴键的颜色已经发黄，我的脚够不着踏板。我穿了一套天鹅绒的西服，因为当时穿天鹅绒很时髦。
河那边所进行的一切都是纯粹的疯狂：沙子地面，阿尔干灯[5]，云母画——画中的雪从不融化，手上沾满污点的疯狂德国佬，长了厚厚一层黏质苔藓的铁洗涤槽，屁股总是凸出在椅背上方的汉堡女人，弥漫着令人窒息的酸菜味的院子……一切事物都永远以四分之三节拍的节奏进行着。我走在父母中间，一只手插在我母亲的皮手笼里，另一只手插在我父亲的袖子里。我的眼睛紧闭着，就像壳一张开就要渗出液体的蛤蜊一样。
河那边进行的一切变化无常的潮流与气候全渗透在我的血液中。我仍然可以感觉到我在雾中、雨中倚靠的大栏杆上的滑溜，把我的额头弄得凉冰冰的雾和雨送来了渡船尖厉的汽笛声，它正徐徐开出渡船码头。我仍然可以看见渡船码头上长满苔藓的木板，当大圆船头的侧面擦过时，木板拱起，而绿色的汁液般的水则拍打着上下起伏、吱嘎作响的木制码头。头顶上海鸥在盘旋俯冲，用它们脏兮兮的嘴发出脏兮兮的噪音，一种非人类的吃喝享乐声，嘶哑而凶猛，它们的嘴不遗余力地攻击垃圾，它们的脏腿掠过翻腾的绿色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