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柴家
记忆中的城北老院，共有九户人家。
柴家是一个例外，柴是女主人的姓，叫柴杏花。
柴杏花结实而矮胖，风格泼辣，古道热肠，待人热情非凡，什么时候都想帮你一把。
几年前，我在九家塘附近碰到她，她在卖“白斩”。“白斩”是个笼统的说法，主题是白斩鹅肉，当然也顺带着卖点红烧大肠、猪头肉什么的。所以说到底也不是“白斩”，而是那种很见酱油功夫的烤鸭。
老邻居，又是长辈，多年未见，意外相遇，倒也亲切。但后来每每经过那里，必被叫住，然后必要切一点“白斩”给你，塞你怀里来，你不接，事情便很严重，你就“看不起阿姨”。
这个柴阿姨，早年无业，与我母亲一道，在南门飞机场晒鱼鲞。
这是一个国民党溃败时期匆匆建造又废弃的军用机场，一个比较开阔的空旷地而已。它靠近码头，成为水产公司的晒鱼场。时过境迁，曾经的飞机跑道变成了一条马路。无论是晒场还是马路，人们都坚称它为飞机场，一说飞机场，大家都听得明白，尽管它仍然是一片辽阔的区域。
从飞机场收工回来，母亲和柴杏花时常会偷一些鱼鲞回来，塞在她们宽大的衣襟里。
有关这段生活，在我的小说里有所描写。小说写到一架军用直升机正在那儿临时降落的情景，这是一件稀罕事。许多人都跑去看，人群中间肯定少不了我。那天我正巧在衜头横街的外婆家。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高速旋转的机翼掀起一股狂风，黑压压的墨鱼鲞像树叶一样被吹得四处飘散，一群青壮年妇女手脚大乱，裹着头巾的母亲置身于一群黑蝙蝠般飞舞的鱼鲞之中，向空中投去茫然失措的一瞥。
柴杏花的丈夫姓王，叫王国光。
以前有一种国光苹果，徒具光鲜的表面，吃起来口感“糊其其”。
所以，我们连带着这个王国光，叫成烂苹果。
那个时候，对小孩来说，父母的大名是天字一号机密。长辈的名字要是像口香糖一样，反复嚼在哪个小屁孩的嘴巴里，还要当着你的面，冷酷地说出来，一边挑衅地看着你，此乃奇耻大辱。
我们说，烂苹果！王国光的两个儿子表情开始复杂起来，他们倒也认真，立刻道，不许骂我爸！我们说烂苹果是你爸吗，他们说不是。我们说，不是怎么就骂你爸？
这两个儿子纠结万分，陷在逻辑混乱里不能自拔。
不过，当面我们都尊称王国光为小王叔叔。
这个小王叔叔，前不久我还碰到他，他已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我叫了他一声小王叔叔，他看了我半天，仿佛从前的日子慢慢地在我脸上升腾起来。他伸出一根手指，点着我，又收回去，给自己摸了一支烟。他就笑了，找到了答案。
王国光当时在老契电厂上班，不经常回来。每次回来他都会带来许多河鲫鱼的鱼干。
小王叔叔伸出手掌，向我们描述这些河鲫鱼生前模样：都有手板面宽。
这个没有人表示怀疑。他的捕鱼工具是一根自己做的鱼叉，两寸宽、三尺长的竹片，头上夹着四枚铁钉，事情就这样成了。老契电厂附近都是一些农田和河流。我们的小王叔叔拿着鱼叉，如果是晚上，还要带上加长型的能装四节电池的手电筒，他沿河走去，走着走着就看到一群梦游的鱼了。
因为众所周知的环保问题，这样的情境已经成为童话。
由于柴杏花的好客，我们都吃过小王叔叔的鱼。柴杏花的好客是这样的，小王叔叔回家的时候，不能在她还没有过目的情况下，就把鱼私分给人家，这是柴杏花所不能接受的。这要等她收工回来，一条条地看过，心里有了盘算，再热情洋溢地分到每家每户。
小王叔叔的鱼有一个特点：他的鱼，背脊上都有四个小洞眼——
大家都知道，那是小王叔叔神速而有力的一记。
柴家有两个儿子，老大叫王九江，这很好理解，从字面上落在他们的原籍。老二的名字气魄还要大，叫王九州。这叫立足家乡，胸怀祖国。如果再出来一个儿子，便是放眼世界了。但我想不出，应该叫九世，还是叫九球呢，都不合适。我想王国光一定有办法。
九江和九州都比我年少。我九岁那年，搬到城北的那个大杂院，他们还是两个小碎人，整天在床上蹦跳——我觉得小时候看人看物，还有对时间、距离的感觉，跟成人是大不一样的。这兄弟俩仅仅比我小了两三岁，但我居然觉得他们都是小小人，自己已经可以把手插在裤袋里，对这个世界说三道四了。
那一年夏天，我的外婆来了。她是典型的三寸金莲，走起路来的风姿，与竞走运动员有一拼。掐着一方丝帕，手还要放在腰后。现在想起来，整整一个旧时代向我扑面而来。
