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用药之弊也，始于执流而忘源，信方而遗理，泥成方之验，不解随人活泼，胶章句之迹，未能广会灵通。王太仆曰：粗工偏浅，学问未精，以热攻寒，以寒疗热，治热未已，而冷疾顿生，攻寒日深，而热病更起，热起而中寒尚在，寒生而外热不除，欲攻寒，则惧热不前，欲疗热，则思寒又止，岂知脏腑之源，有寒热温凉之主哉！夫药有君臣佐使，逆从反正，浓薄轻重，畏恶相反，未得灵通，而漫然施疗，许学士所谓猎不知兔，广络源野，术亦疏矣。君为主，臣为辅，佐为助，使为用，制方之原也。逆则攻，从则顺，反则异，正则宜，治病之法也。必热必寒，必散必收者，君之主也。不宣不明，不受不行者，臣之辅也。能受能令，能合能公者，佐之助也。或击或发，或劫或开者，使之用也。破寒必热，逐热必寒，去燥必濡，除湿必泄者，逆则攻也。治惊须平，治损须温，治留须收，治坚须溃者，从则攻也。热病用寒药，而导寒攻热者必热，如阳明病发热，大便硬者，大承气汤，酒制大黄热服之类也。寒病用热药，而疗热去寒者必寒，如少阴病下利，服附子、干姜不止者，白通汤加入尿、猪胆之类也。
塞病用通药，而导通除塞者必塞，如胸满烦惊，小便不利者，柴胡加龙骨、牡蛎之类也。通病用塞药，而导塞止通者必通，如太阳中风下利，心下痞硬者，十枣汤之类。反则异也。治远以大，治近以小，治主以缓，治客以急，正则宜也。轻清成象，重浊成形，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脏，清中清者，荣养于神，浊中浊者，坚强骨体，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气为阳，气浓为阳中之阳，气薄为阳中之阴，薄则发泄，浓则发热，味为阴，味浓为阴中之阴，味薄为阴中之阳，薄则疏通，浓则滋泄，亲上亲下，各从其类也。畏者，畏其制我，不得自纵。恶者，恶其异我，不得自知。畏恶之中，亦可相成，在因病制方轻重多寡之间也。至于相反，两仇不共，然大毒之病，又须大毒之药以劫之，虽相反之中，亦有相成之妙，神化在是，顾良工用之耳，奈何近医舍至灵至变之玄理，而执不灵不变之成方，果若斯之奇，则上古圣贤，千言万卷，只为赘余，而今之学人，神圣工巧，一切可废矣。不知方之为言，仿也，仿病而有方也。其将立也，因是病而后成，融通不滞。其既立也，非是病则勿用，确然难移。是以《素问》无方，《难经》亦无方，非无方也，为仿，为活法也。汉世才有方，为借于仿也。今奇方疗疾，倘果可以发无不中，则昔者轩、岐、扁、仓，神灵之智，慈济之仁，岂不及此，何不每一病，只立一方，使后人彰明显著，用无不当，而乃广为昭析，多立文词，以累后学，纷赜难穷，效无十全哉！虽然，方不可泥，亦不可遗，以古方为规矩，合今病而变通，既详古论之病情，复揣立万之奥旨，或病在上而治反在下，病在下而治反在上，病同而药异，病异而药同，症端蜂起，而线索井然，变现多危，而持执不乱，诚为良矣。倘此旨未达，逐症寻求，既治其上，又攻其下，既疗其彼，复顾其此，本之不揣，药无精一，如着百家衣，徒为识者笑，救头救脚之讥，宁能免夫。要知一身所犯，病情虽多，而其源头，只在一处，治其一，则百病消，治其余，则头绪愈多，益增别病。盖古今亿万人之形体虽殊，而其相传相成之脏腑、阴阳则一，百病之害人虽异，而治法不外乎气血虚实之间，虚实既明，而寒热亦在其中。正强邪盛者，亟祛邪以保正，正弱邪强者，亟保正以御邪，务使神气勿伤，长有天命。盖岐黄仁术，原重生命以治病，故每重本而轻标，何今之人，徒知治病而罔顾生命，每多遗本顾末，不惟不胜治，终亦不可治也。故能于虚实寒热邪正处灼然明辨，则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亦痊可。发舒阳气，以生阴精，滋养阴精，以化阳气，或养正而邪自除，或驱邪而正始复，或因攻而为补，或借补为攻，治千万种之疾病，统不出乎一理之阴阳。苟临症狐疑，不知所重，姑以轻和之剂，以图万一之功，昔有直入之兵，焉望捷得之效？因循待毙，亦何异于操刃杀人！此皆不求至理，徒守成方者之误也。
