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家十一个兄弟姐妹，加上弟媳妇、女婿们，过年过节几十口人，可这么多的人没一个人传闲话闹过矛盾。婆婆有很多美德，其中一个是从不在儿女姑爷媳妇面前说谁的坏话。她的言行总是让大伙团结体谅。婆婆不仅带我的三个孩子，弟妹们的孩子有一阵也都送来，经常是五六个，虽然有阿姨帮帮忙，可少不了老人费心劳神。弟妹的孩子送来前，婆婆总是跟我商量。我虽是大嫂，有好几个弟妹年纪都比我大，可他们都很有礼貌地叫我大嫂。婆婆事事为儿女们想得周到，哪个孩子病了，她都是自己护理，不轻易把儿女叫来，怕耽误儿女的工作。要是她自己有什么毛病，也不轻易和儿女们说，吃点药还叫我别惊动大家。
街道、邻居们都知道婆婆通情达理、热情诚恳。居民们常在我们院里开会。来前，婆婆为他们准备好桌椅纸笔，摆好茶壶茶碗，有带孩子来的，婆婆还拿出玩具、零食，和小孩子上厕所的手纸，最后还给他们放唱片。因为老放我的唱片，居民开会就习惯说：“走哇，上巧儿家开会去！”一九五七年祖光被错划为右派，我们家政治上蒙受污点，但街道上不但没有欺负我们，还宽慰我们。都说吴家在这胡同里待人好，吴奶奶有人缘。
婆婆为丈夫、儿子担心一生。祖光很像父亲，性格真挚爱打不平。婆婆长时期为了公公害怕、担心，告诉我：“祖光的性格像他父亲，你要管住他。”可我怎能管住他呢？当北京的许多报纸登了祖光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时，婆婆脸色惊慌地跟我说：“这些报纸快收起来！”因为公公每天要看报纸，婆婆只能骗他说，报纸被凤霞包东西拿走了。
祖光看见报纸上有了他的名字，一点儿也不惊慌，可把我吓死了。婆婆反倒劝我：“我一辈子跟你公公担惊害怕，你现在又为祖光害怕，这可怎么办呀！”祖光被找去，让他到首都剧场开他的批判会。这天一清早，我跟婆婆就紧张。婆婆亲自给祖光卧了两个鸡蛋，端给祖光吃。祖光好像没事儿一样，他说：“我得先打完这场球。”祖光每天早晨要跟儿子打一场球，事情这么紧张也要打，那天还打赢了。他把头发梳好，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对婆婆说：“娘，我们去开会了。”婆婆拉着我的手说：“你去开会，要是太难受了，你就闭闭眼，捂上耳朵吧！”我们走了，祖光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我坐三轮车，婆婆站在大门口看着我们，我们走得很远了，她还在看。我们开会回来的时候，只见婆婆已经早早等在那里。接我们回家，又亲自为我们做饭，让我们吃好。她心疼祖光，就知道让他吃好。爱丈夫、儿子、儿媳、孙子……这一家人，婆婆不知该怎么爱，就是让吃好！这时祖光的弟妹大都负责重要的工作，政治上都比我们好，可是婆婆谁都不跟，就住在我们这里。婆婆这时是我们的重要支柱。有个入党早、工作能力很强、有点“左”的妹妹，她认为婆婆跟我们一起是划不清界限，她给一个弟弟去信说：“娘的思想跟哥哥有共同点，应当跟她划清界限。”因为我们，儿女要和妈妈划清界限。婆婆说：“哥哥被划成右派，家里人应当了解他。你们谁跟他划清界限，谁就划，反正我划不清。要不，你们就跟我划清吧！”结果呢，大家跟这位极“左”派很少来往，倒是跟她划清了。
祖光在北大荒三年里，弟妹们都要接婆婆去住住。我对婆婆说：“您换换地方住也好，放心我们吧。我可以从剧院宿舍搬回来住。”婆婆不肯，对我说：“你住在剧院工作方便，你工作劳累，还常挨批，这时候你更要安心，我给你们管家带孩子，哪里也不去。”婆婆对别的儿女说：“哥哥不在家，大嫂年轻工作忙，你们都应当帮她一把，我为他们管家带孩子，你们在这时候也都要支持她。”为避免闲言碎语，五八年冬祖光去北大荒的第二天我就搬进剧院集体宿舍，把整个家撂给了婆婆。那时正好是大跃进，我们一天演出六场，困累不说，我头上还有顶内定右派帽子，不单演出，还有劳动改造，加上祖光一走工资没有了，全部经济负担落在我一人肩上，困难真不小。钱真紧，但是再没有钱，我也不向剧院借。我不能让人看出祖光离家，我们经济困难。我每月一分一厘的算计开销，每月三块五毛钱月票都得计划好，而我自己父母照样一个不少给。我心里有什么话都跟婆婆说。婆婆把别的儿女给的零用钱拿出来，给孩子买营养品。那几年东西真贵，为补贴家用，我卖了几件大衣。有次，我带婆婆和孩子去饭店改善生活。婆婆一个劲给我夹菜，说我太苦了，吃完把剩下的菜装进饭盒，一定让我带回剧院吃。我又一定让婆婆带回去和孩子们吃。这时婆婆流了泪，说：“你瘦多了，我不要紧，你忙呵！”我住剧院，每月发薪才回来一次。送钱回家时，我总要给婆婆买些她爱吃的糕点，可她都分给了孩子。我一看不成，后来买回就分成份儿，一人一份儿，我要看着婆婆吃完她那一份儿才开心。孩子们也知道谦让奶奶，常把食物向奶奶嘴里送。
