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去教堂吗？”我问。根据我的经验，人们为了这事才盛装打扮。
贝瑞尔笑了。“亲爱的，弗洛伦斯先生信的可不是那种宗教哦。”
我习惯从主日学校直接走到教堂，再坐上一个半小时。夏天，敞开的窗户飘进墓园的雪松气味，还会传来路上偶尔一辆汽车嗖地驶过、几近亵渎的声响。今天，我们把这段时间用来在我从未见过的乡村驱车穿行。我从没到过这里，尽管它离家不到二十英里。我们的卡车只会开到奶酪厂、教堂，或者在星期六晚上去镇上，开到垃圾场就算是最接近兜风的了。我见到过贝尔斯湖靠我们的这头，因为父亲冬天在那里取冰。夏天你可没法走近那里，湖岸满满当当地长着芦苇呢。我以为湖的另一头差不离也是这么回事。可今天开车过去，我看到村庄、码头和小船，深色的水面倒映着树木。所有这一切，我以前都一无所知。这里，同样也是贝尔斯湖呢。我很高兴终于看到它了，但不知怎的，对于这种惊喜并不怎么感到开心。
最后，一幢白色的框架建筑出现了。它有走廊，摆着盆栽植物，房前还有一些亮闪闪的白杨树。野树林酒吧。今天，这幢房子涂上灰泥，重装了都铎风格的横梁，取名叫作“幽居”。白杨树被砍掉，给停车场让路。
回头去教堂接我父母的途中，弗洛伦斯先生拐到我们隔壁的农场上，它的主人是麦克阿斯特一家。麦克阿斯特夫妇是天主教徒。我们两家是邻居，但不怎么往来。
“来吧，男孩们，下来。”贝瑞尔招呼我的弟弟们。“你不要动，”她吩咐我，“你待在原处。”她推搡着小男孩们走上门廊，麦克阿斯特家的几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穿着破破烂烂的家常衣服，因为他们的教堂仪式，或者弥撒，或者不知道叫什么的玩意儿，早早就结束了。麦克阿斯特夫人走出门，目瞪口呆地听着贝瑞尔快活的说话声。
贝瑞尔独自回到车边。“好了，”她说，“他们和邻居的孩子们玩去啦。”
和麦克阿斯特一家人玩？可他们是天主教徒，而且他们家所有孩子，除了那个婴儿，都是女孩儿啊。
“他们还穿着好衣服呢。”我说。
“那又怎样？他们就不能穿着好衣服过点好时光吗？我不就是这样！”
我父母同样被弄了个猝不及防。贝瑞尔走下车，告诉父亲他可以坐前排，那里搁腿的空间宽敞些。她挤到后排，与母亲和我坐一道。弗洛伦斯先生再度掉头，开上贝尔斯湖边小路，贝瑞尔宣布我们要一起去野树林酒吧吃晚饭。
“你们全都穿戴整齐了，干吗不利用这个机会呢？”她说，“我们把男孩子们丢在你们邻居家了。我想他们还太小，不懂享受这个。邻居很乐意接待他们呢。”她特别强调是他们请客，她和弗洛伦斯先生。
“嗯。可是—”父亲说，他口袋里可能五块钱都没有，“嗯。可是，我不晓得他们让不让农夫进门。”
他沿着这条思路开了很多玩笑。在旅馆餐厅里，到处都是白色—白桌布，白色描花椅子—还有结满水珠的玻璃水罐，转个不停的高高的吊扇。他拿起一块尿布一般大的餐巾，出声地对我低语道：“你能告诉我这玩意儿该怎么用吗？我可以把它包在脑袋上挡风吗？”
当然了，他以前在旅馆餐厅吃过饭。他知道桌上的餐巾和馅饼叉子该怎么用。我母亲也知道—她甚至算不得乡下女人。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件大事。说实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有违贝瑞尔的本意—不过仍是一件重大的、令人不安的事。当众吃饭，在离家只有几英里的地方，在一个装满陌生人的大房间里吃饭；由一个陌生人—一个模样傲慢，多半是个打暑期短工的女大学生端来食物。
“我想要大公鸡。”父亲说，“它在罐子里待了多久啊？”按照他的理解，跟服务他的人开点玩笑，是一种礼貌。
“您说什么？”女孩问。
