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朋友将我的中篇小说《最后一个工人》推荐给影视公司，得到的答复是“如今工人阶级都不存在了，还有谁看工业题材的电视剧啊。”
我感慨颇多。难道工人阶级真的不存在了，统统变成工薪阶层？我不知道阶级是否存在。但是我知道工人肯定存在。他们日夜劳作着，或在恒温恒湿的高端流水线前，或在烈日当空的建筑工地上，或在阴暗潮湿的矿井里……
无论工人阶级存在不存在，反正人类还存在。工人首先是人。文学首先是人学。从这个立场出发，关于工业文学我还是有话要说的。
应当说，工业题材文学作品是晚生的。人类社会出现工业或者说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文学创作才可能出现规模化的工业题材作品。工业文学的这种“晚生身份”，可能会使它先天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如果这种说法成立，我们还应当看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胎记”。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远远晚于西方国家。至今，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还处于“农民”身份，这就使得中国社会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状态。在近代社会，即使在上海、天津以及沈阳这样的工业化城市，人们的文化心理仍然普遍根植于生生不息的农业文明王国，这种准工业化或亚工业化特征，就是所谓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胎记”。
中国第一代工人主要来源于失去土地的破产农民。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脱胎于古老的农业文化土壤。从绝对化意义上讲，无论近代还是当代的中国作家都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都孕育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农业大国的“精神子宫”。
长久以来，中国文学涌现了许多以农村为背景的文学作品，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譬如柳青的《创业史》、梁斌的《红旗谱》，孙犁的散文和赵树理的小说，还有《山乡风云录》《暴风骤雨》等等大量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甚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都是名重一时的主流派作品，占据中国文学的半壁江山。
所谓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与所谓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相比，前者具有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广袤的田野，夕阳的炊烟，温暖的炕头，麦粒的清香，灶台边的婆媳，田垄间的父子，祖传的白银手镯，崭新的黄铜烟锅……这一切人间俗情、俗事、俗物，无不承载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文化传统和道德观念，传递着中国人熟悉的生命信息，表达着中国人的情感经验，诉说着中国人的家族血缘和人生风光，它所产生的亲和力几乎无以抗拒，因为它就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生活画卷。
与之相比，有着晚生身份的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以城市为舞台，以钢水奔流为背景，以机器轰鸣为旋律，以“社会人”为文学形象，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变为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三班工作制”，从三乡五村皆为亲戚的近缘关系变为万人大厂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人群体，从春种秋收的农耕喜悦变为车间生产线的技术革新争论……与之相比，钢筋水泥的厂房没有乡土气息芬芳，动力锅炉的蒸汽没有村头炊烟安详，铿锵的锻锤没有骡马嘶鸣悦耳。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充满了车间厂房机器设备等等毫无情感的人造景观，缺少农村题材文学作品里的“原生态”风光。俗话说，触景生情。与传统的乡土田园风光相比，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的“景缺失”很可能导致“情难生”。
工业题材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形象，以机器精神和钢铁意志屡屡战胜“自然时间”，在农民眼里不啻于数九寒冬季节收割新鲜麦菽。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打乱了传袭千年的农业社会“时间表”甚至冒犯了“四季生态”规律。就这样，让中国人进入工业化生活便成为普遍的社会任务，让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进入中国人内心世界也成为中国工业题材作家普遍的社会课题。
在中国农业文化大背景下，工业题材与其他题材，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假若有“都市里的村庄”，必然有“村庄里的都市”。这很像家庭出身与本人成分的关系。父亲的个人成分就是儿子的家庭出身——以前我们填写个人履历表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必须论述工业题材创作与其他题材的关系，我姑且将其喻为“同父异母”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出现一些工业题材文学作品，譬如草明的《原动力》《乘风破浪》等。作家下工厂深入生活，也写出不少作品。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高潮，有的作品属于革命年代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主题先行”与“政治图解”，构成一段特殊的工业题材文学史。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独领风骚，成为“改革文学”的重镇。但改革的深入给作家们带来迷惘与困惑，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出现走弱趋势。尤其国有企业经历的巨大变化：承包、优化组合、第二职业、解聘下岗、买断工龄、合同制用工、社会保险……这一系列崭新的字眼儿所代表的新生活，催促着作家们吃进胃里消化吸收，即使生吞活剥。
与此同时，昔日工业题材作家们积累多年的家底：公费医疗、铁饭碗、劳动模范、班组竞赛、女工委员、班车代表、年底食堂吃结余、长年歇班吃劳保、生活困难吃救济……这一系列烂熟于心的字眼儿所代表的写作资源，一夜之间成为“史料”而丧失了“现实用途”。
当代工业题材作家们的这种尴尬处境，好似经历一次“精神土改”。一个个拥有丰富写作资源的“地主”被扫地出门沦为不具备丝毫写作资源的赤贫者。
当然，这里只是用“精神土改”这个并不恰当的比喻来形容面临社会巨变一时难以作出深刻思考的工业题材作家。从这个现象出发，我一时难以找出工业题材创作的特殊规律，只能描述所看到的工业题材作家们的这场特殊经历。
改革开放进入高科技时代，新生事物伴随新生词汇大量涌现，其猛烈势头如雨后春笋。大量农民工来到城市进入工矿企业成为产业队伍的有生力量。天变了，地变了，一切都变了，人好像也变了。于是所谓工业题材文学创作再次面临巨大挑战。大量“农民工”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现，使得传统工业题材面临是否扩容以及如何扩容的问题。
然而，工业题材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要它仍然属于文学范畴，只要“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定义不发生走移，那么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本质仍然是“人学”。
如果必须寻求工业题材创作的特殊规律，我认为还是应当从文化视角出发。工业题材作家应当发掘已然形成多年的“工业文化”。这种发掘如同老舍先生发掘北京文化，赵树理先生发掘山西文化，以及林希先生发掘天津文化，理应赋予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以深厚的文化内涵。食堂饭票、加班券、理发票、对调工作、改变工种、涨工资指标、大号铝制饭盒、高温作业补贴、医药费报销、泡病号、迟到早退虚报考勤、冒领工作服、女更衣室、男浴池……这数不胜数的工厂生活细节与生活场所，似乎都应当成为系列文化符号而转为恒久的写作资源，从而丰富着并不亚于农村自然风光的大工业文学景观。所谓工业题材小说，能否表现出“工业乡土”的风景和生态，这正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其实，工业题材文学作品，不必过分追求尖锐的社会性，不必过分追求匡正的使命感，不必把工业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特殊力量，不必“打酱油”也不必“俯卧撑”……如此这般，工业题材文学作品反而会走出偏见和狭小，使钢铁有了温暖，使机器有了性情，使工人再度呈现创造者而不是失落者的形象，从而赢得与其他题材文学作品同样宽广的天地。
具有工业文化底蕴与内涵的文学作品，应当与具有地域文化色彩风情的文学作品一样，成为文学植物园里的一株高大乔木——尽管它在深秋也要落叶。
但是，春天来了它还是要发出新芽生出新枝的，这才是工业题材文学作品的原本面目，这才是工业题材作家们的原本之心。
感谢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最后一个工人》这部小说集。这至少说明他们不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不存在了。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能说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认同这句话：普通劳动者不应当受到轻视。
肖克凡
2013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