因为我很少回家，孩子们和我生分了，都不跟我亲，心里就有奶奶。孩子们怎不亲奶奶呢？给他们补衣服奶奶手不离针，给他们洗衣服奶奶手不离水，奶奶处处克扣着自己，想方设法让他们吃饱吃好，天天要等他们都睡着了她才睡，还为他们流了不知多少泪，对他们说：“爸爸到远处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天天忙，顾不上你们，你们要乖……”我一回家婆婆就说：“凤霞，你看霜霜瘦了呢。”我说：“三个都胖了！”困难时期像我们这样家的孩子能胖吗？都瘦了。我不能说出让老人伤心的话啊！一九五九年孩子的祖父病逝了，外地的弟妹们都回北京了，只有祖光在北大荒不许回来。我怕婆婆难过，老在她身边陪她。婆婆克制着自己的悲伤反来劝我。一晚，我们婆媳等祖光直到深夜不见他回来，婆婆说：“凤霞，你想开点，还要演戏呢。你要是病了，这个家可就更难了……祖光就是回来，还要赶回去，更难受。再说，你一天演五场六场，他来了你也不能在家……”。
祖光在北大荒那几年，我心里常很难过地想念他。可是看看婆婆，我就想，我要好好地工作，要为亲人争口气。我在婆婆劝解下，一点都不叫人看出我孤独痛苦。春天，我和大伙一样，带上三个孩子参加剧院野游。同志们都羡慕我的三个孩子，个个白白胖胖、活泼可爱。他们关怀地问祖光在北大荒怎么样？我告诉他们，他常来信，身体好，精神也好……真有意思，围了一圈人听。我借机就讲我的家庭和睦情况，让剧院人都知道我有个好婆婆。
“文革”一开始，祖光就被关起来了。我们的四合院，硬搬进人来住，我吓坏了，吃不下睡不着，每天躲进一间房子里，孩子们更提心吊胆。婆婆很沉得住气，她劝我，千万别慌乱，说东西抢走、砸烂不算什么，那都是身外之物，人是重要的。她讲给我听，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逃难失物的经历，多少箱子、家具、贵重物品都丢了，有些古董、字画是无价之宝呵……造反派抄我们家，抄走公公婆婆很多东西，留下的古董、字画被抄得一干二净。
婆婆看着那些东西被砸，被抄走，她从没对我说过一句怨言。
婆婆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安详稳重，处理得体，几十年没跟谁吵闹过一句，对任何人都用尊重的口气说话。对家里雇用的阿姨、孩子的保姆，工友，都是低声细语：“请你们做点事。”无论谁有困难，婆婆都是想尽办法帮助。记得小女儿霜霜的奶妈和丈夫吵架要离婚，婆婆劝了他们三天三夜，终于和好了。她又给了他们路费，让他们一道回顺义县，走前还送给他们衣物。我还为他们女儿张树兰找了工作。婆婆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对婚，成全了一对是真金哪！奶妈夫妻和好走了，霜霜哭着要找她。她是早产儿，先天不足，日夜哭闹。婆婆不顾年老自己把孩子管起来，还说：“咱们孩子哭哭没什么，人家夫妻和好了可是大事，凡事得为别人多想想，老想自己就永远不得人心。”“文革”中有一段时间我和祖光都被关押隔离起来。婆婆一人带三个孩子生活。这时很少人来我们家了，连我的父母弟妹都不来了，照顾家的只有孩子六叔六姑。婆婆不让孩子随便出去，教育孩子在家里学画画，教他们做饭洗衣服。小欢懂事，我回家跟他讲：“爸爸不在家你要听话，乖乖的。”他点头说：“妈妈好，我再不跟小朋友吵架了，我爱妈妈。”说完，把头贴在我身上，双手搂着我。这在当时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啊！现在老大吴钢和小女儿霜霜什么都能干，这都是婆婆培养出来的。那时期我们的工资停发了，每人只有十二块钱生活费。婆婆更加克扣着自己，为让孩子吃饱吃好。这时她不再当孩子面哭了，自己偷偷流泪，她说：“不能让孩子看见哭，他们大了、懂事了，要他们知道要强。”后来我和祖光又去了干校劳动，三个孩子都跟奶奶学得很坚强。
我从干校回来又去挖防空洞，近七年之久天天早出晚归。祖光还在干校，虽说有了一点点自由，但我们写信都要被检查的。婆婆常提醒我，写信可要注意，要报喜，别报忧。当时我不仅干重劳动，随时还要接受审问，有时回家一晚，婆婆就担心。一次，我碰坏了腿，走路困难，婆婆天天灌好热水袋为我热敷。她对我说：“千万要搞好身体，我们家够苦了，再搞坏身子就更苦了。”每天多么晚也要等我一起吃饭，稍晚点不见我回来就到街上等我去，有时我已经到家了，她还在路上等我呢。
她在高兴时我问：“娘，你要点什么？”她总是说：“我什么也不要。”每月我发工资总给她买点吃的，过年过节给她买块衣料，她总是说：“好，我喜欢……”我初学用机器缝衣服，缝得很不好，为她做了一件衣裳。她试试说：“真好，正合适。”而且立即穿上了。
婆婆知书识字，每天在家务中都要抽点闲空读书看报，但她一生却只是一个家庭妇女。
可就她所承担的家务劳动、教育儿女和孙子孙女，那重量决不下于任何一个工作、农民或干部。她十八岁嫁到吴家，侍候自己的婆婆，照顾丈夫，抚育了两代人，经历了旧社会多少天灾人祸，和解放后多次政治运动的磨难……现在一切的灾难都过去了，我的孩子都长大了，工作，生活都一天天好起来。可惜，我的婆婆，祖光的母亲，孩子们亲爱的祖母，在一年前的一个春夜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