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妈，我儿子老出息了。北京那么大，你能有张床睡，不得了。”
2008年，我从辽宁一所专科学校毕业后，直接分配到了北京。在三元桥旁边的一家外资连锁酒店，当上了门童兼泊车小弟。
前三个月是实习期，酒店提供工服和宿舍。有员工食堂。每天工作八小时。早班是七点到下午两点，中班两点到晚上九点，晚班九点到第二天早上七点。
刚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奥运会，酒店里天天满员，我稀里糊涂地接受过培训，就上岗了。每天帮客人拉门，小跑着帮客人取车，点头哈腰的工夫里，挣了不少小费，其中还有美元欧元。我从小在丹东旁边的镇上长大，爸妈是普通工人，都没见过什么世面。我们那儿唯一的西餐厅，老板是新疆人，意大利面做得和拉条子一样。猛地到了这么大的北京，感觉视力都下降了，看什么都有点儿散光。
工作三个月后，我转了正。工资3000多，夜班有加班费。住在酒店提供的宿舍里，八人间，上下铺，和我之前在大学时的宿舍差不多。当时，我自我感觉挺好的，我爸妈的感觉比我还好。我妈知道我顺利转正以后，在电话里激动地嚷嚷：“哎妈，我儿子老出息了。北京那么大，你能有张床睡，不得了。”
从那之后，我当了整整四年的门童。中间加过两次薪，升了一次职，升成了门童领班。
但我也从最开始的兴奋劲儿里回过神来了。刚来的时候给自己打的鸡血，渐渐随着小便排出了体外。
工作辛苦是理所应当的，但让我糟心的是住宿环境实在恶劣。我们那个员工宿舍，设在地下二层，紧挨着停车场，冬天风一刮起来，四周一片鬼哭狼嚎。夏天闷得像蒸笼，空调装是装了，但只通风不制冷。八个小伙子，每天累得像狗一样，回来也就只为睡个觉，没精力也没心情收拾。
所以，我们把宿舍住成了细菌培养皿。头油卷着脚气，百年不晒的被子里裹着体臭，桌子上的泡面吃完了永远没人扔，直接往里弹烟灰，烟灰烧着了就倒啤酒，一个泡面盒从中间切开，就是个三层的提拉米苏——里面什么都有。
每个月的工资，攒下来一些，再加上吃点儿喝点儿，买包烟，日子过得很紧张。有时候刚在楼上领了工资，3000多块钱，美滋滋下楼往宿舍走，琢磨着晚上点俩腰子再加瓶啤酒。但一抬头，总是先看到宿舍旁停着的豪车，奔驰或是宾利什么的。摸摸兜，再摸摸那些车，总感觉兜漏了，漏了个大洞，爱与和平之类的想法，都从这个洞里漏走了。
我的师傅是个北京人，姓王，我们后来都管他叫王牛郎。
王牛郎家住南城，中学辍学，爹妈都懒得管，自己在街面上混了好多年，最后来酒店当了门童。我刚来的时候，他是带我的师傅。刚来的门童，基本上排的都是夜班，因为实习期不用给加班费。王牛郎那时候因为和客人有一点儿纠纷，被投诉了，所以也被罚了一个月夜班。
我俩开始守夜班的时候，已经是秋末冬初了。夜晚的北京，没了白天的人气，还是挺冷的。我们酒店很没有人性地规定，门童必须在门外值岗，不能进大厅。
有一天夜班，我俩在门外冻得哆哆嗦嗦的，我向王牛郎抱怨工资不够花，王牛郎无私地向我传授了要小费的秘诀。
“你得把自己当成一要饭的。”
“啊？”
“要小费就是要饭，人给你的都是零钱嘛。你观察街上要饭的，为什么有的要饭的能要到钱，有的要不着？”
“因为不够可怜？”
“错！都要饭了，比可怜谁他妈不可怜啊。就像咱俩，冻得跟孙子似的，戳这儿，随时准备给人开门儿。这大半夜的，街面上除了野狗就是野鸡，哪儿有正经人，但咱还是得这么熬着，可怜不可怜？”
“可怜。”我都快哭了。
“光可怜，你照样要不着钱。想要小费，你得恐吓客人。”
“啊？”我又愣了。
“你看，咱们这酒店，一晚上2000起，这帮人，眼儿都不眨地住进来了，还住得倍儿美，倍儿坦然，大床上一躺，感觉自己人上人了。那为什么进这门儿的时候，连十块钱小费都不愿意给？因为他们觉得没必要，丫没觉得咱们是人，装没看见咱们。就像那些要饭的，你要你的饭，我走我的路，两不相干，这种情况，让人给你钱？人掏兜儿都嫌麻烦。”
“那怎么办？”我痴痴地问。
“你得让他看见咱们，还是拿要饭的举例子：你想装没看见，接着往前走，架不住我上赶着抱你大腿啊。”
“……那我也得抱客人大腿？”
