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怎样呢。这个男人抢先一步，把乔安娜列入他的计划—他总是能够蒙骗女人—既拿到家具又得到支票。她自己付了运费，是火车站工作人员说的。时尚的枫木家具已经在交易中被过高估价了，他们拿不到什么钱了，尤其是算上铁路运输的花销。如果再聪明一点儿的话，他们只会从房子里拿走一个旧柜橱，或坐着很不舒服的客厅长靠椅，这些是上个世纪制造和购买的。当然，那就是纯粹的偷窃了。但是他们的行为离偷窃也不远了。
他躺在床上，下定决心要起诉他们。
他孤独地醒来，厨房里没有飘出咖啡或早餐的味道—相反，空气中还残留着烧干锅的一丝味道。秋天的凉意已经渗入所有天花板很高的孤独的房间。昨天以及前几天的晚上还是那么温暖—炉子还没有点上，等麦考利先生点好了炉子，温暖的空气中又弥漫起地窖般的潮湿、霉菌、泥土和腐烂的气味。他慢慢地洗漱穿衣，不时健忘地停顿片刻，往面包片上抹花生酱当作早餐。他属于那个据说男人连水都不会烧的时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从前窗望出去，看见跑道另一面的树木被晨雾吞没了，雾气似乎正穿过跑道继续漫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消散。他仿佛透过迷雾看见朦胧的旧展览场—简朴而宽敞的建筑，就像巨大的谷仓一样。它们立在那里，很多年都没有用过了—整个战争期间—他忘记它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是被拆掉了，还是自己坍塌了？他痛恨现在进行的比赛，人群、高音喇叭、非法饮酒以及夏季星期天时灾难性的喧嚣。想到这，他想起可怜的女儿玛塞尔，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高声呼唤着已经长大的同学们，他们正从停好的车上下来，匆匆赶去观看比赛。她叽叽喳喳，返回镇上时的欢欣鼓舞，和人们拥抱，一分钟讲一大箩筐的话，喋喋不休地说着小时候的事，说她多么想念大家。她说过，生活中唯一不完美的就是想念丈夫肯，他因为工作而留在西部。
她出去时穿着丝绸睡衣，染成金色的头发没有梳理，蓬散不堪。她的胳膊和腿都很细，但是脸却浮肿着，她所谓的晒黑的皮肤似乎呈现出病态的棕色，而不是来自日晒。也许是黄疸病。
这孩子一直待在屋里看电视—星期天的动画片对她来说确实是太幼稚了。
他说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任何事他都无法确定。玛塞尔去伦敦做妇科手术，死在了医院里。当他打电话告诉她丈夫肯·波德鲁时，他问：“她带了什么？”
如果玛塞尔的母亲还在世的话，情况会有所不同吗？事实是，她母亲活着的时候和他一样不知所措。当锁在房间里的十几岁的女儿爬出窗子，滑到阳台顶棚，被几辆车的男孩子们接走时，她只能坐在厨房里哭泣。
房子里充满被无情抛弃和欺骗的感觉。他和妻子当然都是善良的家长，却被玛塞尔逼到绝路。当她和一个飞行员私奔时，他们还希望她最终会没事。他们对那两人慷慨大方，就像对最体面的年轻夫妇一样。但是一切都终成泡影了。他对乔安娜·帕里同样慷慨，而她也这样背叛了他。
他走到镇上，去旅馆吃早餐。女招待说：“您今天好早啊。”
她给他倒咖啡时，他告诉她说，管家没有提前打招呼就无缘无故走掉了，非但不打招呼就撂挑子不干了，还带走了属于他女儿的一车家具。它们现在应该属于女婿，但实际上不是，那是用女儿陪嫁的钱买的。他告诉她，女儿如何嫁给了一个飞行员—一个相貌堂堂、花言巧语的家伙，一点儿也不可靠。
“对不起，”女招待说，“我想和您聊天，但人们还等着我上早餐呢，失陪了—”
他爬上楼梯来到办公室，桌子上摊开的是昨天他研究的旧地图，他努力找出乡下第一处墓地（他认为在1839年已经荒废了）。他打开电灯坐下，但是发现自己无法集中精力。经过女招待的责备—他认为是责备—他吃不下早餐，也不能享受他的咖啡了。他决定出去散散步，让自己平静下来。
