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可以说今天我没有白过。我帮幸福的新娘挑选了结婚的衣服。那足够证明我存在的意义了。”女人用一条细细的粉红色带子扎在盒子上，系了个没有必要的大蝴蝶结，然后用剪刀轻巧地把带子剪断。
“我整天在这里，”她说，“有时候我想我在做什么呢。我自问，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布置新橱窗，我这里那里加点装饰吸引顾客，但是有些日子—有时候—我见不到一个人影走进那扇门。我知道—人们觉得这些衣服太贵了—但是它们很好。它们是好衣服。想要好的质量就得付高价。”
“人们需要这样的衣服就得来这里，”乔安娜看着晚礼服说，“还有别的地方可去吗？”
“你说得对。没别的地方。他们去城里—人们经常去城里，要开车五十甚至一百英里。他们不在乎汽油，劝慰自己那样就能买到比我这里更好的东西。他们没有如愿。质量、款式并不比这里好。绝对的。只是他们不好意思说是在镇上买的婚纱。或者他们来这里试穿，然后说要考虑考虑再回来买。我想，当然啦，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想在伦敦或基奇纳找到同样款式但价格更便宜的，即使不便宜，一旦他们跑了那么远，又厌倦了寻觅，也就会买。”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我是当地人的话就不会那样。我发现这里的人很排外。你不是本地人吧？”
乔安娜说：“不是。”
“你没发现他们很排外吗？”
铁板一块。
“我的意思是说，外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圈子。”
“我习惯独来独往了。”乔安娜说。
“但是你找到了合适的人，你就不再独来独往了，那不是很好嘛！有时我也想，要是结了婚待在家里该多好啊。当然，我以前结过婚，也有工作。唉。也许月亮上的男人会下凡来爱我，那我就一切就绪了！”
乔安娜得抓紧时间了—女人聊天的愿望耽搁了她的时间。她匆匆返回住所，要在萨比莎放学前把买的东西藏好。
然后她想起来了，萨比莎不在这里，周末被她妈妈的表姐，她的罗克珊阿姨带走了，到多伦多过体面富家女一样的生活，上贵族学校。不过她还是继续快步而行—太快了，以至于有个自作聪明的人倚着药店的墙对她大喊：“哪儿着火啦？”她放慢了些速度，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衣服盒子让人不知所措—她怎么知道商店会有自己粉色的纸盒，上面还印着紫色的大字“时髦女性”，暴露无遗。
她应该知道，在他还没提出结婚时，她自己先提起是很愚蠢的。其他事情说了或写了那么多—表达了那么多的爱意和渴望，而实际的婚事却似乎被忽略了。这就好比早上你会说起床，而不说吃早餐，尽管你肯定是要吃的。
不管怎样，她还是应该管好自己的嘴巴。
她看见麦考利先生在街对面沿反方向走过来。没关系—即使走个正对面他也不会注意到她手里的盒子。他会把一根食指举到帽檐处，很有礼貌地等她走过去，可能会注意到她是他的管家，也可能不会。他脑子里想着其他的事情，人人都知道他可能在想着别的城镇而不是他们看到的这个。每个工作日—有时忘了，在假日或星期天也是—他穿上三件套、轻便大衣或厚重外套，戴着灰色软呢帽，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从展览路走到由马具和皮箱店改成的办公室。人们把它叫作保险公司，因为很久以前他曾经积极地卖过保险。有时人们爬上楼梯去看他，也许询问些政策上的问题，更多的是有关土地边界、镇上某块房产或乡下农场的历史问题。他的办公室满是旧的和新的地图，他最喜欢铺开地图，和来人展开讨论，远远超过了所提问题的范围。他一天里会在街上出现三四次，就像现在这样散步。战争期间，他曾经把麦克劳林—别克汽车拆卸了放在车库里，改用步行为他人树立榜样。十五年后，他似乎仍在树立榜样。他双手交叉放在背后，像一个善良的地主视察着自己的田产，或是一个牧师高兴地观察着自己的羊群。当然，他遇到的人有一半不知道他是谁。
镇子已经变了，甚至就在乔安娜生活在这里的这段时间里。生意不断地转移到镇外的高速公路附近，那里有一家新开的折扣店，一家加拿大轮胎店，一家有娱乐室和脱衣舞女的汽车旅馆。为了让镇里的商店亮丽起来，人们用粉色、淡紫色或橄榄色油漆粉刷了墙壁，油漆已经在旧砖墙上走样，一些店里已经空空如也。“时髦女性”几乎也不例外。
