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村的人都在吃药。吃的都是一样的药。
俺村的人看起来都好好的，脸膛虽然粗黑些，但是笑逐颜开的。他们并没有集体患病，但却在集体吃药。
俺村是泥泞的。接连二十天的大雪之后，又追加一场冬雨，气温回升之后，正午的阳光下，俺村成了一片沼泽，每条路都像刚从烂泥里捞出来的，哪里插得下脚？雪堆在缩水，稀泥反着土黄色的光——十天内将无路可走。俺村。我想。
平时每有这样的冬日暖阳，总会有人在墙根蹲晒，可是这天，村子里异样安静。走到一个废弃的学校附近，才看见人。一堆一堆地从校门口出来，胳膊肘里夹着小板凳，杂七杂八地穿着大棉袄，女人们包着头巾，红绿都有。人越来越多，水一样漫进村中，我看见二婶牵着孙子，五叔扶着他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能动的都出来了。人人脸上都是叹息的、满足的、回味无穷的样子。这样的万人空巷，在我们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还是首次。这是白天，不可能是看电影——在电视普及到家家户户的今天，露天电影也没这么火爆；开会，似乎也不太可能。
到家后发现门上一把大铁锁，爹和妈都不在家。这很破天荒，因为除了进城，妈从不出门，大门总是敞着的。
等了一会儿，爹和妈回来了。鞋帮上糊着烂泥，裤腿子上溅着烂泥。
“我和你爹去领药了。”一进门，妈神秘地说，并从布兜里摸出一板胶囊，“六块钱呢！我一天挣六块钱还不行么？我都吃了五天了。”
我拿过一看，是治疗脑血栓的药。六粒。六粒是一次的服药量。一日三次。
妈说人家一天给这么六粒。相当于六块钱。白给的。
我说：“你也吃？”
妈说对。
我说你又没有脑血栓。
妈说，人家说心脏病也能吃，咱村的人都在吃。
爹说今天来老鼻子人了，能有三千来人，外村的人都一拖拉机一拖拉机地来吃药。
我说爹我不是给你拿了药吗，不要随便吃。
爹说不吃白不吃反正不花钱。
我说他们不是骗子吧？穿着白大褂，戴着听诊器，看着像大夫，你们可千万别信。
妈说没有呢，人家没有穿白大褂，人家梳的都是分头，就是电视上那些官梳的那样的头，都像干部呢。
爹说人家都有知识，说得都挺对的。
我瞅瞅爹，又瞅瞅妈，要爆笑，又觉得要严肃对待，说：“你们俩被洗脑了吧？”
爹说：“不是，你去听听，人家也不卖药，人家说‘春天播种，秋天收获’，人家现在不收获……”
我想爹从前是个很明白、很理智的人。伯父去世的时候，爹甚至不主张扎纸马冥器，但自从去年夏天查出患脑血栓之后，爹就开始轻信，一听说哪里有免费量血压、测心跳、发药的，他就去。
我说：“这是治疗脑血栓的药，怎么全村的人都去了？”
妈说对啊能走的都去了，不吃的，领了可以送给别人。
我说：“会场纪律不错吧？”
妈说对啊谁要是在底下说话，人家就不讲课了。
爹说，行是行，垄是垄的呢。谁要是坐得不齐，就不给药。
妈说：“你给你爹写个演讲稿，让你爹上去念，人家就奖更多的药。”
妈又说：“俺都有作业，都得写体会。”
爹没说好，也没有说不好。难道爹想去当那患者代表？
我试图告诉他们不要轻信这种药品促销行动，爹和妈试图表明他们也有判断能力，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
医药、健康、咨询、免费，也许只有药商在认真地、深入地研究农村、研究农民，只有他们知道农民渴求什么、需要什么，他们用心良苦，把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只有他们知道，怎样的语言才能打动农民，他们含情脉脉地喊他们“爸爸”、“妈妈”，比他们的儿女喊得都响亮、都亲热，使他们热泪盈眶，使他们那砖坯模样的手放松警惕，从而掏空他们的血汗钱。
于是领药、吃药，成为俺村今春最盛大的事情，家家户户，莫不趋之若鹜，奔走相告。
返回时经过那所废弃的学校，已经空无一人，校门口两边的墙上，字迹斑驳，却依稀可认：“高高兴兴上学，安安全全回家。”
回城后，我在网上搜索了这个药品公司的名字，足有十页内容在揭发这个药品的非法促销。有一条重要信息是，该药一盒的市场定价比在村里的销售价格便宜一半。
真实的价格我告诉爹，还是不告诉爹呢？
经过一番矛盾的思考，我拨打了举报电话。
举报的第二天，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爹的声音，粗哑、缓慢、犹疑、小心翼翼、甚至低声下气，爹问：“今儿——咱村来那些人——是些什么人？”
我停了停，说：“药监局的吧？”
爹问：“那咱村的事——你跟别人说了？”
我说：“我打了电话。”
爹说：“哦。”
爹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
爹挂了电话。
我有些难受，心里有些不熨帖。
俺村的人一定感到很扫兴——开始发药了，俺村的人快乐而迅速地排队，领牌牌、交牌牌、拿药，回家。妈和爹，也就在这充满期待的队伍里。听了两个小时的课，他们等的就是这幸福一刻，然而，药监局的执法人员去了。
俺村的人一定感到很愤怒。
爹一定感到很受打击。
我想我是过于认真、过于书生气了。
我伤害了爹、伤害了俺村的人、伤害了他们的热情洋溢。
也许应该视若无睹，让他们自己发现钱莫名其妙地花了。
也许应该不闻不问，让他们吃，吃到脸肿了，发现吃错了药。
而我这么做，只能让他们对药充满怀念。
我也许应该好好研究一下老年心理学，尤其是老年病人心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