平时他会一边走，一边和人们打招呼并随便聊上几句，今天他却发现自己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一旦有人问他今天早上如何，他就开始以一种异常的，甚至丢脸的方式讲述他的悲哀。就像女招待一样，人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他们点头，搪塞推诿几句，便找个借口离开了。今天早晨也不像平常的秋天早晨那样，等雾散去后天气便会暖和起来；他的夹克不够保暖，于是他走进商店里去避寒。
认识他最久的人最沮丧。他从来都是含蓄的、彬彬有礼的绅士，他的思维属于其他时代，他的礼节是对自己特权的委婉歉意（有点儿可笑，因为特权大多存在于他的回忆，别人不清楚）。他是最不可能申诉冤屈或请求同情的人—即使是妻子、女儿去世时也没有这样—可是现在，他拿出一些信，问这个家伙三番五次从他这里拿钱是不是可耻的事情，甚至在他再次对他表示了同情的现在，这个家伙还和管家串通偷窃了家具。有些人以为他是在说自己的家具—他们以为老人的房子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了。他们建议他去警察局报案。
“没用的，没用的。”他说，“你怎么能从石头里榨出血来呢？”
他走进修鞋店，和赫尔曼·舒尔茨打招呼。
“你还记得这双帮我换了鞋底的鞋子吗，我在英国买的？四五年前你重新上的鞋底？”
店铺像个山洞，不同的工作场所都挂着带灯罩的灯泡。通风很糟糕，但是这些男人的气味—胶水、皮革、鞋油、新割下来粘好的鞋底和腐烂的旧鞋底—让麦考利先生觉得很舒适。这是他的邻居赫尔曼·舒尔茨，一个没什么文化，但技术熟练，戴眼镜的工匠，弓着腰，一年到头都在忙碌—钉牢铁钉，敲弯钉头，用灵巧的弯刀把皮革割出想要的形状，用小型圆锯似的工具割毛毡。缓冲垫发出刮伤的噪音，砂纸轮发出尖利刺耳的摩擦声，工具刃上的金刚砂磨石则发出机械昆虫一样的鸣响，缝纫机极其卖力而有节奏地在皮革上打着孔。所有的声音、气味和准确的动作都是麦考利先生多年来所熟悉，但是以前从来没有分辨过或思考过的。现在，赫尔曼穿着发黑的皮围裙，手上拿着一只靴子在整理着、微笑着、点着头，麦考利先生目睹了这个人在这个洞里的全部生活。他想表示同情、羡慕或某种他不太明白的情感。
“是的，我记得，”赫尔曼说，“它们是上好的靴子。”
“好货。你知道我是结婚蜜月旅行途中买的。在英国买的。我现在想不起来在哪儿了，不过不是在伦敦。”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你的手工真好。它们现在还很好。干得好，赫尔曼。你的工作不错。踏实诚恳。”
“那就好。”赫尔曼迅速看了一眼手上的靴子。麦考利先生知道他要专心干活了，但他不想让他这样做。
“我刚碰到一件让人吃惊的事。一个打击。”
“是吗？”
老人拿出信，开始大声读其中的部分内容，间或凄凉地笑一下。
“支气管炎。他说他患了支气管炎。不知道找谁帮忙好。我不知道要求助于谁。他当然一直都知道求助于谁。他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求助于我。从我身体复原后不下一百次了。一边在乞求，对我装穷，一边又和我的管家串通。你知道吗？她偷了一车的家具运到西部去了。他们是秘密勾结。这是我一次又一次拯救的人。从来没见到一个便士还回来。不，不，诚实地说，他还过五十美元。几百几千中的五十美元。几千。你知道的，打仗时他在空军服役。那些矮个子的家伙经常参加空军。趾高气扬地到处去炫耀，以为自己是战斗英雄。呵，我想我不应该这样说，但是我认为战争宠坏了一些家伙，他们再也无法适应后来的生活。但是这不足以作为借口。对吧？我不能因为战争就永远原谅他。”
“是不能。”