如果乔安娜是店主，她会怎么做呢？首先，她永远不会进这么多精致的晚礼服。用什么替代呢？如果你转而经营较便宜的服装，你只能去和卡拉汉以及折扣店竞争，很可能没有那么多生意。那么，转去经营高级婴儿服和童装，努力吸引那些有钱的祖母和姨妈们来买呢？别管妈妈们了，她们没有那么多钱也更加精明，她们会去卡拉汉的。
不过，如果是乔安娜来经营的话，她永远拉不到任何顾客。她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她会委婉地建议人们去做，但她不会去迷惑或引诱别人来买。她的态度是买不买由你。人们肯定不会买的。
很少有人会喜欢她，她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当她说再见的时候，萨比莎肯定不会流眼泪—尽管自从萨比莎的妈妈去世，一直是乔安娜像妈妈一样照看她。她离开的时候，麦考利先生会伤心，因为她对他照顾得很周到，很难找到替代她的人，不过他所想的也就是这些而已。他和他的外孙女都是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至于邻居，他们无疑会很高兴。乔安娜和两边的邻居都有房产纠纷。一边是邻居的狗在她的花园里挖洞，在洞里埋骨头、取骨头，它应该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干这些。另一边是黑樱桃树问题，树长在麦考利先生家的地上，但是结果的树枝大多垂到了隔壁的院子里。两件事都是她小题大做，而且还赢了。邻居的狗被拴了起来，另一边的邻居不再碰黑樱桃。她站到梯子上，就能够到邻居家的院子，但是邻居不再赶走落在树枝上的鸟，由此影响了收成。
麦考利先生会让邻居摘樱桃，也会让狗在花园里挖洞。他会让别人占他的便宜。部分原因是这些人是新来的，住在新房子里，他宁愿不去理会他们。当时展览路上只有三四幢大房子。房子对面是露天市场，秋季集市在那里举办（正式的名字是农业展览，该路因此得名），市场和房屋之间是果树和小草坪。大约十几年前，土地被一块块批量卖掉，上面建起了房子—各种不同风格的小房子，有的带楼梯，有的没有。有些房子已经显得破旧不堪了。
麦考利只认识几间房子的主人，并且关系比较好—学校老师，胡德小姐和她妈妈，还有开修鞋店的舒尔茨家。舒尔茨家的女儿伊迪丝是，或者曾经是萨比莎的好朋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她们在学校是同一年级—至少去年是，萨比莎曾经留过级—又住得很近。麦考利先生对此不曾介意—也许他知道萨比莎不久会离开，去多伦多过另一种生活。乔安娜不会选择伊迪丝，尽管这个女孩从不粗鲁，来家里玩时也不惹麻烦。而且她也不笨，也许这就是问题所在—她很聪明，而萨比莎则不那么聪明。她会让萨比莎变得狡猾一点。
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既然表姐罗克珊—胡贝尔太太—出现了，舒尔茨家的女儿成了萨比莎孩提时代的一部分。
我准备尽快安排把你所有的家具用火车托运给你，等他们告诉我费用我就预付钱给他们。我一直觉得你现在会需要它。我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如果我过去给你帮帮忙，我想你不会介意。我希望我可以帮到你。
这是在去火车站安排事情之前，她去邮局寄走的信。这是她第一次直接给他寄信。其他的都塞进她让萨比莎写的信里了。他给她的信也是同样的方法，整齐地折好，她的名字乔安娜写在信笺背面，这样就不会弄错了。邮局的人也不会怀疑，节省一张邮票也没什么坏处。当然，萨比莎会告诉外祖父，甚至会偷看写给乔安娜的信。但是，萨比莎不像她那样对和那个老男人在信里沟通感兴趣—无论是写信还是收信。