论医者病家得失
夫医也者，近之治身，消患于未兆，远之治人，广惠于无穷。然非研求《灵》、《素》，得心应手，勿能及也。至于病者听医，犹听神明，然医良而听之，宜也。若学术未工，则自信不确，而病家疑信居半，尤宜然也。但病有浅深，则效有迟速，倘病在腠理，而不奏功于附应，诚罪在医术之庸，若势近膏肓，效安期于旦夕，旦不效夕更，夕不效且更，则虽有神圣，亦不能尽其技矣。故天下不尊医，医亦不自尊，病家急而求医，医亦急而求术，古之人艺精而试，今之艺试而精，古之人以法治病，今之人以病合法，古之人因症处方，今之人以方处症，殊不知先贤徒详病情，不设方剂者，盖不欲以一定之迹，应无穷之变也，因庸下者，苦于莫窥玄奥，证治无从守式，于是汉世以降方法繁与，如奕之有势，反正逆从势之用也。运气不济，古今易辙，风土异宜，强弱异禀，贵贱异境，老少异躯，新久异法，内外异因，局之变也。若执一定之势，以应千变之局，其有不败者几希！故贵学人，熟详天地阴阳，参透生人原始，如何生发之机无穷，如何化源之机乃绝，如何而诸危症可以回生，如何而诸轻症得以变重。立定大纲，统其要领，脏腑经络既明，标本虚实识透，始由至奇至繁至远之文章，终归最平最纯最近之一理，千变万化。《经》所谓一言而终也。
论富贵贫贱嗣育得失
富贵之家，衣食有余，生子常夭；贫贱之家，衣食不足，生子常坚者，何故？盖贫家之子，不能纵欲，虽拂意而不敢怒，富家之子，得纵其欲，稍触便怒，怒多肝病多，肝木乘脾之患始矣。是以贫家之育虽薄，而成全反胜于富家，其暗合育子之理有四：薄衣淡食少欲寡怒，一也；无财少药不为庸医所误，二也；在母腹中，劳役不息气血动用，筋骨坚实，三也；母既劳役，胞络转运，多易生产，胎病稀少，四也。谚云：见哭即歌，不哭必偻罗。言虽鄙而切当，岂知啼哭者，小儿所以散惊泄热，去风除寒，化食行气之端也，故渔户人家，生子必多，筋骨坚实，盖由母寒子寒，母热子热，在胎之时，风霜暑热先已备尝，出胎之后，肌肉苍浓，筋骨坚持，邪不能袭。富贵之家，丰衣美食，肢体脏腑，无不娇嫩，先天既禀柔脆，后天从加饱暖太过，外感内伤接踵为如甲药消磨，其困益增，譬如阴地草木，不见风日，何能秀郁耶，纵得成人，一生多病况藜藿则肠胃坚浓，小饮则元精不淆，多忧则神气掌敛，寡欲则淫毒鲜少，而膏粱者，俱不能及也。
评赵氏医贯说
谚云：秀才学医，如菜作齑。以其明于理，而易过于医，医与儒皆不外乎一理也然运用枢机，主宰一身者，皆心也，故古圣贤，养心正心明心，千言万语谆谆，独重乎心，以心为主，而医家亦以心为君主之官也。独赵氏一书，强引《内经》“十二官危”之一语，反复立论，独尊命门以为君主，其历陈气血之根，生死之关，生人之本。却病之原，真假之象阐发殆尽，诚有功于医学人不鲜矣。但古圣贤俱以心为主，赵氏独尊命门为君主，而欲外乎心，医与儒竟二途矣。鄙见于此，不无窃有议焉。盖古圣贤，以心为主者，以修身立行起见也。赵氏以命门为主者，以尊生立命起见也，此正赵氏之济世一片苦心，强引之而主之，盖人为万物之灵者，伏此心也。故《经》曰：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但肾主智，心主思，心之气根于肾也。心知将来，肾脏已往，不失神明闲脏之职也。卧以入阴，心之神通于肾也，离属阴而配水，火属阳而配水，然水生于金，能复润母燥，火生于木，反能害母形，故易以离人为兵戈，火上有水为既济，水在火下为未济，明其水火不可相离，阴阳互为其根也，递相济养，是谓和平，摄处稍偏，灾害立至。故夫人生于天地万物，统不外乎阴阳，水火者，阴阳之迹也。偏尚不可，敢孰为之轻，孰为之重乎，且觉悟庶类，聪知聪明者，皆心也，肾能之乎，故《经》曰：心为君主之官，信不谬矣。况相火之动，多由乎君火，相字之义，更不虚也，但心之能神，若无真阴上奉，其能之乎，犹之虽圣明在上，而必以民为邦本也。由此观之，则心为言主，而肾为之根，尊卑之义昭然。但利害之机，实休戚相关见，且无情之草木其花叶荣茂，必赖乎根本培固而始能，况人禀气血有情，五行具伐之体，可罔顾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之义存焉。
先天根本论
