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问 你觉得2020年中国最大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答 我觉得中国亳无疑问是面临着非常多的机遇。但是中国也同样面临着世界其他地区所发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有近14亿的人口，而且相当多的人口还是处于贫困的状况，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还是要脱贫。脱贫之后，中国人的需求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一样，比如说养老金和医疗。今天，新闻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我们可以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情况。如果有人生病了，在这里治不好，在另外一个国家却可以治好的话，大家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的。所以我的观点，至关重要的就是为这些贫困的人口脱贫。这就意味着，企业界、房地产、经济活动要传播到中国的各个角落。不能一个地方的人什么都有，而另外一个地方的人什么都没有。一旦帮助这些人脱贫，就像启动一台机器一样推动中国的发展。为他们脱贫之后，会创造更多的内需，创造更多的行业、企业。有更多的融资，大家富裕了之后，也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在欧洲就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美国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欧洲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们必须要建设城市，并且要帮助人们脱贫，重建工业。在这个过程当中，欧洲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想通过推动经济增长，中国将来可以发展到我们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要为自己鼓掌，因为未来60年要靠我们自己。
问 我的问题和移民有关。现在上海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但是还有很多人出国，大家担心空气污染，食品安全，还有教育的问题。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机会，接受更好的教育。您是不是鼓励这种移民的现象，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 我想有两类移民。一类是孤注一掷的移民，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国家已经无能为力了，像从非洲到欧洲的移民以及从拉丁美洲到欧洲的移民。但是现在拉丁美洲的情况更好了，他们已经不再移民了。也有东欧国家的人向欧洲其他地方移民的情况，对于这种孤注一掷的移民，你只能支持他，否则的话，这些人就死掉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活下去了。还有一种类型的移民，是和梦想有关。我要到美国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可以到美国去读哈佛，可以找到巴菲特，可以找比尔·盖茨，然后三个人组织一个东西，就可以发大财，这就是做梦。但是现实来看，如果说你想到海外学习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找一个好的地方，要确保你能够被接受。如果有人跟我说，我的儿子要上哈佛，我说很好，这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如果最后跑到底特律商学院，那我就会说，中国还有25个比底特律商学院更好的商学院，也许有30个，而且更加国际化。这取决于你的移民目标是什么。另外到欧洲去找工作，这也不是一个正确的目标。有一些欧洲人想到中国来，我就跟他们说，你不要说跑到浦东直接就想做事情，你必须要先认识人，进入一个社交网络，如采说你能进入一个网络，那就没问题。比如说像一个中欧的校友网络，这个网络当中的人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如果说你要去学习，或者是读书，比如说你到哈佛，你可以争取奖学金，这是可能的，这也是一件好事，然后毕业之后也可以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这是肯定的。但还是要在一个网络里来做事情，而不是说一下子跑到波士顿，然后人生路不熟地去撞运气，这肯定是不行的。
问 讲到2020年的时候，您预测了很多好的东西，您有没有看到一些要警示或者说要发生危机的东西？
答 在我非常年轻的时候，我就成为了我在欧洲工作的那个学校的高级副院长。在当时我还不知道教授的工资，我还从来没有进过院长的办公室。你肯定很奇怪，我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为学校的二把手，但是我的工资很低，而且我也不知道教授的工资是多少。进了这个岗位之后我就知道了大家的工资，我很吃惊地看到教授的工资那么低。在那个学校里我们有一个政策，就是教授必须要花25%的时间教学，25%的时间研究，25%的时间来给学校提供服务，还有25%的时间可以去公司里面做董事或者是为公司做一些项目、咨询等。而他们作为咨询顾问或者是董事，他们的钱必须要交给学校25%。我发现他们的工资很低，很多教授还给学校的，比学校给他的工资还多。所以这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一套系统，这是很有价値的制度。同时我发现很多的教授孩子很多，工资还那么低，我就在想，如果将来这些人退休了，他们的养老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还面临通货膨胀的危机，欧洲当时每年的通货膨胀达到了20%～30%。所以，我决定要给这些教授们建立一个养老金计划。我找到了我能找到的最强大的银行，然后我跟他们说我要跟你谈一个养老金计划，我们学校每年会往里面放钱，这是我们学校教授的名单，我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利率。他们说是什么样的利率呢？我说如果说通胀率是25%的话，按理说利率要超过25%。但是你只需要给我14%，但是必须是固定的。他们说我们可以给你更多，但是必须是可变的。我说你就给我固定的14%就可以了。最后谈下来就是一个14%的固定利息。后来通胀率下来了，消失了。拥有14%的固定利息的养老金成长了30年的时间。有这个养老金之后，教授们退休的时候就会有很多钱。我想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危机，比如我们经历过房地产的泡沫。我们经历过多少房地产泡沫呢？在我一生当中，我看到过三四个。我说我不太相信的是你今天买一个房子，明天就可以卖掉挣大钱。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你想给你的孩子们留下点什么用于未来的话，比如房子，那么一定会是很保值的。所以，你们需要做的就是要实现你的储蓄的多元化，并且用到不同的渠道，而且要有长远的思考，不要总想着挣短线的钱。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危机，通货膨胀的危机，房地产的危机，货币贬值危机，但是我们必须要通过多元化的方式来保护我们自己。
（2013年12月7日）
上海自贸区：期待成为制度建设的“智库”
◎许斌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副教务长