外婆在城北住了一阵。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柴家的两个儿子，在本埠方言里，一个叫舅舅（九州），一个叫舅公（九江）。这在外婆看来是犯了大忌的。本来嘛，平头百姓家的孩子，取个贱名，阿狗阿猫的，不生病，好养活。但外婆没有把心中的疑惑说出来。临到离开的那天，她已经上了三轮人力车，终于还是放心不下，下车拉过母亲，像是托付一件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
我看见母亲的脸庞像瞬间开放的花朵，然后才慢慢地蹲下去，发出尖利的笑。
柴家还有一个女儿。她的名字完全跳出了原来的格局，叫春兰。
九州、九江和春兰都是他们的外公带大的。
这是一个矮个老头儿，背驼得很厉害，走路时，脑袋一直冲在最前面，两脚左一摆右一摆，仿佛现在电影里模拟的史前动物的做派。
大家都叫他柴老师。这个称谓是否与他曾经的职业有关，不得而知。
柴老师喜欢走路，喜欢穿街走巷，整天手里牵着他的小外孙女，奔走在这个小城的迷魂阵里。
在我看来，似乎柴老师的驼背，让他躬身携幼的身影显得如此的恰如其分。柴老师一边颠儿颠儿走，一边嘴里还模拟着街头常见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鼓乐，咚得儿咚！咚得儿咚！
柴老师的嘴巴有点漏风，听起来的效果是：穷得儿穷。
他的女儿说，你嫌我们家还不够穷吗？
柴家确实很穷，比我家还要穷，但人家穷得有节奏，有起伏，有想象力，经常有豁出去放开来吃一顿的壮举，而我们家是一贯的节俭，死气沉沉得令我们绝望。比如夏天来了，小店里西瓜到货了。我对母亲说，外面西瓜五分钱一斤。母亲说我知道了。就好比一个士兵来报告敌情，首长说知道了，这就没有士兵什么事了。
她不知道这西瓜切开来，咬下去，会是多么的甜！
但是柴杏花知道，她捧着西瓜进来了，全院子的人都看着她，带着批判的眼光。
柴杏花说，吃呀吃呀，大家都来吃呀。
这时候，现场的人都有点胃痉挛，有点矛盾重重，是要上前去分享一块呢，还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视若不见。我肯定是跑着过去了，我母亲绝望地叫了我的名字，我不敢回望，她叫一声，我停一下，然后毅然决然地继续向柴家走去。那天，我分到一小块西瓜，我把瓤啃完，西瓜皮放在那里了，我的皮里还有一丁点红，他们都看着我，不可原谅地看着我。我又拿回来啃。
这个院子，没有几家是厅堂齐备的大屋，经过几番历史的风云涤荡，原主人大都作烟云散，他们的房子收归到房管所的名下，然后再进行无序的搭建拼接，形成连片的民居，原有的大屋，也挤着两三户人家。
柴家没有厅堂，进门很小，直接就是房间，前后两间。后间的窗外，是一条狭小的过道，从过道里出来，到我家的后门，又是另外一个空地，相当于前院的后道地。后道地有水井，井的旁边有一排杨柳，依着一堵墙，墙那边便是泉大酱园。其实，前后左右的院落也都差不多，互相犬牙交错，在一起挤挤攘攘，形成无数夹缝似的小弄堂，和前后曲里拐弯的院落，倒也气象万千。
我们租的都是公家的房子，房管科的人一趟一趟地来收房租，当时还是比较体恤百姓的疾苦。房主说，这个月没有，下个月一起交吧，居然也行。到了下个月，你要是还想拖，那就给他编点故事，如果还能顺几滴眼泪下来，事情就这样成了。一般手里还有几个钱的，都会乖乖缴上，实在不行，拖个三五个月也有。
但像柴家这样长年靠拖欠房租过日子的，还真是少见。
话说那天，王国光正在吃螃蟹。他吃得很专心，使用的是一套细致入微的工具，包括他长期和钥匙一起挂在屁股后面的一柄小耳勺，我们看得稀奇，当然也嘴馋，这时谁大喊了一声，房管科的人来啦！
他的身子突然僵住，手指一松，蟹壳掉在了地上，空气凝固了。
王国光极缓慢地抬起头来，从他的喉咙底传来试探的声音：谁在开小王叔叔的玩笑？
没人开他的玩笑，房管科的人已经站在他的跟前。王国光说，你别这样看着我，你看我没有用，这是我昨天晚上放蟹笼“放”来的，要么你也拿只过去吃吃？
那件事没有导致实际的后果，但几天之后，房管科的人在附近剃了一个三七开的西式头，他刚刚从剃头店出来，便迎面撞上了柴杏花——那天柴杏花豪气万丈，刚从酒厂批发了一瓶老酒，让他撞了个正着。
房管科的人说，好，很好。他没有忘记去安抚一下自己刚剃的西式头，这使他下面要说的话，显得格外的深思熟虑。他说，你们拖着国家的钱不缴，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暗地里贪图享受，迷恋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他停顿了一下，然后道：这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
这句话比较严重，而且我们都听得懂。
