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梁朝人，是位大批评家。他将自汉至梁的一百多名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加以评价，写成《诗品》一书。如此全面、集中地论诗，开创先例，影响深远，是值得后人大书特书的。
钟嵘是靠刻苦自砺，努力奋斗起家的。据说，他“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沈约是当时声名显赫的高官，是名流。钟嵘没有从他这里获得奖誉，自然是十分遗憾的。事有凑巧，钟嵘在《诗品》一书中，评论到沈约，将他的诗列为“中品”。于是有人便说，钟嵘故意贬低沈约，以报昔日不遇之仇。后来虽有人为之辩解，但终究未能判清这件悬案。
钟嵘评诗，是有自己的眼光的。或褒或贬，都较能从实际出发。他评论沈约时说：“观休文（沈约）众制，五言最优……词宏于范（云），意浅于江（淹）。”在这里，他首先肯定了沈约的优点，然后才指出他的不足，沈约研究音韵，把四声引入诗中，加强诗的音乐性。在这方面，他是有贡献的，但过于讲求什么“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什么“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徵不同”等，这对于诗，便是一个束缚。钟嵘对此评曰：“文多畏惧、伤其真美。余谓文制，本领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既肯定音乐性在诗中的作用，又指出它的烦琐对诗的危害。这是有点“一分为二”的思想的。如果认为，指出缺点，便是钟嵘对沈约的报复，那无论如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钟嵘评论其他诗人时，亦常常指出他们的不足。如评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评王粲：“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甚至对那位隐逸诗人的老祖宗陶渊明，亦列为“中品”，难道，他跟那些隔世隔代的诗人，也有怨有恨吗？当然，钟嵘这种品评，是否公允，有无附会穿凿的地方，尚可研究，但既然有个人的见解，便公诸于世，这点，我认为是应该肯定的。
任何一个批评家，都会有个人的偏爱，有个人的审美观。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作品，往往多有溢美之词；对于自己所不喜欢的作品，也易流露出不满，这是难免的。但我想，只要不是阿谀逢迎，希望讨好对方，以获取一己之私利；只要不是居心不良，靠棍术称雄文坛，抓住作品一点毛病，便打得鼻青脸肿，甚至妄图结果性命的，则温度高些或是低些，都无妨碍。因为一篇作品，尚且容许有缺点毛病，怎么能要求批评的文章毫无偏颇，处处都那么恰当呢？
批评家和作家，应是同志，是战友。有好的作品问世，应该积极热情地宣扬，不要害怕他人说这是谄谀对方；发现作品有缺点和错误，便与人为善地大胆批评，也不要怕人说，这是嫉妒身边的同志取得硕果。批评家在“监视”作品，读者也在注视着批评家。对于幼苗佳花，积极地扶植浇灌，读者自然会鼓掌，在错误面前，守口如瓶，不敢摸老虎屁股，读者也会悻悻然。批评家的职责，似乎不是在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道理，而是要树立榜样，指出迷津。他不仅应该有才学，而且要有胆量，有坚贞的品格。
钟嵘的可贵之处，是对于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敢于冲破，不躲躲闪闪，不考虑个人的得失，认真地分析研究问题，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这点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