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副教务长。1986年和1989年获复旦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中欧之前，许斌博士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他还曾任教于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许斌博士的研究着重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战略，以及新兴市场的贸易和金融问题，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国内知名刊物，并著有《国际贸易》一书。许斌博士目前担任《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期刊》编委，亚太国际贸易研究会理事。许斌博士在中欧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国际金融。他曾受邀为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高管做关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演讲。许斌博士是2009年度和2010年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教师奖获奖者。
上海自贸区挂牌已近一个月，很多学者发表了精彩的看法。我在梳理重要内容的基础上，就大家期待的问题分享一些个人分析和预判。
一、意在国际突围
（一）美国“3T战略”提高了新一轮国际经贸的门槛，自贸区是中国政府的主动反制
自贸区覆盖了上海沿海的四个区域，而积只有28平方公里。为何要在此时建一个面积如此之小的自贸区？有观点认为，它来自国内国际双重压力，我认为，自贸区首先意在国际突围，是对美国“3T战略”的反制。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发达国家地位有所下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地位则显著上升。美国希望推出中国为全世界买单，“G2”的说法甚为流行，即中美两个国家共同主导世界，但清醒的中国政府从未认可。而美国的智库为其赢得新一轮全球经济主动权提供了新战略，我称之为“3T战略”，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大西洋贸易合作伙伴关系（TIPP）、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TISA）。这一战略覆盖全球80%的GDP，形成了对中国的孤立。中国政府主动用上海自贸区作为手段来突围，是应对国际经济新形势的战略棋子。如同围棋中后落棋的选手不一定会输棋，上海自贸区就是我们对美国经济包围的反制。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新加坡、新西兰、智利和文莱四国在2005年发起成立。2008年美国看到它的可利用之处，便宣布加入谈判并成为主导力量。日本对很多产业实施保护，但在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压力下，日本壮士断腕，2013年宣布要加入打破保护的TPP谈判。最近韩国也告知中国它将参加TPP谈判。目前谈判国家已达12个，预计在2014年可能达成某个协议。
为何TPP如此重要？回顾一下世界贸易变化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了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其主要任务是经过一轮轮的全球谈判，把商品贸易的关税降下来。1990年代后，商品贸易关税降到一定程度了，在GATT的最后一轮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贸易组织主要是继续推进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同时要顾及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在2001年入世。但WTO的多哈回合陷入了僵局，各国的国家利益找不到交集；延宕多年后，失去耐心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就“另起炉灶”，热衷于建立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即自由贸易大区（FTA）。在TPP之前，各国之间已经建立了很多FTA协定，TPP应该是FTA的终极版，它把所有规则都提到最高高度，涵盖农业、劳工、环境、政府采购、投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等诸多领域。由于美国的经济自由度髙于其他国家，因此美国挥舞TPP大棒，设置髙门槛，要把全球贸易和投资纳入到它所制定的新规则体系中。
TISA，全球服务业贸易协定。服务贸易虽然是也在世界贸易组织管理之下，但其自由化的进展一直不大。所以美国和澳大利亚经过世界贸易组织同意发起了TISA谈判，主要是采用负面清单的谈判方式来达到服务贸易自由化。目前已有近50个国家参加谈判，最核心是全面给予外资国民待遇，即任何国家要将给本国企业的所有好处同样给外资企业，特别是取消合资企业外资控股限定。比如外资在中国投资银行保险业，单个企业不能超过20%的股权。这样的约束在TISA不被允许。TISA也是美国设置的高门槛。
（二）中国发展突破了经济学上的“中心—外围论”。应对BIT谈判，只有进一步开放
发展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理论叫“中心—外围论”，也叫普雷维什—辛格命题。其核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经济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发达国家主要做制造产品，发展中国家主要做初级产品，由于两种产品的技术进步收益不同，发达国家处于有利的中心地位，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不利的外围。这个理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火，以至于它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经济政策的指导方针，引导它们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实际是闭关锁国，效果不如人意。同一时期直至20世纪70年代是亚洲四小龙腾飞时代，它们通过出口导向战略取得了成功。中国在1978年开放后采取的恰恰是出口导向开放战略，在开放中积极引进外资，也引进了很多管理和技术。我认为，中国既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即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又在引进外资中建立了新的比较优势，即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完整的供应链。这样，中国成功地突破了所谓的中心—外围论。以入世为标志，中国在世界经济的博弈中突破了外围，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吸引很多外资企业将制造业生产外包到中国。在这场博弈中，我相信中国是赢家。中国也从1978年开放初的低收入国家跃升为高中等收入国家，并展望在203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当然前路不会平坦，因为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
1980年以后，中国外贸飞速上升，但如今的近五年却在朝下走；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GDP占比，1994年达到髙点后逐渐下降；中国对外投资总量，在金融危机后增长迅猛。所以，对中国来说，国际投资重要性越来越大。既要想办法吸收更多高端的外国投资到中国，又要想办法让3.5万亿外汇储备通过对外实体投资形式走出去。买美国国侦的收益率只有1%，如能买国外优质的公司矿产等资产，收益率就会大不同。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和美国进行了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即BIT。2008年启动，经历了九轮技术磋商，但没有结果。美国当然希望突破中国投资壁垒，在金融、养老、医疗等行业切块进糕，但中国更加希望能到美国投资，因为那里法律制度健全，投资安全性、回报性非常高。在今年7月份进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主动表示愿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和美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我认为这是中国政府高瞻远瞩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