“烤鸡，”贝瑞尔说，“大家都同意这个吧？”
弗洛伦斯先生样子挺阴郁。或许在花他的钱的时候，他不乐意听什么玩笑吧。也有可能他指望杯子里能有点比冰水更强劲的玩意儿。
女招待放下一碟芹菜和橄榄，母亲说：“稍等，我做一下感恩祈祷。”她低下头，轻声但是一清二楚地祷告道：“主啊，请赐福我们所用的食物，请赐福为您服务的我们，为了基督。阿门。”她容光焕发，坐直身子，把碟子推向我说：“小心橄榄，里面有核。”
贝瑞尔冲房间里四下点头讪笑。
女招待回来了，带来一篮面包卷。
“派克屋面包卷[3]！”贝瑞尔俯身嗅着香味，“趁它们还热，能把奶油融化，赶紧吃！”
弗洛伦斯先生抽抽嘴角，瞥了一眼奶油碟。“就是这个吗—奶油？我还以为是秀兰·邓波儿的发卷子呢。”
他的脸和先前差不多阴郁，不过这是一句玩笑啊，而他说出了它，就好像授予了我们刚刚才当众请求得到的东西—赐福。
“每次他说些有趣的话呀，”贝瑞尔说—她经常用“他”来称呼弗洛伦斯先生，哪怕他就在场—“你们瞧见他是怎样不动声色的吧？这让我想起妈来了。我说的是咱们的妈，玛丽埃塔和我的。爹地呢，他说笑话的时候，你一英里之外就能看出来了—他脸上啥都藏不住—可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能从头到尾一脸酸溜溜的模样儿。不过她一直到尸床上都还能说笑话呢。事实上，她真是那样的。玛丽埃塔，你记得她死前那年春天，躺在前厅那张床上的情形吧？”
“我记得她躺在那房间的床上，”母亲说，“是的。”
“嗯。爹地进门来，她躺在那里，穿着干净睡袍，被子掀开，因为隔壁那个德国女人刚帮她擦了个澡，还在忙着整理床铺哩。所以，爹地想显得开心些，就说：‘春天肯定就要来咯，我今天看到了一只乌鸦。’那时想必是三月吧。妈妈快嘴快舌地答道：‘哼，那你最好把我盖起来，免得它从那扇窗户看进来，打起什么坏主意！’那个德国女人—爹地说她差点把盆子都掉地上了。因为说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妈妈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了嘛。她快要死了。可她还能说笑话呢。”
弗洛伦斯先生说：“到了哭也没用的时候，倒不如这样。”“不过她也会玩笑开过了头，我说的是我妈。有一次，有那么一回，她想吓爹地一跳。他好像对一个常跑来工厂的女孩有了兴趣。哎，他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帅哥嘛。妈说了：‘好吧，我自个儿死了算了，你尽管跟她厮混下去，等我回来找你闹鬼，看你咋办吧。’他告诉她别傻了，就进城去了。妈跑到谷仓，爬上一把椅子，把一根绳子绕在脖子上。不是吗？玛丽埃塔？玛丽埃塔跑去找她，发现她就那副模样儿！”
母亲低下头，双手按着膝盖，几乎像是打算再做一次祷告。
“爹地告诉了我这个，不过我自己其实也记得。我记得玛丽埃塔穿着睡衣跑下山，我猜想那个德国女人看到她跑开，就出门来找妈，不知怎的后来我们全都跑到谷仓—我也去了，还有和我一起玩的小孩子们—妈就站在椅子上，打算好好吓唬爹地一次。她打发玛丽埃塔去找他了。德国女人哭嚎起来：‘哎呀，夫人哪，快下来啊，夫人哪，想想你的哈子们。’—哈子是德语里孩子的意思吧—‘想想你的哈子们’，诸如此类。到头来，是站在那里的我—我只是个小娃娃，不过是我注意到那绳子的。我的眼睛顺着那绳子朝上又朝上看去，看到它挂在横梁上，就搭在那里—根本没打结！玛丽埃塔没注意，那个德国女人也没注意。可我就大声说了：‘妈，绳子都没系在横梁上，你打算怎么上吊哩？’”
弗洛伦斯先生说：“这话问得好。”
“我破坏了她的游戏。德国女人冲了咖啡，我们坐下来吃了些点心。然后，玛丽埃塔，你根本没找到爹地，对吗？隔了一个街区，都能听到玛丽埃塔在哭嚎，一路哭上山。”