在我的理解中，似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比如陈医生的鸭舌帽，隔壁教授家的破沙发和沈家阿婆怀里的黑猫；比如电影里的敌特分子，总是有啃不完的鸡腿；比如眼前的这位房管科的年轻人，他的三七开的西式头和捋发时暴露出来的上海牌手表，这些都是我理解中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同学送我一缸小金鱼，母亲也批评我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是个半文盲，但这样的长式句子表达起来，居然没有问题。
那天，房管科对柴家下了最后通牒：分期还清。
柴杏花为此卖掉了一只五斗橱和一块手表。
卖掉这只五斗橱的时候，她哭得比较汹涌。按理说，卖手表的事应该远远大于卖五斗橱，但卖掉手表时，我们无法看到她的悲伤，她卖五斗橱时，如丧考妣的模样我们都看到了。邻居们围着她，也围着这只绛红色的五斗橱，陪着她一块儿伤心——这给我一个奇怪的图景，令我有强烈的出殡的感觉。
后来，九州跑出来，哭声都停止了，九州让大家把这只五斗橱放下来，他有一种小大人般的镇定，他说放下来，居然是放了下来，一个又一个拉开抽屉，在其中一个抽屉里发现了他的一颗花芯的玻璃弹子。
他对九江说，果然。
在城北的那段早年的时光里，我和九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两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九江的个子很快超过了我，我还在原地踏步，虽然我也是在长个，但是那个微弱的区别，无法与外人道。但是我的年龄又比九江大，心智好像也成熟一点。所以，在这个关系里，我一直占据着主导的位置。我说去林场捉金虫好不好？好。我们去河边玩水泥船好不好？好。
我的所有的建议都会在他那里得到热烈的响应。
我觉得当时我们都像原始人，夏天躺在门板上，像远古人类一样对天地宇宙做出自己的思考。
没有十万个为什么，只有胡思乱想。
有人告诉我，有一个地方的海深得无底，就像宇宙无边。这可把我的小脑袋想坏了，我在想啊，如果我往那个海里扔一块石头，那么这块石头始终在下沉？而地球又是圆的，这些石头又从地球的另一端的海面上，一个个泡泡似的跳出来？不可能，但是我很愿意相信，这很挑战我的想象力。
九江是个傻瓜，是我的忠实信徒，而他的弟弟一直不理我，也不理别人，向来恶毒地看这个世界。
我做过矿石收音机，还用雀牌面友盒做过耳机，裹在被窝里听，听“美蒋女特务”在呼唤岱山空军投诚，什么路线，什么右翼摇三摇，我让九江听，九江听得心惊肉跳。我让他发誓，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否则公安局会拿着扫雷器一样的东西找到我们这个院子里来。这个巨大的秘密把九江压得透不过气来，寝食难安，形迹可疑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实在扛不住了，去掐鸡的脖子。
他弟弟说，你疯了。
不久，他的父亲，我们亲爱的小王叔叔从电厂的码头边捡到一只人字拖的海绵拖鞋，据说是对岸三民主义的宣传品。一只海绵拖鞋有什么用呢，没有用。但这是一次奇遇般的经历，小王叔叔觉得有必要捡回来与大家分享，并对祖国的宝岛做非常有限的想象。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见识过海绵拖鞋，我们夏天穿的都是木屐，木屐在石板地上噼噼啪啪地响，在我此刻回想的充满暮色的情景里此起彼伏。
柴家在香港、台湾有亲戚，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虽然并不一定在他们家庭成员的履历表上体现出来。在那个两岸远未解冻的情况下，一只彩色的海绵拖鞋也足以让小王叔叔做遥远的念想了。
后来，那只诡异的拖鞋一直被扔在他家的屋顶上。
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到我自己的舅舅。两个都是国军军官，一个在台湾，一个在东北，后者战后被俘，被关押在东北劳改农场。关在劳改农场的舅舅，在给我母亲的信中，巧妙地引用毛泽东的诗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那时我还不能领会他对家乡小镇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