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岁暮，正好看到夏志清先生的散文集《岁除的哀伤》，早早晚晚的零碎时间，便都在翻这本书。最先读的是与书同名的一篇，纪念“用枪把自己打死的”美国友人哈利。那是1975年年底，该是“收到一大堆寄来的贺年卡”的日子。也许正是这不适时的素卡，划破了夏先生心头原本积聚的忧伤，流泻为这沉郁而生动的文字。那年他的小女儿自珍，已看出弱智的征候，使年过半百的夏先生精力上和心理上都增添了大负累，“人家过年开心，我们这一家，每逢圣诞佳节，只有心情更坏”。
这文章写到一半，夏先生“看到宋淇来信，谓钱钟书去世了，即把该文放下，另写追念钱钟书的悼文”。这文章也收在本书中，副标题是“兼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新趋向”。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钱钟书列了专章。现在都道他“发掘”了张爱玲，其实他同样高度评价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并称誉钱先生为“不世之才，中西学问之渊博无人可及”。这篇文章后来写“豁边”了，从评价《谈艺录》发挥到当时文学批评界的若干问题，倒是显露出夏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
钱钟书先生的“去世”，当然是误传。同是炎黄子孙而致如此隔膜，实在令人哀伤。而更令人哀伤的是，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人，连《围城》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谈艺录》，却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钱钟书这样的人，早就该从精神到肉体“退出历史舞台”了。看来，编者以此篇名作为书名，是不无深意的。
值得庆幸的是，1979年4月钱先生访问哥大，正是由夏先生接待，两人一见面就“相抱示欢”，一天之内，三次聚谈，人情世事之间，同样处处皆学问。读《重会钱钟书纪实》，使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1983年夏先生访问中国，则是钱钟书先生代为安排。1998年钱先生病逝，夏先生又写了文章，从对《管锥编》的赞誉，联想到国学传统的发扬光大。这些文章，汇为本书的一个专辑“钱钟书天地”。
钱钟书之外，这书中另一个得列专辑的人物，自然是张爱玲了。从“张爱玲世界”一辑中，可以看到夏先生对张爱玲评价的微妙变化。这正是大学者的襟怀。夏先生读到张爱玲的几种传世之作，是在1950年代初，但他早在1943年就同张爱玲有过交往，不过其时夏先生的兴趣尚不在张的作品，而在另一位女士刘金川身上。读本书第一辑“自传的片段”，甚至可以认为，夏先生早年的生活环境，一度与张爱玲的颇为相似，他在那一段自传中流露的情调，居然与张氏作品有契合之处。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已经发现过这一点。
这本书中另外的两辑，一是“岁除的哀伤”，收了七篇纪念文章。夏先生曾自嘲，说他的中文稿，“不是序跋，就是悼文”，但他的纪念文章委实写得情文并茂。编这本集子的陈子善先生，在《编后记》中说道：“林以亮先生概括夏先生的散文是‘禀赋、毅力、学问’的高度综合，确是好评。当然，还应加上‘情感’才更为完整贴切。”我也觉得陈先生这一条加得极准确。另一辑是“师友、花木、故乡月”，虽然仍多怀人之作，但怀的是在世的师友，心境毕竟不同，也更能体现出夏先生“面对生活的种种坎坷，依然笑对人生”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