王牛郎翻了个白眼，“你这孩子，长颗头就是为了显高啊？举一反三。咱干吗的？咱是门童，咱负责开车门，拿行李，帮客人泊车。咱服务是隐形的。开车门的时候，你能跟客人说上话；拿行李的时候，你能给客人帮上忙；泊车取车的时候，你简直跟他们都快成一家人了，多少男的把车当媳妇儿供着啊，人媳妇儿都交给你了。这你还能要不着钱？”
“可有的时候，我给客人开车门，客人都不看我。想拿行李吧，客人说不用麻烦你了。把客人车开回来的时候，别说要小费了，有的客人，我车还没停稳呢，他就冲上来开走了，连声谢谢都没有。”
“所以我说，你得恐吓客人。客人不看你，你看他呀。你就觍着脸直视他，你脸上可以笑，但你眼睛得说：‘孙贼，是你爷爷我，给你开的车门哟。’客人不让你拿行李，说不麻烦你了，你该拿拿，麻烦啥呀？老子收费的。平时找小姐，小姐自己都脱光了迎着你上来，你丫会说不麻烦你了吗？车取回来了着急走的，那就是不想给你钱，你干吗让他上车？你得先把他困车门口，你给他介绍一下：‘先生，车的暖风我已经帮您打开了，您下车前收听的音乐我已经帮您继续播放了。车窗现在开了一个小缝，有助于空气流通。祝您一路平安。’话说到这份儿上，孙子还不掏钱，那就变脸，直接用眼神鄙视他，您住五星级酒店，大浴缸里泡澡，就算洗脱了皮儿，也是便宜货。开着破车赶紧滚蛋吧您哪。”
我被王牛郎一长串靠脏话堆积起来的经验说晕了，价值观像坐过山车一样上上下下。
“师傅，你现在一个月小费能拿多少啊？”我问出了我最想问的问题。
王牛郎一脸高深莫测，“不提不提，师傅我志不在此，挣多少小费都是白饶的。”
我很喜欢王牛郎，他说的话，我都当真了，也开始这么干，小费果然比从前拿得多了一些。不过有时候我直视着客人，用眼神传达“我要钱”的时候，客人脸上会闪现过一丝尴尬，掏钱时特别不情愿，仿佛这五块钱是他这辈子最心疼的一项支出。
又一个夜班，我和王牛郎站在大风里，我跟他说，感觉自己最近确实像在要饭，有点儿没尊严。
“你得这么想，谁他妈又不是要饭的呢？”王牛郎扯着嗓子说。
“你觉得你跟客人要饭。客人住店钱哪儿来，不也是卖命要饭要来的？前厅经理管咱们，他也是跟大堂总管要饭的。总管跟董事长要饭，董事长牛逼吗？美国总部一来考察，丫鞍前马后急得跟猴儿似的，就差人家上厕所，他帮着舔屁股了。他不是要饭的？你放眼全中国，谁，不是要饭的？都他妈是要饭的。人活一辈子，就是吃今天的食儿，要明天的饭。”
王牛郎说的话确实很有道理。
但在那个零下5摄氏度的夜里，王牛郎说完这番话以后，我觉得更冷了。我那时候想，为什么我觉得人活一辈子，除了要饭，还应该要点儿别的什么呢？
转眼到了春节。
酒店里一到春节，专门来吃饭的客人就多了起来。因为过节，大家比较放松，所以这段时间里，醉酒的客人特别多。深夜零点一过，一群群醉鬼勾肩搭背地从大堂里穿过，呼天抢地地冲到大街上。这种时候，挣小费也容易得多，上去帮他们开个门，或者帮他们叫辆车，有的客人就把我当兄弟了。
有一天，一个喝多的客人，司机开车来接他，我只是把他扶进车里，提醒他别磕到头，这位客人就拽着我衣领子不松手，从兜里拿出一个红包，抽出一张100的，塞我手里，“一拜高堂！”又抽一张，“二拜天地！”又抽一张，“永结同心！”他把钱紧紧塞我手里，迷迷瞪瞪地瞪着我：“叫大哥。”
“大哥。”我一点儿都没犹豫。
大哥亲了我脸一口，毫无理由，毫无防备，“亲弟弟，亲的。爱你。明天见。”
三百块钱认来的哥哥就这么走了。
后来我再没有见过他。
初五那天的后半夜，大批醉酒的客人离开后，我和王牛郎发现酒店不远处，有一个落单的醉酒客人。
我俩算了算客人离我们的距离，按酒店规定，酒店正门五十米范围内，有客人出现什么问题，我们都要上前询问，但五十米范围外，客人就算是当街撒钱，我们都不能脱岗冲上去捡。
那天的客人，站在离我们五十米外的一棵树下，抱着树吐。我和王牛郎远远观望着。
客人吐完，站起身，开始解裤腰带，解开后，手里拎着裤腰带，对着树小便。完事儿，客人抖了抖，然后开始摸摸索索地紧紧抱住了树，过了一会儿，客人晃悠着离开了。
客人在视线里消失后，王牛郎咧着嘴笑了。他回头看看大堂，确定前台值班经理不在，然后转头说：“跟我来。”
我俩小跑到客人尿尿的树下，都笑了。
那哥们儿把裤带系在树上了。
我俩看着树上的裤带，一通傻乐。脚下那人留下的一泡尿，缓缓地冒着热气。
