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初，韦力先生来南京，约好了第二天陪他去访泽存书库。不想黄梅时节，次日清晨大雨滂沱，我劝他逗留一日，因为雨大只怕拍不成照片，但他因事急着要走，结果一个人去了，居然还拍了张不错的照片，特别是留下了院内那株大雪松的倩影。如今泽存书库还在，大雪松则确如他所说，已被南京的文化人糟蹋掉了。
这一错过，使我与韦力先生的见面，推迟了三年。但他在寻访古代藏书楼的事，我是早已耳闻，还帮他联络了扬州的韦明铧和苏州的王稼句。当时的韦力，在我的印象中颇富传奇色彩。他不但以藏书之富被誉为“中华当代藏书第一人”，而且也是中国当代藏书家中能拥有名副其实藏书楼的第一人。在电话和书信中，不断得知他寻访书楼的新进展，复在《藏书家》上开始看到最初的篇章，但直到2005年2月，收到他惠赠的《书楼寻踪》，才算真正了解这一工作的全貌。
韦力先生在书中写道，他“由于对藏书的爱好，爱屋及乌，对藏书楼变得也很感兴趣”，但把搜集到的藏书楼资料“放到一起慢慢比较，发现大多数材料对于藏书楼现址方面的描述均语焉不详。有一些描述地点的字数均相同，似乎均从一个出处抄来”，以致他“发此宏愿，遍访国内可以找到的藏书楼，哪怕仅存遗址，也要目睹其况”。
自1999年开始的五年中，韦力先生走南闯北，居然被他寻访到了八十余座古代藏书楼。他以“藏书访古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些寻访的经历，依次有“浙江之行”十四处，“常熟之行”九处，“扬州之行”六处，“镇江之行”三处，“苏州之行”四十一处，“宁波之行”十四处，“南京之行”四处，“湖南之行”七处，“广东之行”十四处，“山东之行”十处，共一百二十处，其中有些藏书楼已经不存。且不说依次去访查一回了，就是能把这些藏书楼的相关资料找齐，把它们的来龙去脉理清，把它们的所在地都弄准确，也不是一件易事了。
从上述数字，可以想见当年江浙一带私家藏书之盛。而细读全文，与韦力先生一起品评这些藏书楼的存亡兴衰，又可以看出这五六十年间，不同城市管理者对于文化遗产的不同态度，以及造成的不同结果。即如我所居住的南京，现存藏书楼仅止三处，实在与其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不相称。但有什么办法呢，清代津逮楼和开有益斋是太平天国烧掉了，而明代焦竑的五车楼，则是1992年“老城区改造”时被拆掉的。硕果仅存的八十几座藏书楼，在韦力先生寻访之后，已经又有四座被拆毁。
藏书楼的命运如此，藏书的命运更令人感慨。就是建筑保存完好、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的藏书楼，也多是“凤去台空”，早已没有了藏书，徒然成为一个文化空壳。而今天新一代的爱书藏书人，家中能有一间书房已算很不错了，哪里还敢想藏书楼；至于藏书的质量，就更没法与前辈藏书家相比。
韦力先生所做的工作，其实还不止于访查现状和拍摄照片，他的这组“藏书访古日记”，确实是既有“访古”的记录，更有“藏书”的研究，对每一座藏书楼，他都做出了言简意赅的介绍，时有精辟的评价。由此更可以见出他藏书与读书的功底，舍此无法完成这项文化史上的壮举。
尽管具备了做这项工作的所有条件，真正做来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在这些日记中，时时可见旅途的艰辛、访求的艰难，一些人出于莫名其妙原因的阻挠，简直让人无话可说。他“有时候也会反问自己，为什么要花钱吃苦”？在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看这些文字的时候，他只能以这样的想法自慰：如果“把任何问题都想透，就会觉得做什么都没有必要了。所以人有时候需要自欺一些，告诉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
《书楼寻踪》在《藏书家》一刊出，就受到了广大读书人、爱书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这事情的“很有意义”已毋庸置疑。
在谈到西涧草堂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分藏于北图、浙图和上图，“蒋光焴为保存中国典籍功不可没”，“可是不知什么原因，在后来的藏书纪事诗中都很少提到他”时，韦力先生坦言，“这种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学的人物，应当对其大力赞扬才是”。而韦力先生在二十一世纪初，以一己之力，对中国藏书楼这样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盘点，同样是“有功于民族，有功于后学”。这项壮举与他不惜重金搜求的高品位藏书，都将使他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承前启后地位。对于韦力先生的这种努力，对于韦力先生这样的爱书人、读书人，中国文化界也“应当大力赞扬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