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韩素音于2012年11月2日逝世，享年九十五岁。编者约我写一篇文章，其实我并没有看过太多她的作品，只能略谈个人的印象。第一次读韩素音，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记得那时她正红得发紫，挟其《生死恋》（A Many-Splendoured Thing）的余威，接连出版了三本自传式的书：The Crippled Tree、A Mortal Flower、Birdless Summer，构成三部曲。那时我在美国初任教职，开了一门名叫“中国的印象”的低班课，斗胆选了这三本书作教材，当时就有汉学界同行对我说：“你选她的书作什么？根本不可信。”我回答说：“这门课探讨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韩素音的作品——不论是自传、小说、或人物传记（毛泽东和周恩来）——全是她个人的印象，所以读起来很生动，像小说一样。然而我也不自觉地把她当作西方作家，她虽然出生于中国，但从未用中文写作，她对中国的印象也是“外来人”的观点，但却以“内行人”自居，向外国人宣扬新中国的革命成就。在“文革”时期，她几乎成了新中国的代言人，和斯诺（Edger Snow）齐名，后者描写长征的Red Star over China（中译名是《西行漫记》）至今已成经典。这两位作家都是中国共产革命的坚决拥护者，观点一面倒，对中共几乎没有一句坏话。韩素音的文字更是充满了激情，所以成了中共的宠儿，她每次访华时都受到特殊优待。记得陈若曦有一篇暴露“文革”的短篇小说《耿尔在北京》，内中就把韩素音这个“中国通”着实揶揄了一番，说她在内地游山玩水，其实根本看不到中国人民的疾苦。在海外，至少据我所知，对韩素音的“中国通”名声作最致命的打击的是比利时籍的汉学家李克曼（Pierre Ryckmans，笔名Simon Leys，后在澳洲长期任教），七十年代初他在《纽约书评》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揭露“文革”的真相，观点和当时的“左派”针锋相对，对韩素音也严加批评。他的英文文笔，和韩素音同样犀利，外加一份学者的分析能力，遂令我对韩素音开始失望了。如今时过境迁，那个“火红的年代”也随风而逝了。据称韩素音晚年一直住在瑞士，和印度丈夫分居，但并没有叶落归根，回到她热爱的祖国定居。为什么？也许和她的欧亚混血背景有关吧。据网上资料显示，韩素音生于河南，父亲姓周（所以她出生的本名是周光瑚），但母亲是比利时人。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国民党的军官[她的小说《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 Chungking）写的就是这段恋情]，不幸在国共内战时丧生。她的第二任丈夫本该是Ian Morrison，一位英国记者，可惜使君有妇，有情人受尽相思苦。韩素音把这段爱情故事写成小说《生死恋》，后被拍成同名电影（1955），轰动一时，特别是那首主题曲，听来荡气回肠。然而这本小说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主题是白人的种族歧视：它描写一个欧亚混血儿的单身女医生如何在香港的英国殖民社会中求生存，并维持个人的尊严。也许这正是我对韩素音早期的作品颇有偏爱的原因。一个生活在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受尽歧视的女人，怎不会博人同情？她使我想起张爱玲的母亲，她们在中国社会过不惯，只能在中西混杂的殖民地如香港和新加坡生活。看过张爱玲的《小团圆》和她的两本英文小说，特别是The Book of Change的读者，当会记得张母的形象，相较之下，《生死恋》中的韩素音高贵多了。
张爱玲当年也想以英文写作在美国打天地，却得不到美国出版商的青睐，韩素音反而成功了。且不谈其他原因，就以英文文笔而论，我认为韩素音绝不输于张爱玲，甚至尤有过之。（最后这一句话可能冒犯了不少“张迷”。）也许在学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心目中，韩素音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位“严肃”作家，她虽然靠《生死恋》的浪漫史而走红，后来的声誉却建立在她对中国的印象：因为中国内地曾对外常年封闭，令不少外国读者对中国产生神秘的幻想，韩素音的那几本歌颂中共的书——包括两本歌颂毛泽东的史书（The Morning Deluge：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893—1954和Wind in the Tower：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49—1975）因此洛阳纸贵，但读来读去都像小说，正因为内中掺杂了大量作者的感情。现在大概不会有人看了。对于老一辈的香港读者，提起韩素音，无论是褒是贬，大概都会对她那段发生在香港的“不了情”一掬同情之泪：如果当年她的英国爱人没有在韩战采访时死亡的话，该多好？现在这对恋人可以在天堂共缔良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