王牛郎把裤带解下来，放手上看看，“登喜路。”
王牛郎把皮带递给我，“你留着用吧，也有个名牌儿了。”
我推让回去，“师傅，你发现的。”
王牛郎一脸大气的表情，“我不用这个，我有好的呢。”
王牛郎解开大衣，把棉袄往上一撩，露出一条皮带。皮带中央有亮闪闪的logo。
“看见没有，万宝龙，贵族品牌。登喜路那是乡镇企业家用的。”
重新站回酒店门口后，王牛郎向我讲了这条贵族皮带的来历。去年夏天，那时候我还没来，一个香港老太太出了酒店门，问王牛郎附近哪儿有药店。她嗓子很不舒服，想去买点儿药。王牛郎立刻劝老太太回大厅歇着，他一路小跑，顶着北京夏天正午的大太阳，跑了一站地，给老太太买回了川贝枇杷膏。后来老太太临走的时候，在酒店一层的礼品店，买了这条皮带，送给了王牛郎，还留给王牛郎一个电话号，让他去香港的时候去找她。
“那是哥们儿我离成功最近的一次。”王牛郎说。
王牛郎向我讲述了他的偶像，中国门童界的一个传奇人物，姓李。据说是真人真事儿。李传奇年轻的时候，在北京饭店做门童，职位虽低，但目光高远。李传奇对每一个入住的单身大龄女客人都非常关注，小细节上嘘寒问暖，大方向上直奔主题。最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富有老太太看上了他，把他带到了美国。老太太过世之后，留给了李传奇大笔的遗产。那笔钱多到李传奇花都花不完，只好拿出来做慈善了。
王牛郎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述着李传奇的发家事迹，口水直往我脸上喷。
“那你当时送完川贝枇杷膏，怎么不接着送点儿别的？”我好奇地问他。
“当时我有点儿浮躁了。还是年轻，天眼还没开。我琢磨着这老太太是老，但又没那么老，你说我跟着她走了，就算是为爱闯天涯吧，万一处上十年二十年，姐们儿始终不挂，这日子我怎么过？牙碜不牙碜啊？这么一想，就了。要不然，现在已经以港胞身份回来，满世界地给多动症儿童捐钱呢。”
“后悔吗？师傅。”
“你摸摸我静脉，这里面流的都是恨呀！”
工作的第三年，王牛郎依然坚守在门童的岗位上，并没有遇到愿意带他为爱闯天涯的富有女性。而且，因为他常常替这些女客人跑腿，每年一次的升职评测里，按资历应该是他升职，但因为他的多次无故脱岗，上面把我升成了领班。虽然看起来我比他职位高了鼻屎那么大一点儿，但在我心里，他始终是我师傅。
也是这一年，我从员工宿舍里搬出来了。
同宿舍平时和我处得不错的两个哥们儿，都有了女朋友，希望搬出去住，找个房子合租。他俩在西坝河找了套房子，看完房回来，说那房还有一间在出租，一个月500，劝我也去看看。
去看了房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个月500。那房一室一厅。我俩哥们儿一人住卧室，一人住客厅。劝我租的，是阳台，一个月500。阳台是一个飘窗，单人床架在飘窗上，床旁边就是木板搭的墙。想在这个空间里灵活移动，得练就一身芭蕾舞演员的功夫。
但这阳台我还是租了。因为看房那天，是个大晴天。穿过木板隔起来的过道，打开临时搭建的简易门，就看见整个阳台阳光灿烂。在地下室住久了，想到能晒着阳光睡一觉，我激动得腿都有点儿软。这房在二楼，飘窗下，正对着小区里的花园广场，树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着，广场上，有遛小孩儿的妈妈三三两两聚在一块儿，聊着天。小孩儿们的笑声不远不近地传来，撞在玻璃上，轻轻脆脆的。
正式搬过去的那天，我刚好值完夜班。穿过小区里正准备上学上班的人群，爬上二楼，打开门。把衣服脱了，我光溜溜地躺到床上。阳光把我冻了一宿的肩膀、膝盖、脚指头，通通透透地晒了一遍，全身都在渐渐回暖。我听着窗外的鸟叫声、风声，全世界跟暂停了似的那么安静。
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又想起了我妈电话里说的那句话：北京那么大，你能有张床，不得了。
我心里也在想，这张床太舒服了。我再也不想下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