“我第一次见到他就知道他靠不住。那是非同一般的感觉。我知道，却一直让他欺骗我。有的人就是这样。你可怜他们仅仅因为他们是骗子。我有些关系，帮他在那边拿到工作保险。当然他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坏蛋。有些人就是这么坏。”
“你说得对。”
舒尔茨太太那天不在店里。通常是她坐在柜台旁边，收鞋子，把鞋子拿给丈夫看，再把他所说的话转达给顾客，弄清楚问题，顾客来取修好的鞋时负责收款。麦考利先生记得她夏天做了某种手术。
“你太太今天没来？她身体好了吗？”
“她今天想休息一下。我女儿来帮忙。”
赫尔曼·舒尔茨朝柜台右边点点头，修完的鞋摆在那边的架子上。麦考利转头看见了伊迪丝，他进来时没注意到。她是个孩子气十足的瘦女孩，头发黑而直，背对着他在重新摆放鞋子。那正是她和萨比莎要好时悄悄出入他房子时的样子。你从来无法看清她的脸。
“你现在打算给爸爸帮忙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毕业了吗？”
“今天星期六。”伊迪丝说，半转过身子，淡淡地笑着。
“哦，是啊。能给爸爸帮忙是好事。你要照顾父母了。他们很辛苦，都是好人。”他带着淡淡的歉意，好像知道自己在说教，“尊敬你的父母，你的日子还长着呢，在—”
伊迪丝说了句什么他没听见。她说：“修鞋店。”
“我耽搁你的时间了，我打扰你了，”麦考利先生说，“你有活要干。”
老人离开后，伊迪丝的爸爸说：“你没必要这样刻薄。”
晚饭时，他把麦考利先生的事告诉了伊迪丝的妈妈。
“他不太对劲，”他说，“可能生病了。”
“可能有点儿中风。”她说。自从做了胆结石手术，她说话很有见地，对别人的痛苦怀有一种平静的满足感。
现在既然萨比莎走了，消失在另一种似乎一直在等待她的生活里，伊迪丝又是萨比莎来之前的样子了。“比她的实际年龄要成熟”，勤奋，苛刻。上高中三星期后，她知道她的新科目会很不错—拉丁语，代数，英国文学。她相信她的聪明会得到认可和赞扬，重要的未来向她敞开了门。过去和萨比莎一起的愚蠢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是当她想到乔安娜要到西部去，她感到一阵寒战从她的过去传来，一种被侵袭的警觉。她试图用一个盖子把它砰地压住，但是它还是冒出来。
一洗完碗她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拿起文学课上指定要读的书—《大卫·科波菲尔》。
她从来没有受到父母严厉的责骂—年老的父母有她这么小的孩子，据说是造成她性格的原因—不过她感觉大卫悲惨的处境和自己倒是很一致的。她觉得自己和他一样，也可以是一个孤儿，因为等事实真相大白，她的过去关闭了她的未来，她很可能跑掉，躲起来，自己谋生。
一切都是从上学路上萨比莎说“我们要经过邮局。我得给爸爸寄封信”开始的。
她们每天一起走路上学放学。有时她们闭着眼睛走，或者倒着走。有时她们碰到人时喋喋不休，小声地讲着胡言乱语，人们感到很迷惑。大多数好主意都是伊迪丝的。萨比莎唯一引进的玩法是写下一个男孩子和你自己的名字，把所有相同的字母画掉，数出剩下的字母数。然后用手指头将这个数数出来，一边说着，恨，友谊，追求，恋爱，婚姻，以此来确定你和那个男孩之间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
“那封信很厚。”伊迪丝说。她注意到了一切，也什么都记得，她能以其他孩子感到怪异的方式迅速记住了课本上一页页的内容。“你和爸爸有很多话要说吗？”她奇怪地问，因为她不相信—至少不认为萨比莎会写到纸上。
“我只写了一页。”萨比莎说着，摸着信。
“啊哈，”伊迪丝说，“啊哈。”
“怎么啦？”
“我敢说她放了别的东西。乔安娜。”
结果她们没有把信直接拿去邮局，而是留着，等放学后到伊迪丝家拆开。她们可以在伊迪丝家干这种事情，因为她妈妈整天在修鞋店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