“她害怕是自然的嘛。”父亲说。
“那是当然。妈做过头了。”
“她是来真的，”母亲说，“她其实是想那样的，不像你以为的。”
“她是想惹怒爹地来着。他们的整个生活就是这么回事。他总是说，她是个不容易相处的女人，不过很有性格。我相信，和格莱迪斯在一起的时候，他很怀念她这一点。”
“我可不知道，”母亲用她提及她爸爸时永远异常平静的口气说，“不管他说了什么或者没说什么。”
“他们都死了，”父亲说，“我们不该去评判了。”
“我知道，”贝瑞尔说，“我知道玛丽埃塔总是另有看法。”母亲看了看弗洛伦斯先生，相当轻松、富有感染力地笑了。“我相信我们这些家务事把你都搞糊涂了吧。”
我拜访过贝瑞尔一次，那时她已是个老太太，得了风湿病，关节扭曲，佝偻着身子。贝瑞尔说：“玛丽埃塔遗传了爹地的好相貌。她从不打扮。记得我们去旅馆那次，她穿的那件旧的深蓝色绉绸裙子吗？当然了，我知道那可能就是她最好的衣服了，但她非得只有这件衣服吗？你知道，我有点怕她。我没法跟她单独待在一间房间里。不过她的相貌真是出众。”我试图想起我什么时候注意过母亲的相貌，涌上脑海的就是那家旅馆，母亲浅橄榄色的皮肤被一头盘起的茂密白发衬着，明朗、端庄的脸对着弗洛伦斯先生微笑—仿佛他才是要被宽恕的人。
当时我对贝瑞尔的故事没什么想法。首先，我又饿又馋，注意力都放在烤鸡、肉汁、用冰激凌勺扣在盘子上的土豆泥，以及富有光泽的罐头蔬菜丁上，我当时觉得后者比园子里现摘的高级多了。甜点我吃的是奶油糖布丁圣代，我在它和巧克力口味之间作选择时可谓痛苦万分。其他人吃的是普通香草冰激凌。
贝瑞尔的故事干吗不可以是另一个版本呢？尽管与母亲讲的是同一件事。贝瑞尔在所有方面都怪怪的—她的一切都挺别扭，都是从一个新的视角看过来的。有那么一阵子，为主的还是母亲的版本。它吸收了贝瑞尔的故事，覆盖了它。不过贝瑞尔的故事没有消失。它被封存多年，却始终存在。就像关于那家旅馆和餐厅的印象一样。尽管我想我不会再有机会去那地方，可我知道它的存在。事实上，如果没有贝瑞尔或者弗洛伦斯先生买单，我是不可能再去的。但我知道它就在那儿。
事实上，我下一次到野树林酒吧，是结婚之后的事了。雄狮俱乐部在那里举办了一个宴会和一场舞会。我嫁的男人，丹·凯西，是俱乐部成员。那时候，你在那里可以买到酒喝。丹·凯西可不会去任何买不到酒的地方。然后它被改造成“幽居”，现如今，除了周日之外，那里每晚都有脱衣舞表演。周四晚上还有个男脱衣舞表演者。我和房地产公司的同事们会去那里庆祝生日或别的大事。
农场在1965年以五千元的价格卖掉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人买下它，也许是为了建个休闲农场，或者纯粹是投资。两年后，他把它租给一个公社。它维持了十来年，其间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他们养山羊，卖羊奶给镇上开的健康食品店。他们在谷仓面对马路的墙上画了一道彩虹。他们在窗户上挂扎染床单，任院子里的长草和野花繁茂。我父母后来终于给房子接了电线，可这些人并不用电。他们选择油灯和烧木柴的炉子，脏衣服都送到镇上洗。人们说，这些人不懂摆弄油灯或柴火，迟早会把整个地方烧掉。但是他们没有。事实上，他们干得不赖。修理了房子和谷仓，辟出一个大园子。甚至给土豆田撒药粉，防止枯死病—尽管我听说这个做法在他们中引起一些争执，导致一些比较刻板的成员退出。实际上，这地方变得比周围留在原先的农户手中的农场要好得多。麦克阿斯特家的儿子在他家农场上做起旧车零件生意。我的弟弟们早已远走高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