家具存在谷仓里面，那只是一个镇上的仓库，不是真正的牲畜棚和粮仓。一年多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些家具时，乔安娜发现它们脏兮兮的，布满灰尘和鸽子粪，一件件胡乱地堆放着，没有任何遮盖。她把拖得动的都拉到院子里，留下足够的空间放她搬不动的大件—沙发、茶几、瓷器橱柜和餐桌。她可以把床架拆卸开来。她用柔软的抹布擦净木头，然后涂上柠檬油，收拾完毕，它们像蜜饯一样光亮。枫树蜜饯—是雀眼枫木的蜜饯。在她看来，这些家具像绸缎床罩和金发一样光彩夺目。它们华丽又时髦，和屋子里她要收拾的令人厌烦的黑檀木雕刻家具迥然相异。她把它们看作是“他的”家具，这个星期三她把它们拿出来的时候，她仍然这样认为。她把旧被子垫在底下，保护堆在上面的家具，上面用床单罩上，防止落上鸟粪，所以只有薄薄的一层灰尘。但是她在把家具收起来前又做了同样的保养，一一包裹好，刷了柠檬油，只等星期五卡车来。
亲爱的麦考利先生：
我今天下午（星期五）就要乘火车离开了。我意识到我没有提前告诉您，但是我愿意放弃我最后的工钱，到下星期一就满三个星期了。双层锅里有炖牛肉，热一下就行了。足够三顿饭的了，也许还可以对付四顿呢。加热后，舀出你要吃的，盖上盖子放进冰箱。记得，要立刻盖上盖子，千万不要变质了。问您和萨比莎好。我安顿好后可能会和您联系。乔安娜·帕里。
又及：我把家具托运给波德鲁先生了，他或许会需要。别忘了加热时，双层锅里要放足够的水。
麦考利先生没有费力就查到了乔安娜买的票是去萨斯喀彻温省格丁尼亚。他是给车站办事员打电话问到的。他不知道怎样描述乔安娜—她看上去是老还是年轻，瘦小还是不胖不瘦，她外衣究竟是什么颜色？—不过当他提到家具时，就无需其他描述了。
电话打过来的时候，火车站有几个人在等晚车。起先办事员尽量压低声音，但是当他听到有关失窃家具的事情时就兴奋起来（实际上麦考利先生说的是“我想她带走了一些家具”）。他发誓说如果他知道她是谁，有什么企图，绝对不会让她踏上火车的。在场的人听见了他这番断言，传了开去，大家都信以为真，没有人问他怎么能阻止一个买了票的成年女子上车，除非他能立刻拿出证据说明她是盗贼。大多传播他的话的人相信他能够而且会去阻止她—他们相信车站工作人员的权威，也相信麦考利先生这种挺直身板走路、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人的权威。
炖牛肉的味道好极了，乔安娜的手艺一直不错，但是麦考利先生却吃不下去。他没有理会盖上锅盖的说明，炉子上留着开着盖的锅，甚至忘记了把炉火关掉，直到水烧干了，一股金属的糊味才让他惊醒。
这是背叛的味道。
他告诉自己要心存感激，至少萨比莎有人照顾着，不用他担心。他的侄女—实际上是他妻子的表妹，罗克珊—写信告诉他说，她夏天去辛科湖的时候，从萨比莎的表现来看，这个女孩可以应付得来。
“坦率地说，我觉得你和你雇用的那个女人无法应付蜂拥而来的男孩子。”
她没有进一步地问他是否想要找另一个玛塞尔，不过那就是她的意思。她说会送萨比莎去好学校，至少在那里能学会仪态和得体。
他打开电视想分散一下注意力，但是无济于事。
家具的事让他烦恼。还有肯·波德鲁。
事实上就在三天前—即乔安娜买车票的那天—麦考利先生收到肯·波德鲁的信，要求他：（1）为放在麦考利先生谷仓里的家具预付一些钱，因为那是属于他（肯·波德鲁）和亡妻玛塞尔的，或者（2）如果他没有法子办到的话，就卖掉家具，卖出多少钱算多少钱，尽快把钱汇到萨斯喀彻温。他没有提到岳父借给他这个女婿的钱，完全抵得上家具的价值，甚至超过卖家具的钱。肯·波德鲁真的忘了那一切了吗，还是他只是希望—更有可能是这样—他的岳父忘记了？
表面上看，他现在拥有了一家旅店。但是他的信里充满对前店主的谩骂，说他在种种细节上误导了他。
“如果我能渡过这个难关，”他说，“我确信我还能运作好它。”可难关是什么？他急需钱，但是他没有说明是欠前一个店主的还是银行的，或者私人放贷什么的。还是老一套—绝望、哀怨的语气中夹杂着傲慢，一种整件事情有欠于他的感觉，因为玛塞尔让他遭受的伤害和耻辱。
带着诸多的疑虑和担忧，但是想起肯·波德鲁毕竟是他的女婿，参加过战争，经历了婚姻中鬼才知道的困难，麦考利先生还是坐下来写了封信，说他不知道怎么把家具卖个好价钱，也很难办到，所以随信附寄一张支票，作为纯粹个人借款。他希望女婿心存感激，并记起以前借过他类似数额的借款—他相信已经远远超过家具的价钱。他附上日期和数量。除了大约两年前归还的五十美元（当时答应随后定期归还），他没收到其他还款。他的女婿一定知道，由于这些没有偿还的无息贷款，麦考利先生的收入减少了，不然他可以把这些钱用于投资的。
他本想加上：“我不像你想得那么愚蠢”，但是又决定不写了，因为那会暴露他的愤怒，或许还有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